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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的传说 只剩“惊叹”!

董平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是对美国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的一个采访。

郭岱君博士是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开放的主要推手,也是宋子文问题的专家。郭岱君博士通过引用资料告诉人们:宋子文地形象被严重扭曲了;作为传说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其实并不是亿万富豪。对于这个结论,我个人并不十分吃惊,但却十分感慨。

我们这一代人,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就在教科书中了解到 :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财富如何如何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云云。相信大家与我一样,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四大家族”的愤怒和仇恨。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认识的成熟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慢慢感觉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首先是陈立夫。前些年,关于陈立夫的一些情况渐渐浮了出来。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先拿党务系统陈立夫开刀。陈立夫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他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学会给鸡喂药、打针。养鸡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这可不像今天的一些贪官惺惺作态。

首先,他当时已经被蒋介石抛弃,流落美国(即化外),作态已无必要。其次,许多人可能不明白,养鸡不完全是辛苦的事。时间久了,身上任何时候都会有鸡屎味,洗之不去。想一想,不要说陈立夫这个海归背景、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党国要人”,就是今天普通一城里读书人,但凡有条路,大概也不会选这个臭烘烘的营生来度过余生吧?所以我可以断定,至少陈立夫、陈家恐怕是没有什么钱的。

然后是蒋家。蒋家的情况,可以在宋美龄在美国的住处看出一些端倪。蒋介石过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在美国的20多年里,宋美龄一直住在长岛罗卡斯山谷蓝丁顿市的一个宅子。这是孔家的宅子。虽说宋美龄与孔家是亲戚,但中国人是讲面子的,况且宋还是“国母”,怎么也得自己买个豪宅撑撑门面吧。

看看后来从大陆去美国的那些个贪官,一掷百万、千万在纽约、在加州用现金购买豪宅(有的还一口气买几处),我开始有点怀疑横跨蒋、宋两大家族的她是否真如国内传说般那么有钱。

后来,宋美龄因年龄大了、就医不方便,搬到了纽约的一所公寓。问题是这所位于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的公寓,也是孔家的一处房产。据郭岱君博士讲,“蒋家非常清廉,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很清廉”。难怪宋美龄只能住孔家的房子了。(据说,宋美龄出嫁时,宋家倒是有一处气派的别墅作为陪嫁。可是这处别墅位于上海,今天要是还在的话,相信房产证上的名字也铁定不姓宋(或蒋)了)。这处1932年建在东平路9号的“爱庐”,是宋子文送给妹妹宋美龄的结婚礼物。

再说宋子文。郭岱君博士是专门研究宋子文的专家。郭博士接受采访时说:“我记得2006年一次国际会议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叫Donald Jordan就讲,他非常认真地在找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找不到。他说他希望学者提出证据,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来。”郭博士说,“那现在所有的档案几乎都公开了,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找到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而台湾学者陈立文教授,根据宋子文的档案,发现宋包括房产在内的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档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

当然,七八百万美元对于今天一个寻常百姓而言,也不是小数字,但对比中国大陆潜逃境外几千名贪官(都是“一穷二白”、光着身子参加革命的)每人平均1亿人民币以上的金额而言,这位颇有点家底(其父亲『也是宋庆龄、宋美龄之父』宋嘉澍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早期资助过孙中山)、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外长的“党国要人”而言,这个数额也看不出其利用权力挣了多少钱。

剩下只有孔家了。

孔家倒确实有钱,但郭博士说,“ 那孔家本来就是巨富啊。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孔祥熙就是孙中山的金主嘛。”但是,“ 孔在战时的所谓“美元公债”的问题上确实是有,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很清楚,蒋介石后来叫孔祥熙辞职”。

这样算来,“四大家族”只能算一族――孔家,而这孔家还原本就是资助孙中山革命的巨富。有可疑之处只是在“美元公债”一单上,还让蒋介石叫辞了职。那么,让我们(我、你、一代人、或者不止一代人)义愤填膺的“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中国经济的说法又从何来而呢?

原来,这是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在文革中担任政治局要职的陈伯达的杰作。

郭岱君说:“《四大家族》这本书是那个谁写的?陈伯达。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所以,他基本上是个宣传品。”而且,“《四大家族》里面有很多谬误”。

这下我总算有点明白了。我倒没有指责陈伯达的意思。无论其被安上什么样的重要职务,陈伯达终究只是摇摇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如文革中的姚文元)。向对手泼泼脏水,也算是其职业范围内的事(所谓professional)。至少,这也是泼向争夺江山的敌人。比较后来文革中泼向自己的同志、战友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超级脏水,编出“四大家族敛财巨富、垄断中国经济”的谣言,这算是温和、有分寸多了。但技巧性更强、也更能欺骗人。

其实,“四大家族”或者中间谁谁谁被栽赃、被泼污水,原本不干你我这些草民的事。问题是我不能释怀:我(可能还有列位)在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里,如何可以让不是事实的“事实”所长期包围,而时时地被激发出填膺之义愤呢?我想起了流传的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夜深了。我环顾黑洞洞的四周,不由地打了个寒颤:究竟还有多少真相,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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