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最后的变革——新中国待完成的使命

知原

 

一、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制度变革:

我们知道,秦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作出过重大变革的王朝,其中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就是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西周时期地方分权(自治)的封建制。

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分封领地,属于政治制度范畴。这个词汇在西方出现在对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的历史学界的描述中。

封建制实际上取代的是人类社会较为原始的部落制。在中国古代,分封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西周是其最完善时期。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汉之后,封建制偶有反复,但都不占主流,主流是秦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西方的历史不像中国那样具有绵延性,他们的民族和文化常常在外来民族的巨大冲击中失败而亡。中华民族虽然也受到过多次游牧民族的巨大冲击,但总算挺过来的,我们仍然是华夏子孙。西方则不同,现代的西方人早已不是开创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产生于公元四、五世纪游牧民族对西方的大规模入侵,这些游牧民族入侵成功之后对占领的土地进行封赏,将土地分赏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的大臣,封建制也就由此在西方产生。游牧民族处于部落时代,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也是对较为原始的部落制的取代。

中国现代史学界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就是把秦至清时期“封建制”已不占主流的中国社会称之谓“封建社会”,而将真正的“封建制”时期——夏商周称之谓奴隶社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社会形态”的观点生搬硬套的结果,中世纪西方的经济制度与秦至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或许较为相似,但政治制度——封建制,恰恰是与秦之前的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相似。

中国西周时期所实行的这种“封建制度”,与中世纪欧洲所实行的“封建制度”,就“封建”一词的含义而言是基本相同的,都是指通过“封土”的形式组建或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和由此所形成的制度。但在形成的机制上却是恰恰相反的。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由于出于统治的需要,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称之谓诸侯;诸侯又将封国内的土地分封给诸侯的亲属,称为卿或大夫,卿或大夫又将被封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称之谓士。中国的封建制就是以这种从上而下的分封的方式形成的。

西方的“封建制度”则是自下而上形成的,由于出于安全的需要,一些农民投靠于教会或小封建主,小封建主投靠于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则投靠“王”,王则名义上承认皇帝的领导权,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从下而上的投靠和效忠而形成的。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也远不及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完善。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其实实行的是“世袭制+宗法制+封建制”三位一体的制度。其中,世袭制是宗法制的根基,宗法制又是分封制的基础。在家庭范围是为世袭制,在家族或宗族范围是宗法制,在国家范围为分封制。是由家庭、家族或宗族、国家三个层面逐层扩大的一种血亲等级制政治化的统治方式。

世袭制就是权力、财产、爵位和名号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家长”的传承还可分为父系与母系。执政的君主也有承接,君主与君主之间不一定都是直系传承,有的是兄传弟(殷商以此为主),也有少量的叔传侄,但主体是父传子,并以嫡长子世袭制为正统。嫡长子即正妻的最大的儿子,其他小儿子为嫡次子,妾的儿子则为庶子。

世袭制是血缘关系社会化的结果,血缘关系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关系,但由于社会的发展,随着物资财富的增多,以及人类需要加强团结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所以有财产的人或有权力的人很自然的最愿意将其权力和财产传承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子女、兄弟等。在世袭制中,权力和财产世袭是最实在的,爵位和名号则要虚一些。

由于人的最重要的能力——智力遗传性并不强,并不是聪明人的子女都如同他的父母那样聪明。所以实行世袭制的后果是,国家和家庭不可避免的会逐渐沦落,而被后来的有能力的人所取代。所以世袭制与“选贤与能”一直都是一对矛盾。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秦之后的各王朝。宗法制的主要精神为“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亲疏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次子、庶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宗”。这些诸侯在其封地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次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士以下还有平民和奴隶两层,但都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

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秦之后,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拟宗法制或新宗法制。

分封制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分给亲属或功臣,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等,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等等。

为了维护统治,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治理诸侯国,保卫国家。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秦始皇大一统,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又兼采之,但以郡县为主,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封国的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免,诸侯只征收租税,封国名存实亡。魏晋以后,历代王朝也还有分封制,其性质不全相同,但都不占主流。

秦至清这一时期的中国,其实实行的是“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种模式。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终生的权力,并在子孙后代中世代相传。皇帝与周天子实际上并无根本区别,都是一种世袭君主制。只不过皇帝并不严格的采用嫡长子世袭制,而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嫡次子。另外,皇帝也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天下唯一的“主”。家庭则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负担着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教育等职能,也是实行的世袭制,这一点也与西周没有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就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所以后人常以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来对比秦至清时期的中国以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

在西周的封建制时期,其政治制度与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血亲等级制度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等同的。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士,基本上是按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血亲等级关系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士多为周天子的家族成员。

但在秦至清的郡县制时期,中央(皇帝除外)、郡、县等各级官员多是皇帝选拔的非皇族成员,因此在中间层面(皇帝这个最高层和家庭这个最基层之间)——中央、郡、县等各级官员,政治制度与血缘关系实际上已经分开,血缘关系主要是在皇帝这个最高层和家庭这个最基层存在。这种分开的好处是皇帝可以选拔一些贤能的人帮助其治理国家。因此这种帮助皇帝选拔贤能的官员的制度成了后来发展的重点,从秦的军功爵制,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发展出了科举制才定型。

但儒家学说却将这种政治制度“拟”血亲化,即将皇帝比拟为父亲,将臣民比拟为子女,认为皇帝会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自己的臣民,臣民则应该向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效忠皇帝。这种温情脉脉的说教即符合家庭这个社会基础,也符合皇帝的需要,因而十分有助于皇帝统治,所以在汉武帝之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然而皇帝毕竟不是臣民的父母,皇帝很难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臣民,而是将臣民当作了其榨取利益的工具。臣民毕竟也不是皇帝的子女,也很难像孝敬父母一样效忠皇帝,所以只要有时机,总会冒出许多窥视皇权的“乱臣贼子”。再加上世袭制的后果是,皇位常传给了深宫里长大、不食民间烟火的昏庸无能的皇帝手里,结果秦至清时期的中国总是在治乱循环中,从而有了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二、近现代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制度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这让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大为不同的“天下”——他们拥有科技,而我们还在使用手工制作;他们已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而我们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他们的官员是自下而上选举的要讨好选民,而我们的官员是自上而下选拔的当官的只需唯上即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很多人都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是从另外一次大变局——“周秦之变”算起。“周秦之变”的最大的制度性变革就是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地方自治的封建制。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100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的中国不再是传统的旧中国,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新中国的宣告,也是向旧中国的告别!

5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当报纸上刊登到第九篇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提笔给郭老写了一封回信,上面只有8句话:“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老在书中批判秦始皇,而颂孔子。毛泽东劝郭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能从郡县制倒退回分封制。秦之后,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是沿袭的郡县制,封建制虽偶有反复,但都是末流并且常常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郡县制里,地方行政机关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的行政长官是上级任命的,只对上级负责,上级通常可以随意更换。而不像封建制,分封后,地方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更不像西方的自下而上的选举制,需要讨好选民,并且通常有任期限制。

郡县制对保持国家的统一、中央的绝对权威有益,只要握稳军队,地方很难闹独立,但也导致了官员们只唯上而不唯下及唯军权化。郡县制的本质就是,最高统治者通过各级代理人单向统治人民,这个传统至今未变,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治”,这句话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有效,只不过我们现在将“郡”更名为“省”吧了。因而我们虽然宣告了新中国,却未真正的告别旧中国。

笔者早年看的一本书——《两种智慧:科学与中国政治》,称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红装素裹的儒家文化”,这是从文化上讲的,从制度上讲就是“外社内秦”。虽然没有了皇帝,虽然有人大和政协,但实际情况是党委老大、政府老二,人大只能排老三起橡皮图章的作用,政协老四更只能算花瓶,而党委和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按秦制在运作,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认同的。可以说中国现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从这个视角去解读会更清晰明了。

毛主席及其革命同志都是在秦制社会里、传统的家庭环境出生并长大的,这种家庭环境深受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虽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一些深层的影响很难丢掉。而马克思主义除却 “停止对人的异化”和“消灭阶级压迫”这样的纲领性原则,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财产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这样的简单描述,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具体的面目,更别提实行什么样的具体制度。

问题正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却没有给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面目。那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在革命成功后,建设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传统思想、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因而建立的新社会通常只是新瓶装旧酒。

我们的传统文明是“儒表法里”,外表讲儒家的,内在行法家的。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东西,但内在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郡县制是秦始皇接受了法家的李斯的建议而推行的,只是外表讲的从儒家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周秦之变”是中国内部自身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受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而引发的重大变革,中国经历了五百多年,中国才完成根本性变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不到二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太短。但是世界近现代史是以1640年英国革命为开端的,到现在已近四百年,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是在受到西方的冲击而引发的变革,因而与“周秦之变”有异。

我们现今很有必要思考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既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么就要对内在的秦制作出重大变革,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秦朝是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建立的是“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样的模式。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要恢复封建制,但对“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一模式作重大的制度性变革是很必要的。“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统治模式最符合独裁者的统治,而与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宗旨相违背。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宗旨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而应该有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只能是当官必须由人民选举并接受人们的监督。

事实上,秦制的危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后来也逐渐体会到了,他发现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官员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而官僚化,而成为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他对此感到愤怒,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冲垮这种官僚体系,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广大人民自己治理的体系,但以失败告终。

后来,邓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邓公本是想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多数人致富”,但由于内在的秦制影响,中国的经济逐渐变成了权贵经济,以前的“公产”在私有化的浪潮下逐渐变成了权贵的私产。秦制再次显现了其危害。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表明邓公的改革开放达到高峰,中国的经济从而高歌猛飞近十年。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的经济遇到了重大挫折,邓公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让中国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政策,美国的重大挫折表明中国应该再次作出重大政策调整。

现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而进入“新常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反腐倡廉,李克强总理简政放权,这些都表明中国又进入了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笔者认为,中国只有摆脱这种内在的秦制单向管理模式,建立一个上下互动的双向模式,中国才能真正走出这种大变局,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的中国。

三、新中国应作出的制度变革:

新中国应该如何对“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一秦制模式作重大变革,笔者通过长年思考,认为应该用共和制取代皇帝制,县级半自治取代郡县制,福利国家制度取代家庭制,最终形成“共和制+县级半自治+福利国家制度”这样的模式。

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对立面。在君主制国家,国家是君主自家的,因而是“私天下”。但共和制却相反,是“公天下”,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传统的中国,无论是夏商周,还是秦至清,都是君主制,都是“私天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这种夏启开创的“私天下”。因此,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天下”的“共和制”政府成了新中国历史使命。

但统治者都有宠好名词而弃坏名词的习惯,所以像朝鲜那样的“三代世袭”的国家也自称“共和制”,而不称为君主制。另外还有历史的原因,使得像英国、日本这样的内部完成了“共和制”的实质变革,但却还在名义上保留着君主制传统的国家。这样使得君主制与共和制已变得难以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现在不能仅凭名词来区分君主制和共和制,而应该用[-1 +1]这样的区间来说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程度。也就是如果说绝对君主制是-1,民主共和制为+1的话,朝鲜这样的自称共和制的国家也只能为-0.8,而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则可以达到0.8。

方绍伟先生将形形色色的共和制政府划分为六种形式:民治共和制(古希腊)、贵族共和制(古罗马)、独裁共和制(朝鲜)、精英共和制(美国早期)、民主共和制(当代西方)、限任共和制(当代中国)。中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将“限任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这种真正意义的共和制,这就需要提升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将它们真正变为类似西方的上院和下院的东西。

另外,我们前面说过“家庭”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承担着人的生老病死、教育等重要职能,但这些原本属于家庭的职能在先进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已逐渐转变为社会的职能,家庭的职能越来越弱。在未来,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废除家庭,而是削弱它的职能,将家庭职能更进一步社会化,变成社会的职能。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国民意识,他们不是哪个家庭的成员,而是国家的公民,他们生活的目的不是光宗耀祖、不是自己家庭、家族的繁荣兴旺,而是国家的繁荣兴旺。

下面我们重点要谈的是用县级半自治取代郡县制。

何谓县级半自治?就是先在县级实行类似美国的行政、议会、法院的三权分立制。每隔几年(比如四、五年)由总书记或总理通过类似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的方法从每个县选拔几名(2-10名)候选人,由这些候选人组建竞选团,竞选成功者为下届县长。中央或隶属省对县长具有弹劾权,弹劾后需重新选举。议会则由该县的民间社团组织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议长和议员。法官则完全通过考试的方式产生。

在行政、议会和法院三方面的官员中,笔者认为行政最适合采用中国古代的考选(科举制)与西方的民选(投票选举)相结合的方法。考选选候选人,民选则由人民从候选人中选举出更能代表民意的领导人。因为县长必须要有能,而有能最起码的是你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比如,想当一个县的县长,你起码首先得对该县的地理人文特征、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吧,此外你还得有行政管理的知识,如果你对该县一无所知、对行政管理一无所知就当上了县长,那不是将县长这个职务当儿戏吗?

考试的方法主要是选能,当然考试究竟能不能真正选出有能力的人与考试内容的合理性有很大关系。比如,像古代的科举制,考些诗歌、经书之类的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选出真正适合做官的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现今,如果考县长,你的考试内容是一些高深的数理化或音乐美术等内容那肯定是很不合适的,但该县基本的地理人文特征、历史文化知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基本的行政管理知识却是必须具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内容就是“施政纲领”,即写一篇你当了该县的县长会如何施政的系统性文章,这是最实质性的东西。

投票的方法主要是选下面中意的领导人,对于县长来说,如果光有能但不能代表民意那也是不好的,但如果尽选一些只会阿谀奉承民意的无能之辈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两者结合最好。

议会的议长和议员则完全由该县的民间社团组织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笔者认为议会才是最应当体现民意的,因此议长和议员的“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能代表民意、反映人民的心声。因此,议长和议员最适合完全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

法官最应当的懂法律知识,对法律条文有全面、深刻和准确的理解,因此最适合通过完全考试的方式产生。

县长制定的政策需要该县的议会半数以上的投票通过才能实施,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县长对议会的表决具有否决权,如果被否决的话,议会则必需要由三分之二的反对票才能反对县长的提案。议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该县的地方法案,地方法案不得违背中央和该所属省的法律,以及对县长的提案进行表决。法院主要是根据中央、省和县的现有法律进行解释和审判。

笔者将县长完全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称之谓“县级全自治”,因为这种方式中央和省对县的干预能力很小,县级容易做大而不受中央和省节制;将县长完全由中央或省任命,或完全通过上面考试的方式产生称之谓“直隶制”,“直隶制”下县长完全听命于中央和省,而很少能体现民意,也是一种不好的模式。最好的模式就是上面所说的“县级半自治”,它能最好的平衡上下的关系。

为什么要在县级实行“半自治”,而不在省级或乡镇级实行“半自治”呢?这是因为只有县级以上才有完整的行政职能,乡镇级别并不具备完整的行政职能,而省级又过大操作不当易导致国家分裂。县级人口通常在百万左右,面积几千平方公理,不大不小,类似于老子的“小国寡民”状态。人民对该县的治理既能做到积极参与,又能做到不将过多的时间耗在上面。因此,应该将目前的乡镇选举提高到县级这一层面,在县一级实行“半自治”。

笔者上面所说的“县级半自治”可以先在部分县试验,试验成功立即向全国推行;但对于容易闹独立的地区可以实行“直隶制”;对于像香港、澳门、台湾这样的特殊地区可以实行“全自治”。

笔者在本地论坛上常常看到很多人对本县的治理提出很多治理方案,有的现实可行,有的过大过远,但都是很有意义的民间声音。如果能将这种民间声音通过有效的政府机构进行过滤,过滤掉那些过大过远的,而留下那些现实可行的,这对本县的治理将会是非常有裨益的。而上面所说的“县级半自治”就是这样的机构。

四、从县级半自治开始是当前成本最小、最易推行,意义重大的变革:

在当前中国,中央级别的政改敏感而不易谈、不易推行,省一级的困难也很大。但县一级是可以谈和容易推行的。打老虎很重要,但老虎毕竟离人民太远,人民不容易感受到。人民最容易感受到的是生活在周围的苍蝇,清除苍蝇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清除苍蝇不能完全考“打”的治标方式,而应该采用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治本方式,“县级半自治”就是这样的治本方式。实行“县级半自治”让本县人民自己治理,中央和省又能有效节制。

当前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很高,但在是官皆贪的现状下,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无疑是叫他们找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与其叫现有的官员财产公示,不如从县级开始通过考选、民选或两者结合的方式重新选拔新的官员,从新官员开始财产公示,用这些新官员去逐渐替代旧官员。

笔者认为对于当前比较现实可行的方式是,每五年由总书记或总理亲自督考,对泄题者、作弊者一律严惩,通过考试的方法在每个县选出十名候选人(数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然后由这些候选人组建具有竞选资格的选举团,由这些选举团宣传各自的“施政纲领”,最后由该县人民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自己喜欢的县长。

非候选人也可以组建社团组织,可以称之为“会”,以与全国性的政党及选举团相区别,提出并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但这类“会”不具备直接竞选县长的资格,只能作为储备性资源加入到候选人组建的选举团里面,但“会”具有直接竞选议长和议员的资格。

这类选举团、“会”都是地方性的、县级意义的社团组织,因此不必担心放开党禁之类的危险。

通过考试的方法是选能,人民选举则是赋权。通过考试的方法产生候选人过滤掉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们,从而可以避免现今的乡镇选举常选出一些“黑老大”的事例,可以让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做官。


联系QQ:171550578 E-mail:ctk3@qq.com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