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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不值、使我厌恶的东西”

——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史略》

王康

 

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页

不用再作任何诠释,马克思对一切“歌功颂德”和“迷信权威”的态度不会使任何人产生任何歧义:厌恶、摒弃、一钱不值。
事实上,马克思与第一国际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带有私人性质、却被马克思当作“前提条件”的“契约”关系。在整个晚年中,谁要对他阿谀奉承,马克思总会无法克制地“大发雷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袖,但他丝毫没有一种迟来的满足感。相反,他认为,人们所给予他的巨大荣誉,是他当之有愧的。整整十年中,每当有人用谄媚奉迎的眼光“玷污”他时,恩格斯就会对他最亲近的人说,他“似乎回到了奴隶时代”。
事实上,马克思这位十九世纪的天才人物及其思想,在对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同时,遭遇了同样前所未有的曲解和利用。马克思的追随者也许不亚于耶稣,然而背叛后者的著名人物只有一个,而前者真正指认的信徒(至少在他生前)却从来没有超过一打。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世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和运动已经蒙上了某种神圣教义的色彩,“马克思教区”已经开始覆盖整个西方,这里的正统派和卫道士已经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新名教建立起一所无形的宗教裁判所。先后诞生于世的“红色”主教、僧侣、审判官和异端都将这个中世纪之后最森严、最无情的裁判所里各居其位,领受全然不同的命运。
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就不止一次地、愤怒地与这个教区、这个裁判所划清界限: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晚年马克思早已驰名大西洋两岸,他却以不胜黯淡的心情借用黑格尔的感慨自况:“我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可叹的是,就连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弗兰茨•梅林就此评论道:毫无疑问,拉萨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追随当中是最有天才的一个,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们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
事实上,对于一定要把他那“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企图,马克思用罕见的恼怒和失望明确告诫说,“这会给我带来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们中间流传着一则故事:列宁到了圣彼得把守的天堂门口,敲门求进。“你是什么人”,圣彼得问,“我是马克思‘资本’的私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把这则故事作了一点改动:马克思就在天堂里,听到列宁这句话,当着圣彼得的面把天堂大门关上了。这两则故事都有点凄凉,但还不令人绝望。而面对列宁之后无数西方、东方、白色、黄色“利息的利息”,马克思多半会把尘世的所有门窗都会关掉,只剩下地狱一道门。很难考证,是谁最先擅自批准自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不难推测,“报到者”无计其数,获准签证者大约寥若晨星,甚至一个也没有。
历史再三表明,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灭亡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历史命运与使命的观察和论述,曾经以其独有的道德批判力和历史理性,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和世界,尽管他的主要预言没有一项被完全验证。而历史以惊人的显例和高昂的代价,一再坐实了他对领导这场“解放全人类”的“最后的斗争”的人们在道德和心智上能否胜任的深刻忧虑。
事实上,当把眼光转向俄国和更遥远的东方时,马克思的思绪变得更加谨慎、滞重,甚至蒙上阴郁的色彩。

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
——亚里士多德

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
——孟德斯鸠

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
——黑格尔

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理查德•琼斯

这些西方先驱对东方和亚洲的观感和评判,无论带有多少偏见和歧视,却具有确凿的地理―自然―经济―历史事实。马克思本人也曾用类似的语言指出,“东方一切现像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更不要说亚洲)时,将必然会“一方面产生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带来奴役”。这时,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私下认为,巴枯宁击中了要害。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历史》一文中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绝一切专制,独裁则绝对不被认同,“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伊斯兰教共产主义”。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专制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是一种远为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的成功,立即使列宁全副身心投身到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紧迫斗争中去,一切都必须适用和服从于俄国革命自身规律的铁则。
虽然列宁在生前已经意识到,与一切人一样,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都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因而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种把完全无知的工人、农民拉扯到国家最高权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义和历史笑柄),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人们不难发现,列宁这些战友和学生们,没有一个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德和天才),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因为这个“半亚洲人”太粗暴,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怀疑他“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1920年4月22日,列宁年届五十,正值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许多代表提议“以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名义”隆重庆贺,列宁严辞拒绝,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胡闹”。1924年1月,列宁去世,斯大林等人对遗体强作处理,在红场上修建了列宁墓。孤独无力的克鲁普斯卡娅坚决反对这一违背列宁意愿的“偶像崇拜”,指斥“这是拿列宁作交易!”对俄国革命怀有偏见西方人士都承认,列宁在担任领袖期间,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从来没有用精神摧残和肉体消灭来对待不同派别和不同意见,即使对托洛茨基这样的前孟什维克、对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这类公开“背叛”革命和“分裂党”的人物,列宁也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继续保留他们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历史证明,在俄国,根本不存在建立这样一套制度的条件)。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俄国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虽然马克思曾经指出,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槛前”,预言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信号”,但在被问到俄国革命的现实可能性时,马克思使用了相当谨慎的措辞。
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俄国“半亚细亚社会”的专制主义传统,深入分析过“东方的普遍奴隶制”,他们对沙俄帝国的反动、野蛮和黑暗及其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存在着深刻的置疑和警惕。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一直反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实行“亚细亚奴役制度”的专制社会中进行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断言,俄国革命将使沙皇专制制度复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营共产主义”的泥淖里去。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俄国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决不会自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典范,决不会自认为对这种典范只能毫无批判地颂扬和狂热地摹仿。”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开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发表《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文,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俄国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恐怖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令人深为叹惋的是,就连列宁那样一位几乎没有偏私、从不贪恋权力、极富人道和民主精神的俄国领袖,也始终没有接受这种“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针对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兰西语)。列宁对考茨基的咒骂、对卢森堡的挖苦表明,任何个人都难以逾越俄国革命自身的巨大局限性。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几乎不由自主地屈从于革命内部某种专制主义的强大逻辑,并公开主张独裁:“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是屡见不鲜的。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可以通过最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
事实上,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前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典型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关于权力、工资、军队、警察的设想完全没有超过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们的水平)。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象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独裁会发展到怎样畸型、病态、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期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为斯大林镇压牺牲品的人数的下限是2,200万(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上限是6,600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统计),其中还不包括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在卫国战争初期死亡的几百万人口(苏联在不到四年的战争中总共损失3,400万人,其中760万是军人,在世界各国生命损失统计表中高居首位。这固然表明苏俄人民的重大牺牲和贡献,同时不也表明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吗?)。这些数字,比罗曼诺夫王朝三个世纪专制统治消灭的俄国进步人士的总数恐怕还高出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比从马克思到列宁、“科学共产主义”问世以来各国资本家、地主、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的总数,恐怕还要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苏俄74年的历史,是一部背叛理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上自我标榜为最人道、最正义、最神圣的主义和事业,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堕落成历史上最专制、最虚伪、最暴虐的制度。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历史运动,竟然沦落为一场最彻底的亚细亚全面专制复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风格和味口,把苏联共产党改造成个人独裁的工具,从此,党的最高法定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最后连政治局都形同虚设,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语变得毫无任何实际意义。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人类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虚伪最无耻的词语被制造出来,斯大林被称颂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伟大中的最伟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亲爱的父亲”、“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一切伟人中最伟大的人物”、“共产主义大厦的天才设计师”、“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人类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阳”……
1939年,斯大林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出版,到1949年斯大林70寿辰,该书已经译成全世界所有文字,总印数达到5亿册以上。成百上千座斯大林雕像、纪念碑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坚立起来,成百上千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学校、幼儿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成百上千各小斯大林、中斯大林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被培养和塑造出来。
勿庸赘述,俄国专制主义传统、尤其俄国从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和拜占庭帝国继承下来的东方专制遗产,要对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承担重大责任。同时,人们不应忽视,东西方先后出现的极权主义和暴君现像,乃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最怵目惊心的历史性潮流。当代最负盛名的德国历史主义代言人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考察希特勒主义时指出,德国历史中的非理性“恶魔”固然准备了希特勒主义(这位纳粹领袖曾公开宣扬“独裁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的本土资源,但德国极权主义的真正根源却是十九世纪欧洲两大浪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深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负面精神遗产:种族、阶级、群众性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暴君崇拜。
二十世纪,一种恐怖的“历史逻辑”曾经将一半人类驱赶到奴役之路:人类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历史之谜已被破译到最后一刻,万古长夜即将破晓,天国之门即将开启,这一切都将神意地降临在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阶段、某一党派的命运之中,最终由一个“超人”的奋斗来完成。他是真理,是正义,是自由,是太阳,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领袖中的领袖,他摆脱了人类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恶、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诸如仁爱、慈悲、怛恻、怜悯、敬畏、谦卑、同情、善良、宽容、忏悔、隐忍、多愁善感、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的束缚;他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新人”,具有花冈石般的心灵、铁铁般的意志、不可动摇的权威、统驭万物的智慧;因为目标神圣,他被特许可以使用任何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经过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花果无边雕零;在山呼海啸、暴风骤雨、周天寒彻的激荡翻覆后,他将重新为世界奠基,为万世立法。
按照这套逻辑,二十世纪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谴责,没有一个应该审判,没有一个不仅不是恶人和罪犯,而是鞭挞人类前行的大英雄。
从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场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国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麦宰相以来德意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贝尼托•墨索里尼不正是现代意大利之父、自马志尼、加里波的以来意大利统一运动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被压迫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标准看,浪流汉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铁匠出生的墨索里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汉吗?
按照这套逻辑,一个人只要垄断了权力并且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在消灭了全部“阶级敌人”后,就有权镇压数量相同甚或更多的无辜人民,因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正是伟大事业分外复杂艰巨的明证!
按照这套逻辑,被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通缉和驱逐了大半生的马克思、被沙皇俄国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宁都不过是凡夫俗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鲜血汇聚的河流中去把握历史的航向,更无胆量对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同志大开杀戒,却絮絮叨叨地空谈“异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道”、“谦恭”、“礼貌”“温情”……
按照这套逻辑,数以千万计的俄国人没有被饿死、苦死、累死,俄国反而会遭逢更大的灭顶之灾;如果数以百万计的革命者没有被整肃、斗争至残、至疯、至死,俄国社会主义反而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俄国知识人没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楼、上吊,俄国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反而会黯淡寂灭!
按照这套逻辑,离开了斯大林、希特勒式的“元首”、“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还须一律冠以“伟大”、“光荣”、“正确”的修饰词),人类就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许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壮丽的日出和每一个婴儿的诞生就毫无意义!
由于俄国的特殊传统(沙皇专制、农奴制、第三厅、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党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虽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范围内和有限时空里发动一般群众揭发、检举、声讨各色“敌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内务部、审判机关、秘密法庭、集中营、强劳营和行刑队,其风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规模地肉体消灭。苏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俄罗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岛”;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俄国历史的苦涩和力量在于,正是因为人民长期处于与真相隔绝的境地,一旦发现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质,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专制帝国;一名欺骗和奴役了几代俄国人民的暴君,一场完全背叛了俄国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试验”,一个早已不代表俄国人民的暴政,与两手始终干净、内心仍然高尚的俄国人民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却绝对不能持续到永远。
1961年,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联名要求把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宁墓。大会作出一项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列宁遗瞩,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于列宁墓,将是一种亵渎”。一个深夜,斯大林遗体被从列宁墓拖出,装进一个深坑,再浇铸上几卡车水泥浆。俄苏诗人叶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幽灵》一诗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默默闪着光。
笔立的哨兵,脸色晒得又黑又红。
当他们把他 抬出列宁墓大门时,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缭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升起,擦过了哨兵的刺刀。
他没有说话,他没有,他沉默着,长眠着,
紧紧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是装死,他在里面暗中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谋算……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你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副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1987年11月7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们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不用具备多么高深的历史思维能力或与闻多少解密档案,便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师承和借鉴的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斯大林的幽灵借尸还魂,确实在东方找到继承人,东山再起了。
这一点不意味着,这场“造神运动”与中国历史传统无关。如同俄国专制传统孕育了斯大林主义一样,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是这场运动无比深厚的土壤。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国第一个“大成至上”的专制帝国,是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真正的历史起点。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灾难性的断裂、变异和倒退。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结束了天下共主、列国并立的封建制度,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它把山东六国人民连同贵族一起重新变成奴隶,并且维持和发展了人殉制度)“军事官僚专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传统,将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国的头颅和心脏,它是比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严酷千百倍、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阴森、最封闭的专制帝国,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之集大成。
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正脉已转为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几乎受到中国古代所有学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学和形而上的终级意义。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共荣共损,缺一不可,且共存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数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躯体之中。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躯不仅无情而有效地统驭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肉身和内心,而且还拥有难以理喻的法力防范、拒斥、对抗、篡改、消解一切攸关人类自由、民主、权利、尊严的文明基因,同时宿命般地保持着一种本能,几乎能天才地发现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同类,对它们的盛衰兴亡、经验教训具有天然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对一切捕风捉影甚或子虚乌有的动向、舆情、篡权、颠覆怀着歇斯底里的警惕和毫不妥协的敌意,最终把关于权力继承和独裁世袭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天才和颠峰”的极限。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共和国;“五•四”运动引进了“民主”与“科学”;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四强之列;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型专制制度本来已经不折不扣地过时而且货真价实地反动了,但中国的宿命在于,历史始终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彻底埋葬专制主义的机会。相反,从1919到1949到1976年,开始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使中国专制主义死灰复燃乃至变本加厉的,正是从西欧起源、经过俄国改造、比所有外部世界重大事件更有压倒性力量的“斯大林主义”。
自此,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全盘集体化、国有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反文明最肆虐的年头,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大概是毛泽东特有的坦率和幽默。他确实无愧为秦始皇的孝子贤孙,他甚至超过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万倍。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则是天大的无耻和不敬。
马克思出身世代犹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鲁士贵族姑娘为妻,接受过欧洲第一流的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养和足够的敬重。马克思自愿终身遭受放逐、通缉、贫困和孤独,对人类未来却充满了历史的、哲学的、高尚的和真正诗意的美好预言:

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像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全面复归。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东方暴君将其“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说成对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并且自称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个他,不知会作何感想。
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不是从学理,而是从最基本的人类感情和文明底线上,马克思对专制制度充满难以掩饰的厌恶:“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难道还需用任何说辞否定文革对中国人的兽性的轻视和作贱吗?难道文革和毛泽东自己一手导演的“造神运动”不正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专制兽性的狂欢表演吗?!
于是,中国人终于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中国传统专制终于发展成了现代极权主义。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毛泽东曾备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拥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参予对斯大林的“鞭尸”,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训,完全有可能在中国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但中国专制主义对毛泽东的毒害实在太深,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吸引力实在太大,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晚年追求的目标。
毛泽东超过斯大林的地方,在于他敢于且能够公开地(当然有长期的秘密筹谋与策动)、广泛地(当然经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反复地(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可以作为不同目的工具)发动人民群众、尤其青年学生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武器维护并强化绝对权力,把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性质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无法无天”的高度和广度。
应当承认,这是毛泽东留给历史的最“天才”的发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独特的遗产。斯大林的追随者、帮凶和党羽是俄国历史传统提供的类型:官僚、党徒、投机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优罗希洛夫、什基利亚托夫、麦赫利斯、日丹诺夫……),秘密警察、刽手子、屠夫(维辛斯基、雅戈达、叶若夫、乌尔里希、贝利亚……),而毛泽东的助手除了这两类人(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还有另一类人:文痞,笔杆子、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秦始皇+斯大林+长时间、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的“神圣三位一体”,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极端“厌恶”、必欲弃若敝履的“一钱不值的东西”,这就是“跳蚤”长成“龙卵”的变形方程式。
毛泽东超过斯大林的另一点是,在后者去马克思那里报到(背定会被拒绝)的年纪上(73岁,中国民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前者竟然发动了为期十年的“造神”运动。
顺便说一句,即使毛泽东对从1949到1966年“十七年”间的社会制度持否定立场(这套制度不是主要由他缔造的吗?),即使这个制度充斥着新的不平等、官僚专横,即使这个制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已经使中国社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痛史实已经使这个制度难以为继(这笔代价和教训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泽东本人吗?),毛泽东用“造神运动”和绝对个人独裁方式来“砸碎”它,也是更严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专制、更反动的倒退。个人独裁和暴君统治肯定是比任何官僚主义和等级社会更伤天害理、更不合时宜的统治方式。尤其以“民主”、“自由”、“人民”的名义,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名义实行个人独裁时,它就不仅不仁不义,无法无天,而且虚伪荒唐,在道德、精神和政治品性上的祸患就更为肆虐,遗害更为深广了。
毛泽东不满足于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之一,而自称东方马克思,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颜无耻外,还暴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隐忧,斯大林太臭名昭著,与之为伍实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两点是毛泽东永远望尘莫及的:他领导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苏联用三十余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哪怕代价极高。毛泽东除了“内战内行”外,对中国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毫无任何建树,——除了折腾和破坏。还有一点,妻子娜佳自杀身亡后,斯大林一直鳏居,而毛泽东的私生活一直靡乱不堪。毛泽东的一生、尤其登上权力顶峰的二十七年间,与斯大林何其相似乃尔!斯大林是毛泽东的恩师和资本,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对于发誓要“风流”到死的毛泽东,有这种历史地位,应该知足了。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所有的“过来人”都有难以言表的感慨,整整两代人已经成长起来。随着时光流逝,与所有的重大历史现像一样,文革的轮廓日益清晰,但中国人对那场恶性改变了全体中国人命运的“浩劫”,却得出了大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几乎所有阶层(包括当年被“打倒在地”的人们)都有为数不在少数的人对毛泽东、尤其他的“神位”、“神灵”开始重新膜拜,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不仅是最匪夷所思的精神现像,而且是最凶险危殆的历史现实。
不妨再次引用马克思的话:“不管专制主义如何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统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专横以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很遗憾,也很令人惊诧,四十年以来,我们关于自身命运的认识,实在乏善可陈。
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弥漫多年,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上帝缺席”和“历史虚悬”的时空中已经奇迹般地度过了近六十年光阴。“造神运动”曾经作为“历史”和“上帝”的替代,以肉身和人格方式让我们领教了史无前例的教训。在更广的意义上,正如斯宾格勒、汤因比一类西方智者先后道出的现代人类共同的危机-奥秘所反复启示的那样,包括现代“造神运动”在内的中国全部巨劫大患,都是人类命运因缘际会的过程和后果(在此意义上,斯大林、毛泽东都只是不自觉地做了历史的工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工具的暴君们可以多少得到后世的宽恕)。不幸的是,一个世纪来,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主流正脉文明几度擦肩而过,专制主义和暴君哲学却宿命般地结成历史上空前的“神圣同盟”。我们和后代所能做的仍然是:保持批判的勇气和道义的担当,坚守追问历史真相的权力和责任,在苦难中坚持救赎,在荒原和废墟上去寻求正义、真理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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