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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自述及采访记

 

采访者:马萧

采访对象:杨子立

采访时间:2014年10月8日



【受访人简介】:杨子立,1971年出生,回族,北京人,政论作家,“传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1993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力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8月,参加“新青年学会”,讨论社会及政治问题,2001年3月被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4月被正式逮捕。2003年5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8年。同年11月,上诉被驳回。2009年3月,刑满出狱。

(以下内容摘自杨子立看守所回忆录,并整理成稿)



(一)

2001年3月13日,我参加完奶奶的葬礼,从河北老村的老家赶回北京。就在我家楼下,国家安全局的警察守候在那里。

他们将我带上警车,在车上,向我出示了由安全局签发的拘传票。警车一路开到大红门附近,停下来,我从车内看到门口的牌子:“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那里已经等待了许多人,有穿警服的,但大部分是便衣,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相机,冲着我拍照。后来我才知道,逮捕人之前要先拍照录像,这是警察的办案程序,并且越是重要的人,记录的内容越详细。

过了一会,警察拿出一副手铐,给我带上,让那些警察接着拍。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我有点像一位英勇赴难的勇士,这副神态惹得现场那些年轻的女警察都笑了,这种笑容深处隐含了些许善意,冲淡了现场绷紧的气氛,我的心情不由得有点放松下来。

拍完照,他们便把我领进铁门,里面是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的主楼。一进大楼,迎宾墙上有6个醒目的大字:“对党绝对忠诚”。一路把我带到收审室,在这里,警察拿出一张拘留证,让我签字。我一看拘留证上涉嫌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开始以为是关于民主党组党的事情(笔者注:此前,杨子立曾在一份民主党组党声明上签过字),我没有犹豫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以“新青年学会”的名义来审判我们这些年轻学生。

等到签字完毕,他们解开我的手铐就走了,把我留给了收审室现场的两位看守。看守把我衣袋里的物品都掏出来,全部摆放在桌面上,逐一进行登记。开始我担心手机里的东西会泄密,因为那里存储了很多朋友的讯息,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不过,看守似乎并没有这样去考虑,对我说:“这些东西是你的私人财产,现在暂时由我们保管。”并说走的时候一并退还给我,这让我暗中松了一口气。

等到东西全部拿走之后,这两位看守又让我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脱到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我有点生气,问:还要继续吗?其中一位说:脱。让我赤身裸体地面对这些完全陌生的面孔,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这有损我的人格尊严,于是,我质问他们:哪一条法律规定我必须服从你们这种过份的要求吗?另一位看守接上茬,说:废什么话,叫你脱你就脱。双方在那里僵持了好一会,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了。脱完之后,他们把我的内裤扔一边,命令我转过身去,双手扶墙,两腿分开,站了一会,他们让我穿衣服。事后我才知道,让新进来的人作这个赤裸的姿势是看守所的一道规矩,是为了检查被拘禁者的肛门里是否夹带了东西。

我重新穿上衣服,发现腰带被他们抽走了,皮鞋也不见了。他们为我找来了一双旧布鞋,让我穿上,又让我拿一只袜子把裤袢系上。两人拿起警棍,押着我穿过一道铁门,进入一条走廊,走廊一侧全部是紧闭的铁门,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室了。

走到长廊尽头拐个弯,他们打开一道铁门,让我进去,从长廊下到监室,突然间感到光线一下就暗淡下来。这是一间空房子,房间的一多半是一张上过棕漆的高约40厘米的大木板。“坐板上。”一位看守指挥。我坐上去,“给你讲讲规矩。”这位看守继续说:“那是监规。”他指着一张贴在屋角另一铁门上的白纸,比划着,“你必须在3日内把监规记牢。”见我坐的有些散漫,他又告诉我坐板的规矩,“腰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正前方。”

在这间小屋呆了一会,他们把我押到111室门口。“蹲下。”一位看守命令。于是,我老老实实蹲在那里。他拿出钥匙,打开监室的铁门,“进去吧。”



监室里面有四个人,正在“坐板”。看守对其中一位头发有点白的老者说:“这是新来的,给他讲讲规矩。”老者连连点头附和。我猜想,这位老者可能是这个监室的“牢头”。看守又在老者身边扒开一个空位置,命令我坐那儿。

然后,警察大声向我宣布:“你不要问他们的姓名和案情,听清楚没有?”我回答:“听清了。”他接着又警告其他人:“你们也不要问他的情况,不用我再告诉你们了吧。”“知道”,那几个人一齐回答。他又转向我:“你们之间只能称呼编号,你的编号是‘1023’。”他接着指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说:“有事你就按这个按钮。”后来才知道,这叫“按板儿”。

看守走后,监室里的气氛稍稍松弛下来,我还不是太适应,有些拘谨,因为看守交待各自之间不能互通姓名,里面的“老号”就和我互通了姓氏。这时,我才打量起这间牢房,和先前我进去过的那间布局完全一样,进门正对着一条长约7米、宽约1米的过道,过道的右侧是墙壁,左侧是长宽各约2米的小洗漱室,洗漱室再往里是一张长约5米、宽约2米的大铺板,按一个人睡觉占一米的铺位,这张铺板刚好能睡下我们5个人。过道的尽头是另一道铁门,和先前的一样,同样贴着监规。这位老者姓张。老张告诉我,铁门的后面是风场。铺板的上方有两层楼高的空间,上面前后都有钉着钢棍的大窗户。后来我才知道,开这些窗户是为了便于在上面巡逻的武警监视监室里面的情况。因为这些窗户并不直接露天,所以从窗户透下来的光线并不是特别明显。在窗户下方的内侧墙面,凿开了一个方孔,里面搁了一台电视机。因为这个方孔开的位置很高,里面的人摸不到电视机的底座,只能由警察在楼上拿遥控器来打开或关闭电视。

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墙壁,被刷成白色,并且按上去似乎很软,手按在上面,稍微使点力就能压出一个坑。老张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被拘禁人员在里面撞墙自杀。洗漱室的四壁贴着白瓷砖,地面是青色的小块瓷砖,有一个坐式的便池,旁边是一个洗手池,看上去都清理得比较干净。洗漱室进门靠左的墙上还有个喷头,这是用来洗澡的。老张告诉我,一周可以洗一次热水澡。

没过一会,牢门又打开了。看守送进来一套军绿色的被褥和一个蓝白格色调的床单,随后,一位四十来岁的女警察送进来一个塑料盆,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品,两个碗和两个塑料水杯,这是在看守所里统一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我被告之等我临走时再结帐。

因为我是新进去的,不懂监室内部的规则,狱友就教我把东西收拾好,把被褥叠成方块,放在属于我的铺位靠墙的一端,这时我才想到“二板儿”,一开始,我还以为看守让我挨着牢头坐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因为这个位置通常是属于监室里老二坐的。一打听才知道,新来的人总是要睡“二板”,即从外往里数的第二个铺位。睡一板儿的叫“学习号”,也就是“牢头”,新来的人紧挨着“学习号”,是为了便于“学习号”监督。后来,狱友告诉我这个“二板”的位置从监视器里瞧得最清楚。在看守所的每个监室内部,都安装了监视器。

等到我在囚室里稳下神来,已经到上午约九点。突然,铁门上的小铁窗打开了,“035!提审!”狱警在外面喊。一位狱友赶紧换上布鞋,走到门口,两只手从小窗户伸过去。“咔嚓!”传来戴手铐的声音,这位狱友又把手缩回来。铁门打开了,两名手提警棍的狱警站在外面,等他走出去,铁门又“哐当”一声锁上了。

这时,老张开始对我进行“入监教育”。原来,看守所在押人的编号是很有学问的,被抓进来的人是哪一年,就以该年的后两位数字作为在押人员编号的前两位数字,然后是从02开始往后排,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01号,我在监狱里面呆了那么多年,没有看到过哪位犯人的编号尾数是01的。因为没有“01”号,我的编号“1023”,即意为2001年第22个被抓进来的,而刚才被带出去提审的那位“035”则表示2000年第34个被抓进来的。因为后两位数字表示该年抓人的真实次序,说明每年被抓进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不会超过99个。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监室里一位“79”号在押人员已经是当时狱友听到的最高的号了。而且,除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外,还有大约一半在押人员是借押在这里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有些经济犯罪的人物神通广大,为了让他们严格与外界隔离才被关押到这里;因为安全局的看守所比公安局下辖的看守所各方面条件要好很多,有些经济犯罪就疏通各种关系,自己主动关押到这个地方。总之,能借押到这里来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都是极具个人能量的。

老张还告诉我,对看守所的警察都称呼其为“管教”。看守所主要有三个科室负责跟在押人员打交道。其中:“管教科”负责在押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看守科”负责看押以及打水送饭;“执行科”负责保管在押人员的财物,为在押人员购买食物、日常用品,以及押送到其他地方。按规定,只有“看守科”的警察才叫做“管教”,其他科室的警察都统称为警官,但看守所留下来的习惯是除了对有一官半职的称呼职务外,其他警察也一律称呼“管教”。

老张的“入监教育”还没有讲完,突然,铁门上的小窗户打开了,“1023!提审!”有人在外面喊着。我本能地感到一阵紧张,没想到莫名的凶险来得这么快。



(二)



我在看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应付审讯。我听说当时在公安系统,为了防止看守所的警察为配合审讯对嫌疑人实施酷刑,因此,看守所和公安局已经分开了,但是在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和安全局却是一体的,看守所本身就直属于安全局的预审处。

我后来的思考,公安系统和安全系统虽然都是专政机关,但两者的工作却有很大的区别。对于那些政治敏感人士,平时主要由那些有管辖权的公安系统的警察来负责,他们只考虑你在他们管辖的地域范围内不要给他们制造麻烦。因此,我们可以经常性地感受到,公安部门的警察总是将那些政治敏感人士赶来赶去的,而安全部门的警察平时你根本感觉不到,但极有可能,你身边的哪位朋友就是为他们工作的人。因此,公安系统的警察再坏,也不过像一只恶虎,它时刻吓唬你不要越过警戒线,而安全系统的警察则像一条蜷伏在黑暗中的毒蛇,你一不小心被它咬一口就是致命的。我认为,这种区别可能和它们的工作机制有关:只要你别弄出大事,那么,公安局就有业绩,因此他们平时都是以预防为主;而一旦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安全局的警察就该失业了,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他们也会掘地三尺折腾点事情出来。这是我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总结出的一些经验。

在应付审讯过程中,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个方面来突破你。特别是对没有过被审经验的人来说,能够保持沉默就尽量保持沉默,因为你在不经意间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突破口。一般来讲,他们在审讯过程中,至少会安排两位警察来对付你,其中一个唱红脸,让你感到发怵,一个唱白脸,让你放松戒备,有时两者又会互换角色,让你猜摸不透他们的心思,不时还会有客串的警察,不停地从中搅局,打乱你的思想防线。总之,通过这种一紧一松、一张一弛的心理战术,尽量从你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即置你于死地的犯罪证据。

在这期间,我始终面临一个道德上的困境,那就是面对审讯,我们是否应该说真话?按照我们的人性来说,追求真实的生活,说真话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但面对那些明显不怀好意的人,是否还要继续坚持说真话呢?这是一个始终困扰我,让我内心感到纠结的问题。后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面对那些试图从你口中套出某些供词,以此来迫害你和你的朋友,作为他们的业绩和捞取晋升资本的秘密警察,跟这样的人就应当坚决不合作,但当时我没有经验,因此吃了很多亏。

至于看守所的日常生活,早晨六点半,喇叭里播放“新闻”,在押人员在这段时间洗漱、上厕所、搞卫生。搞卫生时,每个人负责一项,按照进来的先后顺序,新来的人先从擦便池开始,等到又进来新人,先前擦便池的改擦洗手池,擦洗手池的改擦地板,擦地板的改擦铺板,“学习号”不负责具体的劳动事务。

七点左右,是早餐时间。早餐是馒头咸菜和稀饭,每周的稀饭有几样,有大米粥、小米粥、玉米粥、豆浆等,在押人员自报要几个馒头,我刚进去的时候饭量很大,每天早上都吃两个馒头。午饭和晚饭都是大米饭和一碗菜,中午的菜都是半荤菜,肉片也不少,周末每人还可以单独加一勺红烧肉。由于我是回民,不吃肉,所以看守所还另外给我单独做菜。从伙食的标准方面考量,安全局看守所比我之后去过的遣送处和“二监”的伙食标准都高不少,可能是因为在押人大部分是间谍、政治犯和重要经济犯,许多人出狱之后说话都有一定社会影响。2001年安全局看守所每天在押人的伙食费是8元,2003年涨到了10元,可是2004年,“二监”犯人的伙食标准才每天4元,更不用说公安系统的那些看守所了。

下午起床后,要么“坐板”,要么“放风”,为了防止相邻监室的在押人在“放风”时间相互交谈,交换信息,“放风”时先是单号,一个小时后再换过双号,隔一间放一间。风场是个只有半面透风的六面体水泥盒子,长宽约3米*4米,顶部有一半露天,覆盖着钢棍和铁丝网。“放风”时第一项工作是冲水洗风场,洗完之后还需要拿抹布擦拭。

为了不让身体垮下来,很多在押人都利用“放风”时间锻炼身体,跑步。在大概十平米的风场里跑步几乎是在原地绕圈子。跑完步之后冒出一身汗,回监之后却不允许洗澡,只能在不脱衣服的情况下用毛巾擦擦身子,有位朋友因为擅自冲了个凉水澡还被罚“坐板”一个星期,我猜测这是为了顾及到那些通过监视器监控室内情况的女警察的观感。

晚上有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每天晚上在押人并排坐好看《新闻联播》,看完后,有时候看看《焦点访谈》,还有一些规定节目,比如,收看“16大”的召开,等等,看电视节目和“坐板”一样,是一项集体活动,在这个时间,你不能自己一个人随便坐哪里去看书,或者跑到一边独自去发呆。

每间囚室的顶部有个白炽灯,大概有100度,由于房顶距离地面有两层楼那么高,这盏灯晚上用来看书显得很昏暗,但睡觉时对着人的眼睛又觉得太刺眼。我刚进去不习惯在灯光的照射下睡觉,所以经常用袜子遮住眼睛,但不久就会有警察来敲窗户,示意我把袜子拿掉。至于用被褥蒙头睡觉更是被禁止的。由于这盏灯的影响,以及终日目光所及不出十米远的地方,我的视力在这三年里下降得特别快,从1.0变成了0.3。

虽然,安全局看守所是个被严密看守的重地,但是却也经常会发生停电的现象,如果是晚上停电,很快就会有警察提着马灯过来,照在囚室的正中间,而在押人员无论是否已经睡觉,都要求像取暖的小鸡一样紧紧并排坐在一起,楼上的警察则一遍遍的巡察,害怕囚室里出现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等到来电再恢复正常。

平时洗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所以囚室里的人只能轮流洗,把衣服尽量地拧干,然后铺到大板上晾干,如果是洗床单或被罩,通常是找个同伴一人揪住一头,连续地上下煽动,直到风干。开始的时候,看守所洗衣服还能用洗衣粉,但后来不卖洗衣粉了,只能用洗洁精洗衣服。据说是因为洗衣粉容易搓出火花,但没有人正式解释为什么。

每个月会有一次“清监”,警察把整个囚室和在押人仔细搜一遍,检查是否有私藏违禁品。有一次,我们正在“坐板”,铁门突然打开了,进来一堆警察,把在押人都赶到风场,要清监。他们在囚室里把每一件能打开的物品都打开检查,每件衣物都仔细捏过,还用金属探测器探过每个角落和夹缝。然后,让每个在押人一个一个进来,逐个地脱去每件衣服,直到脱光,最后还要撅起屁股检查肛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平时的关系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我脱了内裤给警察检查一下,就可以马上再穿衣服,甚至碰上过更好心的警察,示意我不必脱内裤,或者象征性拉开内裤看一眼。但那一次不小心得罪了一警察,他借清监之机让我撅起屁股站了好一段时间。有些在押人因为人缘不好要接受更严格的身体检查,越是私处查得越是仔细,借这样的机会来羞辱在押人。但大家谁也不敢抗议,后来,有狱友把这种身体检查戏称为“肛肠科大夫的例行检查”,等到“肛肠科大夫”走后,囚室、特别是大板上一片狼藉,还有警察留下的脚印,大家就必须赶紧收拾干净。

我还从一位狱友那儿学会了一招:隐藏“牙签”。平时我们接触不到任何器物,但每周的食品订购里有包装鸡,吃剩下的鸡骨头可以用来做牙签,不过每逢清监的时候都会被拿走。一位狱友想了个办法,等到警察来清监,就把“牙签”扔到地板上,因为地板上带有不规则的花纹,因此很难被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会被当作垃圾而不是违禁品处理,等到警察走后再拿起来用。总之,在安全局看守所内想要私藏违禁品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在囚室里,至少有两处地方安置了监视器,监控囚室内部的一草一木。在灯泡处安放了一个,还有一处是在电视机的底座处附近,虽然无法接触到,但是我经常能听到电视机的底座处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我猜测这应该是监视者在调动摄像头的方位,这是在明处的,我不知道在囚室的其它地方是否还有暗藏着的。另外,在风场还安放了一个监视器,主要是监视在押人在“放风”时的行为举止。



没有经历过监狱历练的人都会对自由抱有一种抽象的想像力,我也没有能够免俗。直到被逮捕之后,我都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安全局最终决定不起诉,或者检察院认为达不到起诉的标准,后来才知道,凡是安全局的案子只要被起诉还没有一起案例被判无罪的。而且凡是安全局参与的案件,都是无法聘请到律师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你当成盘中的猎物,因此,对你有利的方面他们都会严格限制,也会让你写个委托律师的申请,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圈套,但凡安全局的案子,都让你写个申请,但最终会找各种理由拒绝批准。虽然,《刑事诉讼法》第96条有明确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之日开始,就有权聘请律师,只有在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才规定当事人和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更直白地说,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利聘请律师。

还有,在审讯过程中,侦查和预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专门负责侦查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嫌疑人进行审讯,落实各种为嫌疑人准备定罪的材料。等到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了,再把它们移交给预审处专门负责预审的警察。预审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材料记录下来的内容至少重复3遍式审问,挑选出其中最有利于起诉、定罪的供证,整理成法律上可以成为定罪证据的材料,再转给检察院去起诉。

因此,最初的侦查阶段是整个流程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环节就必须对其进行抵制,但当时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负责侦查的警察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把你视作一个真正的罪犯来对待,从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任何真实的情感、良知和道德操守,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从你身上榨取支持他们这一假设的供证。因此,在审讯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笔录和你的真实想法与表达不一致的内容,他们会故意模糊一些词语,朝有利于他们定罪的方向上去推进,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供述或者事实本身。比如,有一次,警察问我如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我说应该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但他们记录下来的却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这样,一字之差,对语义的理解却可以有天壤之别,“改进”是一个中性词,“改变”就可以解释成“颠覆”,这是一个无聊的文字游戏,但对案件本身来说,就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在安全局看守所生活了三年多,直到2004年2月被送往遣送处。

定稿:2014年10月14日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对您的政治审判的具体经历。



杨子立(以下简称——杨):开始我以为他们会以参与民主党的名义指控我,但是后来他们主要是以“新青年学会”的名义。2003年5月份一审宣判,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8年。我提出上诉,二审等到了当年的11月份,结果是维持原判。



2004年2月26日,我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转到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我在遣送处呆了三个月,2004年5月份,我被送往北京市第二监狱(以下简称“二监”)。遣送处是一个中转犯人的机构,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必须在这里集中,但两者分开关押,外地人是等待遣送回当地服刑,而北京户口的人则是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我和“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位北京朋友都被关押在这里,这是一幢楼房,有四层,一层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分监区。队长是指中队的狱警,班长则是每个监室里犯人的头。



马:请您谈一谈在遣送处的个人经历。



杨:和监狱相比,遣送处是比较严的,生活条件不如安全局看守所,也有很多规则都是安全局看守所没有的。比如,在遣送处,犯人是不能出监室的,厕所在监室外面,上厕所必须经“班长”同意;犯人在这里都必须要劳动,等等,还有很多规定得很精细的规则。

还有,外地人在这里比本地人要更艰苦一些,比如,对他们要求的劳动任务特别高,而且对外地犯人的管理也格外严格,包括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我的一位外地朋友就在遣送处受了很多苦。有专门值班的犯人来管理新进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叫“常留犯”,每间监室的“班长”、“副班长”都由这些“常留犯”来担任。所谓的“常留犯”,是指那些有条件留在遣送处,不送往监狱服刑的犯人,这样的犯人必须有一定的特长,比如,擅长管理,最主要的是要跟遣送处的警察关系好,才留得下来。不过,“常留犯”的刑期一般都不会太长,属于轻刑犯。和监狱服刑相比,留在遣送处有一些好处,不用强迫劳动,并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管理从遣送处路过的犯人,心理上会有优越感。

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安排在三中队,主要是熟悉这里的环境,背监规。过了几天,又安排到另外一个中队,这个是干活的监区。不同的监区,“常留犯”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月是军训,军训是另外一个中队,是一中队。到了一中队,犯人就等着转监狱了。

在遣送处,犯人都要劳动,对于政治犯相对宽松一些,没有给我加定额,囚室里的犯人干,我也干,但其他人都有劳动任务。总的任务是落实在“班长”头上的,就是说你管理的这间囚室必须完成多少的工作量,不过只要监室里的犯人不故意偷懒,这个工作量在正常的时间还是可以完成的。我所在的囚室大约有20人左右,铺位分上、下两层,大概有七、八张床,地上还搁了铺板,铺板根据被送进来的人数相应地增加或减少,是临时的。当时我们在里面主要是加工纸袋,手提的纸袋。工作时,整个监室里的犯人是一条生产的流水线,从折纸袋,到粘贴,到穿线,成品,一条龙加工。如果哪一个环节工作量大,或工艺复杂,“班长”就会加派人手,如果哪一个环节的犯人速度慢,拖了后面环节的后腿,“班长”就会摧促。不过,速度也不会太快,每天的工作量也就刚好达到狱方的要求为止,因为如果超额完成的话,狱方就会增加劳动定额了。

最后一个月是军训,专门练习立正、稍息,走正步,所有新送进来的北京本地犯人,除了那些常留犯,都要求军训。军训的目的就是要驯化犯人,让他们遵守纪律。

在这里,很多规矩都是形式化的,很荒谬,比如,进号的时候犯人都要喊“报告”,特别是上厕所,必须向“班长”请示,“班长”同意后,由“副班长”带着去上厕所,他的任务是监视你。回来的时候,同样要喊“报告”,按照正常的监规,“班长”要回答你,你必须大声说“到”,然后“班长”再说“进来”,你再回答“是”,这样你才可以进囚室。形式化以后,“班长”就不说话,每位进囚室的犯人谁进门,就直接喊“报告”、“到”、“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三个词语根本组合不到一起,这种带有特定含义的词语组合有点像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述的“新话”。

在囚室里,起床的时间是6点,在这段时间要干很多事情,洗漱、集合、点叶、训练(或都唱红歌,或者背监规),还有就是训练每个人都喊“报告、到、是”。有时,要求每个人用最大的声音喊二十遍,有时,要求每个人喊一遍。有的人声音不够洪亮,“班长”就会命令他一直喊下去。刚进来的人声音一般不太大,因为还没有适应过来,还保持了人的某种原始羞辱感,“班长”就会逼迫他大声喊。人是群居动物,当他看到那些老号都在大声吼,慢慢地就会融入到这种仪式当中,没有心理障碍了。通过这种机械的训练方式,把人渐渐地驯化成一台没有尊严的机器。

还有,在中队大厅里听狱警作报告或看电视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荒诞的场面。犯人在这里每天都必须在监区大厅里看“新闻联播”,这叫做“政治学习”,是犯人的一项基本义务,这是洗脑的最直接的表现。在大厅里,这个监区的所有犯人都要集中,但不让人与人相互说话。“管教”让你坐下,所有的犯人必须把手中的小凳子“啪”的一声整齐地放下,如果声音不整齐,劈里啪拉的,就会要求犯人重新来过一遍,直到整齐为止。“管教”说“抬头”,所有人都必须同时抬头,“管教”说“低头”,所有人都必须同时低头。

在遣送处,对人的尊严的摧残表现在各个方面。你刚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记,你必须抱头蹲着,蹲在登记桌的对面,狱警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方式消灭每一个人的个性,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当时我进行登记的时候,蹲在那里,但没有抱头。就有“常留犯”过来使劲按我,我没有屈服,质问他:你凭什么让我抱头。这位狱警当时很生气,说:你这么嚣张。我说:我是你们眼中的犯人,你是警察,我们公事公办。这么几个回合下来,他也没有太强横,这是一个外地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大学生。他问我:罪名?我说:颠覆国家政权。他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罪犯,还反过来问我“颠覆”这个词是不是这么写。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转到了他管理的监区,对我还比较善意,我给外面写信的时候还找过他。

刚进遣送处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让家属拿回去,自己只能留一套内衣,外面的衣服全部换监狱里的囚服。把我从看守所带过来的东西都摊在地上,然后让你赤身裸体的接受他们的检查,这项工作主要是由那些“常留犯”来做,狱警监督,这也是羞辱人的一种方式。让你把自己脱光,赤条条的站在警察面前,他们那种看人的眼神,跟看守所的健康检查是不一样的,给你完全不同的心里感受。



还有就是一些普通的监规执行,比如,要求每个犯人都剃光头;要求见了警察,必须立即停下脚步,面壁站好,等到警察从你身边过去之后,再走。如果你违反监规,轻则,警察会斥责你,如果你顶撞警察,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让你背监规,带戒具,上“学习班”或关小号。上“学习班”的情况有很多种,比如,有人叠被子,马马虎虎;或者干活不认真;或者顶撞“班长”,等等。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把你“关小号”,比如,在囚室里打架。更严重的话,除了这些惩罚措施,警察还会故意整你。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犯人和警察对着干,警察故意给他上一副崭新的脚镣,因为是新的,所以脚镣上有那种铁毛刺,把这位年轻人的脚脖子磨得全部是血,这是一位“常留犯”告诉我的。在遣送处,像这样的刑具有很多种,包括手铐、脚镣、搋(手铐的一种,不过,铐子中间没有空间,两只手要完全并在一起),还有链,等等。

我在遣送处的遭遇还算是比较好的,当囚室的人都在练“报告、到、是”的时候,我就负责叠被子,避开了这种带有羞辱和洗脑性质的训练。我和“班长”相处的关系还算好,因为我是政治犯,所以他们也算是照顾一下,但“新闻联播”是所有人都必须看的,包括那些“常留犯”。还有就是吃饭,因为我是一个回民,不吃猪肉,所以食堂必须另行做,因此,伙食比其他犯人相对要好些,我们中队有三个回民,我负责打回民饭。一周有两次改善生活的机会,就是有荤菜吃的机会,普通的犯人就吃猪肉,回民就吃牛肉,而且份量要比其他犯人足很多。相对来说,遣送处的伙食比监狱要好一些,因为在遣送处的犯人要干活,其中有一部分利润是补贴给犯人改善伙食的。因为在囚室里没有厕所,每次上厕所都要由副班长带,为了防止犯人老上厕所,就限制犯人喝水。早上起床统一“放茅”,所有的人一齐去,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在平时的时间,你如果要上厕所,就会有专门的时间点,因为平时不让喝太多水,很多犯人因为渴,就在厕所里冲小便池水管的滴水处,用手接水喝。

洗澡是一周一次,每个犯人洗十分钟,有专门的澡堂子,几个中队的人一齐洗,这里可以和别的中队的犯人聊聊天,这是为数不多的和其他分监区的人见面的机会。遣送处也发生过一些故事,有一次学监规,我对“班长”说,我们现在背的都是犯人的义务,有没有犯人权利的条款也让我们看看?当时,我不是故意找他茬,但他以为我是挑衅他,他冲着我说:你问我要权利?我说:咱们都是犯人,作为犯人,我们不止有义务,还应该有权利。这位“班长”是“三班长”,后来,“一班长”知道了这件事,他是所有犯人的总头目,把我叫过去,问我哪里的,他想镇住我,用英文和我对话,而我同时也用英文和他交流,一聊一聊地,后来,我们还成为了朋友。

有一次,转过来一位政治犯,还是外面交往过的网友。这位“一班长”训斥他,要他干活的时候不要说话。我就对他说干嘛这么对待这位政治犯。他说警察反映过这是一位找麻烦的人,一个死硬份子。我为这位政治犯辩护,最后,这位“一班长”说: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位政治犯朋友出狱后虽然还存有民主理念,但却成为了一个支持红色江山的人。

还有,在遣送处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亲人,在安全局看所守不允许和家人见面。当几年后第一次和亲人见面时,那种心情是非常好的,离别的时候,我有些分心。我走在所有探视犯人的最后面,铁门是自动的,我用脚支了一下门,被警察发现了这个细节,过来踹我,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警察也自知理亏,说你快走,跟上去。后来,我问其他的狱友要不要向狱方反映,因为当时我走在犯人的最后面,没有人可以作证明,这个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就是说,在监狱,警察不会把你当人看。

有一位台湾藉的犯人,被警察当众踢了一脚,他要往上面告这个警察。后来,为了安抚这位犯人,在军训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标兵”的荣誉称号,不过,没有处理警察。这位犯人并没有参加比赛,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标兵”的观众。

我在遣送处呆了三个月,2004年5月,送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因为我在安全局看守所,包括遣送处被羁押了三年多时间,所以实际上在监狱服刑的时间,已不到五年。



马:请您谈一谈在“二监”服刑的具体经历。



杨:“二监”是一个重刑犯监狱,在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被判死缓、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人,还有少量的政治犯,轻刑犯不是太多。因为是重刑犯监狱,所以在这里的管理不是太严,不要求犯人强制劳动。据我所知,在北京,一共有十几家监狱,只有“二监”和金钟监狱不要求强制劳动,金钟监狱关押的主要是一些病人,没有办法劳动。

如果犯人不劳动,就意味着很难获得减刑,所以即使监狱不要求犯人完成定额,有些犯人为了早日出狱,他们也必须劳动。另外,因为在监狱里面非常闲,所以犯人平时也需要自己找些活干,来度过时光。在监狱,一个工作岗位叫“杈”。工作量不大,又容易获得减刑分的岗位,叫“好杈”,必须用金钱去贿赂狱警,或者同监狱方面拉近关系才能获得。

被送进“二监”之后,头一个月是进行入监教育,当时有六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新青年学会”的朋友就占了三席,另外还有一位香港人,一位台湾人,还有就是遣送处碰到的政治犯。这个月是我所在的监狱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和朋友们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而最快乐的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次放风时间,我们在监狱的操场上自由的跑啊,跳啊。我记得当时我在操场上摘了一些青草,放在手掌心里不断地搓揉,把它放在鼻子下去闻它的草香味,那种激动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是我在没有精神压力和水泥高墙的状态下和大自然接触最近的一次。

因为我始终不认罪,所以无法获得减刑,因此就不去参加劳动,平时在监区里就看看书,等到狱友干活完回到监室之后,可以下下棋,打打牌。2005年,我劳动了半年时间,专门教犯人编计算机程序。半年之后,这项工作被监狱取消了,因为当时监狱有其他政治犯打越洋电话,被安全局跟踪了,后来,监狱就出台了新规,不允许政治犯接触跟电脑有关的劳动。

就在2005年,国际反酷刑组织被允许对中国的监狱进行调查,在“二监”找一些人了解情况,当时就包括我在内。那时,我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但到了2006年,我的精神状态就差了。主要是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其实在此之前,我刚被逮捕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心理准备,并且和我的妻子沟通过,当时,妻子不同意分开。2005年,她去美国读神学,因为她在国内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所以我说:你出去也可以,等我出狱之后你再回来。2006年初,她说要回国,回来之后,来看我。三个月之后,她又去了美国,就没有再回来了。

2006年下半年,妻子开始还有一些信件寄过来,但后来,连信件都没有了。这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2007年头几个月,什么信件也没有,社会上的朋友通信基本收不到,这让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被隔离感。2007年5月、6月,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月,患上了焦虑症,我的神经系统都失调了,心里总是有一阵一阵的紧张感,感觉大小便都几乎要失禁了。7月以后,我的精神状态又稍好一点了,可以下床,能够进行一些活动,但焦虑症很快又转为抑郁症。

到了2008年,我不想吃饭,完全是靠理性在抗衡病魔度日,比如,在2008年初,当时有一次放风,我在操场上练习单杠,我能做10多个,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毛病,体力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但停止运动,那股抑郁的劲头马上又来了。抑郁严重的时候,明显能感觉病魔又来侵袭,前胸、后背,五脏六腑都感到疼痛,尤其是胸腔,当时因为我还患了胃溃疡,我分不清自己是真实的疼痛还是内心悲伤所致。

当时这种感觉,哪怕明天中国就民主化了,或者给我平反了,都提不起半点兴奋感,完全没有想法,没有欲望。因为我患上了这种病症,值班的犯人始终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害怕我自杀。我看着身边有些犯人,他们的刑期还很长,家境也很差,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但我在那种情况下特别羡慕他们,看到他们吃饭的时候吃得很香,放风的时候玩得很开心,该干活的时候就干活,那么真实的表现在你面前,虽然不像自由人那样活得有尊严,但他们身上却带着一种生命的原始活力,而我却感到自己的生命里一片黑暗,活着只是一种痛苦,没有任何意义感,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有条件自杀的话我很可能会自杀,但有时连自杀都没有欲望,因为自杀也是人的一种主动行为,至少摆脱了某些东西的困扰,它有意义感。

从2007年到2009年,抑郁症一直在折磨我。出狱之后,我作过检查,是重度抑郁症加上轻度的焦虑症。在监狱里,没有专业的心理医生给病人作咨询和治疗。



马:您在监狱中的通信权、写作权及探视权等这些基本的人权有没有得到保障?



杨:我刚进去的时候,狱警就很明确的对我说:除了写家信,你所写的任何一个字在走的时候都不会让你带出去。即使写家信,也需要通过狱方的审查,并且,你不知道他们给不给你寄信,有时家人给我写的信,都难以收到。

至于外面的人给我写信,我更难收到,有些从国外来的信,但是被狱警拦截了,没有送到我的手中,这是我确切知道的。当时,有一个犯人值班,在给狱警打扫房间时,发现他那里有一大封信,里面是一些给我的信,但狱警没有给我。不过,明信片容易通过检查。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是从夏威夷寄过来的。



还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是关于对相对论的一些思考。她收到信后,给朋友看了。这位朋友看过之后给我写了回信,因为是纯学术性的探讨,狱警把信件给了我,但后来监狱发现那位朋友也是知名政治犯,他又后悔了,想把信件收回去。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把信件留了下来。

在监狱,政治犯和普通的刑事犯人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普通犯人平时每个月可以给家人打一次电话,但政治犯没有这种待遇,你打电话必须写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会让你打,一般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再比如,“亲情饭”,一般的犯人只要没有受处罚,积极劳动,都会有吃“亲情饭”的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但政治犯没有这样的待遇。还有,普通犯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有机会安排和妻子在监狱同居一个晚上,按时间的顺序排队,监狱专门有一幢楼安排犯人与家人同居,但政治犯没有这样的机会。



马:请您谈一谈犯人劳动的情况。



杨:我在“二监”的时候,各监狱的犯人主要从事服务业性质的加工,短期的生产行为比较多,加工的产品也并不固定,只提供人工加工,不生产产品,主要是手工工艺,做集邮册,粘过信封,邮票,也加工过车床,往往都是有关系的犯人为监狱找业务,通过打电话,家人帮忙拉活,等等,一旦做成功一单业务,他在监狱就会受到相应的优待,比如,可以随时打电话,可以随时去警官处。

一开始,“二监”是没有报酬的,大概是从2006年,也许是2005年开始,监狱开始有少量的报酬,每个月从几十块钱到二百多不等,可能有个别人能挣三百多,大部分人是二百左右。普通的犯人干活,主要是挣积分,争取减刑。监狱对犯人进行惩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扣减刑分,在监狱,每攒够六十分就可以减一年刑期,如果每个月能拿到5分,那么,坐一年监狱就可以减一年刑期。因此,为了自己的减刑分不被扣掉,一般的犯人也会尽量不和监狱管理去发生冲突。

总的来讲,“二监”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狱警和犯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关系,除了必须的场合,犯人甚至还可以不穿囚服。



马:对您来说,您的很大部分美好的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请您谈一谈您对监狱内部生活的具体感想。



杨:如果从监狱内部去看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从监狱管理的角度,一个人越不认罪,就越倒霉。其实坚决不认罪的人,往往是真有冤屈的人,这不仅仅是指那些政治犯,也包括那些含冤入狱的普通刑事犯人。一个人,只要被送进监狱,基本上他就只能认命,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高墙之内,没有人会去倾听你的声音。当然,在理论上是有的,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

有一个经济犯,据说是贪污了八十万,判了死缓。他不认罪,就在监狱里面不停地向上面申诉。在减刑分制度之前,犯人被评为劳动积极份子、获得嘉奖、或者其他奖励,只要认罪,就可以减刑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不等的期刑。这位犯人在监狱里得到了很多奖励,但没有用,因为他不认罪,而认罪是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我出狱的时候他还有十六年的刑期。

同样地,有一个杀人碎尸的犯人,连自首的情节都没有,在被捕之后,他认罪了,也被判死缓,他远没有那位经济犯获得的奖励多,但他服了十六年的刑期就出狱了。这里就有一个对比,一个贪污八十万元和一个杀人碎尸的案件,其情节恶劣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但同样都是判一个死缓,就是说法院在运用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不知道是如何操作的。另外,两个人同样都是被判死缓,一个认罪,而一个不肯认罪(可能当事人本身确实有冤屈),却遭遇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监狱还能听到很多奇闻秩事,比如,我刚被送到监狱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即便有雾霾的天气也是如此。有一次,一位犯人趁着大雾的掩护越狱了。越狱之后,这个犯人没有收敛,又是抢劫,又是杀人,最后被击毙了。从此,只要是有雾的天气,监狱就不出早操了,防止犯人趁机越狱。到2006年,监狱干脆把早操给取消了,据说是因为有人在跑步的时候犯了心脏病。

有一个回民犯人,以前是北京的城市信用社主任,后来信用社改成北京商业银行(北京银行的前身),在改制过程中,这家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伪造文件给亲人在改制期间分到了股权,这位回民举报这位负责人。结果,被举报人没事,他却遭到逮捕,以贪污的罪名,并且被判了死刑,让他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警察在他被判死刑后就带他去体检,护士对警察说:他是回民,检也是白检。对回民死刑犯,国家有优惠政策,人死之后,死者的家人是要收回尸体的。而检查的目的是想了解他的内脏是否健康、正常,因为他是回民,不能挖他的内脏、摘取器官,所以检也是白检。警察又不得不把他拉回去,没有进行体检。

后来,他的家人为了保住他的一条命,出了好几百万,替他退还了所谓赃款,最后,改判了个死缓,因此,他就从看守所移送到了“二监”,和我说起了他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始终不认罪,他大概是1999年被抓的,2004年被送到监狱服刑,他一直都在不停地申诉,所以直到2007年,他还是一个无期。

在监狱,减刑是有规定的,在认罪的前提下,被判死缓的,只要在监狱里没有继续犯罪的行为,两年以后就可以改成无期徒刑。如果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五年以后就改判为二十年。在服刑的过程中,根据劳动挣分的情况再折抵刑期。但是被判死缓或无期的,被判决之前被羁押的时间不能折抵,只能从判决服刑之日开始计算。

另外还有些比较荒唐的事。



在“二监”,犯人出了生活区就必须穿囚服,但在2004年我进去之前,是可以不用穿囚服的,后来之所以改变规则,和一桩监狱事故有关。当时,一个中队负责在监狱的门口打扫,这个中队有一位犯人,可能姓刘,是个小头目,犯人都开玩笑,叫他“刘队”,因为犯人们都不穿囚服劳动,犯人和狱警都穿便服,难以分辩,连监狱门口站岗的武警都误以为这位犯人是狱警。结果,有一天,这位“刘队”摇着扇子,大摇大摆地从武警的眼皮底下走掉了,走的时候还和武警打了个招呼。

不过,不久他又被抓回来,这是一桩很严重的事件,按规定是要加刑的。因为他服刑的时间已经有两三年,监狱也没有往上面报,监狱如果往上报,监狱的管理层也会受影响,这毕竟是监狱管理上的漏洞。做为教训,之后,所有的犯人出生活区都必须穿囚服。

还有一个故事涉及到司法黑暗。在监狱,有一位犯人在看监狱的报纸时,从报纸上看到他曾经的一个同案犯落网了,他曾经和这个落网的人一块杀过人,这是他没有交代过的余罪。他担心这位同案犯被抓,一定会把自己供出来。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就去监狱投案自首,告诉狱方自己还有漏罪,曾经和某人一块杀过人。

狱警于是把他关进小号,并把他自首和他的供罪往上面报了。过了一个月,狱警又把这位犯人从小号里放出来,并没有处理他。说:你没事,你说的那个杀人案已经了了,因为那桩案件中的那个杀人凶手已经被枪毙了。也就是说,有人做了他们的替死鬼,承担了罪责。二监的犯人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出狱的时候那个犯人还在服刑。

还有一些故事涉及到监狱的医疗状况和取保候审制度。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老靳,死的时候只有49岁,是我同号的狱友,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他本来是没有心脏病的,可能是因为值夜班,狱友打牌影响到他的睡眠,而且他容易生闷气。那天下午,他突然感到胸闷,管医务的犯人和警察带他去监狱的医院。医生只是一位受过医学训练的警察,没有受过专业的科班训练,相当于一个赤脚医生。他连心电图都没有给这位狱友做,就吸氧。吸完氧之后,这位狱友感到好过一点,又被送回监室。过了不久,又感到胸闷,又送去吸氧,一下子就不行了,结果再送医院,最后做心脏复苏,用起博器给他电了几下,但心脏最终还是没有重新跳动起来,如果一开始就做心电图,送医院抢救,这位狱友是不会死亡的。

“二监”关押了许多外籍人,不过,我没有看到过白人,主要是黑人和东南亚及西亚人。我在医院呆过半天,其中有位病人是香港人,他的身体不好,一直在申诉,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但是狱方不允许他保外就医,最后,这位犯人就死在医院里。就是说监狱既不给这些犯有重症的犯人以正常的治疗,也不让他们保外就医,不重视犯人的生命,导致犯人最终死在监狱。

另一方面,一个没有患重症的犯人,如果有可靠的关系,却有可能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得自由。有一位犯人,他犯了事被判了死缓,送进“二监”,本来人好好的,没有什么大病,结果却被保外就医了。因为他父亲是“首钢”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是邓小平的牌友。这是在我被送进“二监”之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在报纸上还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出去之后没有住在医院里,而是开了一家公司,还被人诈骗了一千多万。这是监狱里发生的和“保外就医”有关的故事,这个“保外就医”的尺度掌握并不在于法律和事实,而是别的东西。

 

(网文,未经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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