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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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与启示

——中国8964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历史是播撒种子的泥土,——或是恶魔的秕稗,或是
上帝的麦粒。稗子和麦种会一同长到收获,那时镰刀将把
上帝与魔鬼的根苗区别开来。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革命的先知》

 


1906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为11年后降临的浩劫填写命符般的债单时,一批俄国知识人也正在转向。他们清醒地意识到,100多年间俄国知识界的努力,竟可能把俄国带进一种危险的结局。他们力图在精神上把俄国历史的路标拨到另一个方向,但为时已晚,俄国像1912年倾覆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在历史的迷雾中撞上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冰川。梅氏接下来预言:让人流血的人将跨越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并以此迈入“一切都可能”的领域。当血流已不能饮尽,血洼就随处可见,雾霾就会升腾成海市蜃楼,扩展成全球历史的幻影。那时,一直隐身的宗教大法官就会显形并宣告:我们不与上帝在一起,而跟他——魔鬼——一起。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西方在20世纪前拥有的幸运在于,它们不仅为自由而战,而且正确判断了机遇,全力以赴地争取了成功。俄国的特殊不幸,却正在这个痛苦而高贵的民族里最优秀的人物,过于陶醉于弥赛亚精神救赎而轻慢了历史中的胜利。其中最致命的当数190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多少也可作为26年前中国8964运动的悲剧性启示。

中国8964发生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中共建政40周年。循此年代,可依次引入三种分析框架:从西欧肇始的近代世界自由民权运动,中国西汉以降士大夫上书朝廷及太学生伏阙请愿传统,国际共运、尤其匈牙利人民起义(1956)、捷克布拉格之春(1968)、波兰团结工会(1980)和苏联解体东欧诸国全部易职的历史经验。若以悲剧性教训与启示——尽管相距万里,暌隔164年——作参照,则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堪为中国8964较恰当的前例。

两者都发生在某个历史十字路口,都发生在各自国家——欧亚两个最大专制国家——首都,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广场。

1989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维系十年改革的最高权力结构难以为继——身任新总书记的赵紫阳已独木难支。鉴于胡耀邦在平反人类最大积冤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抵制“反自由化”中的特殊地位与非凡影响,鉴于邓小平等政治老人欲收拾残局并与李鹏等新贵结成强硬联盟的复辟态势,知识界和大学生强烈意识到国是不臧、局势危殆。从胡耀邦4,15去世到4,22追悼会到4,26社论到5,13大学生绝食到5,20北京实施戒严到6,4屠杀,从北京幅射全国,中国民主力量与中共专制政权对峙、较量了50余日,上演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活剧。

1825,11,17,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猝死,康斯坦丁大公和尼古拉大公两名皇储在皇位继承上出现错乱,俄国最高权力出现真空,——25天内俄国无人统治。部分贵族和军官瞩望的康斯坦丁拒绝继位,他们厌恶的尼古拉却生就帝王欲。尼古拉冷酷傲慢,迷恋普鲁士军事制度和警察统治,——这正是誓将刷新俄国的贵族军官对俄国的思考和结论性构想的对立面。在尼古拉彻夜完成登基大典成为俄罗斯第十一位皇帝次日,贵族军官拒绝宣誓效忠,率领3,200名士兵列队开拔至枢密院广场,在彼得大帝铜像前集结成八个方阵,向新沙皇摊牌:要么接受起义者拟定的《俄罗斯法典》和《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立即退位;要么出动军队镇压,——俄国此后近两百年命运系于一天:1825年12月14日。

中国8964组织者和参予者以大学生为主体,以知识界为中坚,社会各界参与,他们大都在“体制内”,——而按社会学和阶级理论,属于“被统治阶级”。虽然8964曾提出若干政治性要求诸如“重新评价胡耀邦,”怀念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政策;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严查“官倒”、公示“领导干部实际财产收入”;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保障人权,反对迫害”、“平等对话,反对包办”;以及推进经济自由化,要求新闻机构给予公正如实及时报道,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最重要者:承认其聚集示威请愿属“爱国民主运动”性质 ;但无论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反对者以及(后来的)镇压者都清楚,8964并没有系统、明确的政治纲领,并未超越中共自订的宪法。其根本政治诉求是呼吁恢复党国纯洁性、高尚目标和先进本质,获得父亲般的“共和国开创者”的会意与表彰,就像五年前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所流露的感戴之情一样,从而推动改革向民主、法制、倾向于人民的方向转变。

十二月党人大都出自彼得大帝亲手建立、1700年即正式命名为“帝国禁卫军”的贵族军官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他们的先辈是俄国统治集团的中坚和精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几乎全都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过法国。作为胜利者,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登上蒙马特尔高地,眺望被征服的巴黎的壮丽日落;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流连忘返;到卢梭墓前凭吊这位启蒙运动宗师;参加各种文艺沙龙,接触法国自由主义基督教两个重要神父西哀士和格列高里,拜访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圣西门、贡斯当、斯达尔夫人;俄罗斯军官与法国共济会重要成员结下了深厚的个人联系。当他们1814年3月31日代表反法联军在巴黎凯旋门举行阅兵式、6月15日进入圣彼得堡凯旋门凯旋而归时,心中却带着一套全面、根本地变革俄国的思路。法国被征服了,但是被征服的法国高扬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体现的是人道文明高尚,代表世界的未来。而战胜法国的俄国还实行农奴制、沙皇专制和野蛮的鞭刑,官僚、宪兵和警察们还野蛮地奴役着俄国。当十二月党人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凯旋而归的胜利勇士,是俄国荣誉的象征,同时是推翻俄罗斯黑暗专制的先驱 。正是对法国的征服,拉开了11年之后(1825年)俄国禁卫军官兵在俄国首都广场公开武装起义的序幕。

十二月党人有备而来,——在思想和理论上他们已准备了十年。1825年12月14日,他们实际上组织了一场与沙俄帝国之间的历史性“决斗”。从1816年成立“俄罗斯忠诚子弟协会”及南、北“救济同盟”开始,他们拟订了《俄罗斯法典》、《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并赋予它们一个冗长而贯注诗意的别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改善俄国政体的权威约法,人民对最高权力机关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部宪法是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以及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宪法为蓝本,宣布“人人都是上帝所创,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权追求幸福,必须废除一切等级和特权,使所有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选举权、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它们强调, “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届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它们许诺,俄国国家政体将采取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人民议会,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为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向人民议会负责。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执行情况。它们特别申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由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不属于某一个人、某一家族或某一团体。相反,国家和政府属于人民”。

如果要比较,那么8964的政治诉求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经验性目标和实践哲学,诉诸于对现实问题的具体解决,停留于社会抗议、道德谴责和犯上请愿——三名大学生沿阶下跪举书至于昏厥的情形令人想起古代庭臣伏阙请命的王朝景观——之类东方专制社会的传统方式,而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制定的变革纲领,却是企图在“处于完全不同历史阶段”的俄国,建立美、法式的现代共和国。两者都被残酷镇压,留下悲剧性的深重教训。

8964后,21名学生领袖和少数知识界人士遭公开或秘密通缉,中共党内外一代改革力量出局,一批知识界人士和大学生流亡海外,自由民主运动在中国全面退潮。与此同时,共产极权主义表现出顽强的自保本能,完成了从危机—镇压—韬晦—崛起—扩张一系列令世界惊愕的历史过程,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交互为用的双头鹰利维坦,并向一个规模空前的黄种人红色帝国演变。

五名十二月党人领袖被判“特等罪”——谋反、弒君、叛国——处以绞刑,579名军官被特别军事法庭起诉,其中121人流放西伯利亚,——“尼古拉一世用绞刑架开始了他的统治”,并把这一统治维持了30年。他的儿孙亚历山大二世、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则继续统治俄国62年,直到布尔什维克——一群更血腥、残暴、专制的统治者——把尼古拉二世全家处决的1918年。

为什么沙皇俄国能够维持如此漫长的统治?有一种特殊的原因:一个遭受强烈刺激以致从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专制政权,会迸发某种非凡的自保本能,被强烈的生存欲望支配,产生出特殊的能量和才华。

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后,采取了几项强力而有效的措施。一,成立皇帝个人机要处,下设六个部门,侧重负责帝国司法、学校、社会机构、农村和农民。其中“第三厅”是秘密警察机关兼内务部,拥有庞大编制和极大权限,俄国境内外几乎全部自由人士都在“第三厅”监控之下;二,采取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联合治理”统治,大量起用军人,所有重要助手几乎没有文职;三,建立正常国家机器之外的特别委员会,严重削弱大臣会议、国家会议和参政院,由能够立即执行其意图的特殊官僚机构处理国家要务;四,任命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乌瓦罗夫为教育部长,颁布法令禁止贵族子弟留学西欧,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禁止大学讲授西欧哲学;隆重宣布俄罗斯帝国新三位一体国家理论:只有国家(东正教)教会才充分体现了俄国精神的神圣性;只有沙皇专制才权威地代表了俄国国家意志和利益;只有俄罗斯民族特性才构成俄国伟大纯洁的土壤;五,颁布报刊审查法令,被称"铸铁般的报刊审查制度",禁止发表任何带有政治观点的文章;六,强力发展国家经济,1837年建成俄罗斯第一条铁路(在铁路开通典礼上,尼古拉一世登上火车,亲手向铁炉挥送乌煤并鸣响汽笛——象征俄国迈向新时代)。

维系俄国沙皇专制,并非易事,其中一个并非次要的因素是沙皇本身。 托尔斯泰曾指控历代沙皇都是暴君、疯子和白痴。其实俄国沙皇不是世上最低劣的统治者。彼得大帝通晓主要欧洲语言,三年内为俄国建立起一座新首都;伊丽莎白女皇曾废除死刑达半个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亚历山大二世主动废除农奴制(比林肯通过一场损失60万人的内战完成“废奴”早四年),尼古拉二世和平逊位,——都是可与欧洲帝国皇帝比肩的人物。否则沙皇俄国怎么能在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若干次内外战争时代维持304年的统治,并产生了群星般的天才和巨匠。

镇压十二月党人后,沙俄帝国能否度过危机,相当程度取决于尼古拉一世,——从帝国角度,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称职的统治者,一位敢于屠杀、又有能力维持专制统治的暴君。他自幼游历欧洲,通晓法语、德语、俄语、拉丁文和希腊文,熟悉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接受过政治哲学、逻辑学、军事理论、伦理学以及绘图、几何、代数、化学、物理的系统教育。尼古拉一世把他的全部秉性:残忍、坚韧、勤奋、自律,对俄国的理解和判断都献给了他的家族和江山,又先后镇压波兰和匈牙利民族起义,发动俄土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成为“欧洲宪兵”,并成功地抵御了一度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的冲击,——他是十二月党人真正的敌手。

十二月党人本来有胜利的可能。那个寒冷的冬日,他们有数次机会可以冲进冬宫,逮捕尼古拉一世,强迫他接受《俄罗斯宪法》或立即退位。以尼古拉一世脆弱的帝位和声望,以十二月党人在俄国贵族、尤其军队的影响——包括法国、英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对尼古拉的反感,以他们高昂的斗志和民众的拥戴,十二月党人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机会。1917年,布尔什维克面临同样机会——他们的条件未必比十二月党人更好,但是他们紧紧抓住了机会。事实上,冲进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们的赤卫队员不到两千人,他们却改变了历史。十二月党人出于两个原因,错失良机:恪守贵族决斗规则,决不先开第一枪;希望尼古拉一世接受其最低纲领——“君主立宪”。本来有某种妥协可能,在僵持中,彼得堡总督米罗拉多维奇——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名将领,十二月党人的老长官——和德高望重的俄国国家大主教谢拉菲玛曾亲赴现场,劝说起义者放下武器回到兵营,称新沙皇可以派一个代表团跟起义者谈判。十二月党人拒绝了“中间道路”。

一个高尚而苦涩的悖论阻挡了十二月党人的致胜之路。因为他们是远征法国、理想纯正的贵族军官,所以他们起誓拯救并提升俄国;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拒绝后来下层革命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他们坚持手段与目的的一致:光辉的彼岸必须经过坦荡的路径去达到。从精神源头上,这应归咎于俄国东正教弥赛亚主义,它过于倾向于神圣救赎和终极理念的绝对价值,从而忽视了历史进程和现实胜利,削弱了成功的光辉才可产生的感召力量,而把存在意义上的胜利拱手让位于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专制统治者是天生的、彻底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者。

如果十二月党人冲进冬宫,逮捕尼古拉一世,俄国就出现了一种前景:在法国、美国之后,横跨欧亚的俄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共和国。既然“无套裤汉”们可以攻陷巴士底狱,被路易王朝和雅各宾派前后折磨的法国可以建立共和国,那么,远比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高尚且学识渊博的彼斯捷尔、穆拉维约夫、雷列耶夫为什么就不能在30多年后的俄国实现共和理想呢!如果十二月党人突破了他们致命的贵族道德藩篱,沙皇帝国就可能在19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年头寿终正寝,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所有后起历史连同它们的所有灾难统统不会出现,世界历史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作家郑义写道:

1989,一个明确无误的彪炳史册的里程碑。继中国八九民运之后,苏联等共产国家相继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懈之抗争,但中国的示范作用显而易见。将近两个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谴责与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总书记们受到震慑。1989向全人类宣告:共产主义是缀花的锁链,自由高于一切!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崩溃,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人类命运之深广,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中国八九民运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掘墓人。

但是对于中国, 8964却是一次带有巨大冤屈和隐痛的失败。它不存在十二月党人那种要么悲壮落幕、要么创世纪般胜利凯旋的两极化结局, 但是也存在“成功”和“胜利”的可能。

如果不是三个青年人在人民大会堂恢宏台阶上下跪,而是几十万大学生强行进入那座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后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如果三位湖南义士向毛像泼污后被大学生视为英雄接纳进广场,并公布毛的罪错,并(通过表决)冲进毛纪念堂,鞭尸老暴君;如果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后不再离开,——那是一个天赐良机: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的最后一刻,赵居然来到了人民占据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摄像机前,如果他举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会凝聚于一点——坚持政治改革,反击老人政变。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浆喷发的非常时期,谁代表了民意,谁就获得了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力量。更何况,赵紫阳还是中国合法的最高领袖。

至少38军、28军可能调转枪口,站在赵紫阳和人民一边……两年后,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叶利钦做了与赵紫阳相反的抉择:登上一辆坦克,发表了热血沸腾的讲演。

他并无一个怒涛汹涌的天安门广场做后盾,当时他的听众不超过200人,其他的莫斯科人尚未从政变的惊恐中醒过神来。一个简单的动作加上一篇简短讲演,苏联共产党七十多年的铁血统治顷刻瓦解。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警察,数以万计的核武器,强大无敌的坦克集团军、舰队、轰炸机群顿成画虎。——(郑义:《金棕榈——葛底斯堡赋》),如果“那些事实上主导和影响了这场运动的人士……顺应民意,把一场偶发性的抗议运动提升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和平起义”(同前),——这些“如果”和其他可能性变成事实的难度都不比十二月党人的“历史性挑战”更大。

但是,邓小平越过所有这些“如果”,把下述罪名加诸已无力进行自我辩护的8964身上:(事件)是国外大气候“暗示西方势力影响”和国内小气候(指胡耀邦、赵紫阳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共同造成,意在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完全附庸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把中国带往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引发又一次文化大革命甚至内战的反革命暴乱。如果理性温和派在中共内部占了上风,8964没有遭到残酷镇压,甚至其主要诉求都得到承诺,中国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比谁都清楚,这种罪名是对8964的恶意歪曲,只是因为血腥镇压才编造的莫须有罪名。事实上,邓在1991年的“南巡讲话”才向国际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敞开国门,——但邓采取“两手硬”策略,避免了“完全附庸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

不能说中共采取了与尼古拉一世一样的措施,——毕竟两者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环境大相径庭;然而,作为熬过巨大危机的专制政权,中共发自本能地采取了与尼古拉一世大同小异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不给自由精神以空间,只为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倾注国家力量。强硬狠毒、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显示了东方共产专制暴君的特殊禀赋,通过对天真、热情、充满理想的8964一代的镇压,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劫持、诱骗和赎买,以及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红利的国家占有,还通过江泽民、胡锦涛官僚集团的腐败执政,中共成功完成其现代极权主义转型。最令人吃惊的是,与尼古拉一世授意乌瓦罗夫推行其“帝国三位一体”一样,邓及其后继者也发展出“面向21世纪”的新意识形态——红色国家主义:马列毛邓三科(中共执政的精神谱系,类似俄国国家东正教,第三罗马)、共产党领导(类似沙皇专制)、中国特色(类似俄罗斯民族特性,以对抗人类性和普遍价值)。习近平大权独揽,则使人联想到尼古拉一世高度集权,至于军人、警察大规模干政,书刊检查制,以及开始向外扩张,都不能不受尼古拉一世专制复辟逻辑的支配。

十二月党人事件后,沙俄帝国继续维持了92年,——若非贸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还会存活更长时间。俄国自由力量遭受巨大摧折后,仍然保持着与帝国对峙的态势。“划破尼古拉一世漫长暗夜的第一声枪响”即出自十二月党人、禁卫军军官恰达耶夫。他在《哲学书简》中首次提出一种特殊的祖国之爱,一种比爱祖国更美好的感情: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乐园,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他还首次痛斥俄国: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來是残暴、凌辱的異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來又为我们本民族当权者所继承。除了残暴以外,俄国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人類的普遍规律似乎不适用于俄国,我们是世界孤独的弃儿,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在俄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种有益的思想,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恰达耶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悲惨事件后的俄国——的特殊现象,它是俄国独有的激烈而痛苦的自我认识,拉开了持续久远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历史大争论的序幕。

十二月党人事件后,俄国思想转入私下圈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大学出现了赫尔岑—奥加辽夫、斯凯坦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众多思想文化沙龙,——俄国自由思想继续运行于世,十二月党人的挚友普希金上升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十二月党人事件成为俄国文学、艺术、音乐、宗教、哲学的主要素材和灵感源泉。托尔斯泰曾想以十二月党人为原形创作,后演变成《战争与和平》;列宾、苏利科夫、克拉姆斯科依画笔下,十二月党人是无与伦比的殉道英雄;格林卡、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的乐音中,十二月党人象征光辉与神圣……但是,没有人为他们“平反昭雪”。沙俄帝国不会为自己的叛逆主持公道,苏联政府没有这份责任,1991年后的俄罗斯只把他们当成俄国历史一桩往事。

但是,沙俄帝国镇压十二月党人,钳制思想、窒息自由的一大恶果,是推动俄国发生精神恶化和道德自戕:绝望情绪日益转为近代世界四大危险思潮和运动: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兵营共产主义”。涅恰耶夫“革命教义派”、巴枯宁“暴动派”、拉甫罗夫“宣传派”、特卡乔夫“布朗基恐怖派”、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组织恐怖派”,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结论:一个纪律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依靠一次成功的密谋,就能夺取国家政权,再利用新的国家机器改造社会。——它们最终都为布尔什维克的崛起搭起了脚手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绘了一群不受任何道德约束,“超逾善恶”,以奴役和改造俄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阴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对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恐怖演变,对即将来临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新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绝对不能把十二月党人看成“三代革命家”(列宁语)的先驱。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是自由、温情和博爱,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人道主义——的俄国继承人,也是基督教救赎精神的践行者。此后被仇恨、暴力、恐怖专制强烈吸引的革命家,只是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造就的废墟。十二月党人悲剧性失败的代价,竟然是俄国长达160多年的专制黑夜,并且殃及世界。

8964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被物质力量完全征服,一个礼崩乐坏、穷奢极欲、全面世俗化的社会,落在一群现在还未完全显露其真相的统治者手中。中国是否会出现俄国十二月党人事件后19世纪向20世纪灾难性转型的可能,被另一种与世俗化截然相反的极端情绪和绝对力量所劫持?没有人能够回答。

赫尔岑称誉十二月党人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铸就的男子汉”,他们自愿赴汤蹈火,以自己的牺牲唤起俄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洗涤专制统治强加予俄国人民身上的奴性。列宁则批评他们“脱离人民”。

自由的本质是生命意义的自我证实,是无待于外的绝对价值——求仁得仁。但是,没有挣得人类历史胜利的自由只能导向孤独和虚寂,停留在没有展开的原始精神状态,——没有实现的自由不能散发光辉,就像没有升起的太阳。

26年过去,中国8964一代正进入中年,他们还有足够长的时间坚持或修正自己的理想。于世文、陈卫夫妇在2013、14年两度公开祭奠8964亡灵和胡耀邦、赵紫阳,继1989入狱后让自己再次被捕。他们自愿站在历史天平上,坦然承担牢狱之灾,直面红色帝国国家机器,坚持自由民主理想,清醒地意识并珍视生命的意义,——这使中国8964拥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殉道精神和贵族风范,在道成肉身的意义上臻于不朽。人们可以据此预言,中共专制统治者不可能享有尼古拉一世及其子孙所曾拥有的将近100年的统治——未必值得羡慕的统治——无论他们腐败堕落还是励精图治,都不可能。因为8964虽然没有十二月党人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气概,但它是一代人的选择,是亿万人曾经的青春、热血和理想。除非中共效仿古代君王下罪己诏,向8964死难者和人民低头认罪——这些唯物主义者哪来忏悔的力量和道德更新的勇气呢?——中国未来庶几有望。这不该由我们去操心了。

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的小诗中写道:

朋友,要相信

俄国会从沉睡中醒来;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将记下你我的名字。

它也是连接十二月党人起义与8964以及一切争取自由者之间的纽带。谨以此文向于世文、陈卫致敬,他们毕竟还年轻,请他们为未来而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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