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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姚清

 

大陆近二十年来之儒学复兴以『反思现代性』和『再政治化』为名,一方面对『港台新儒家』所早已接受的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进行批判,认为已不合中国情势;另一方面在近年来更积极响应大陆当局复兴传统文化的号召,主张拾起、追随董仲舒——康有为之路『改易更化』,呼吁当局回归中国文化,实现所谓『中国梦』。

平心而论,今日中国局势,确有似于晚清末造。其夷狄治国、专制统治,较之清世皆有过之而无不及。迨及晚清,内外交攻,百弊丛生,而康有为所思所论,皆指向现代中国之立国问题,其宏大瑰伟,后世无出其右者。考康论精深之处,在于现代国家精神秩序安顿问题、宪政之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延续问题、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问题以及地方制度建设问题等四项。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常付此四项重大问题于阙如,无怪乎百年来稳定的民主秩序难以确立。

然而,如大陆著名的儒家学者姚中秋先生言『康有为认识到了现代立国的全部问题,但开出的每一个药方几乎都是错误的』。从二十世纪的实践来看,与康有为之整全的立国规划相抗者,一曰马克思主义,一曰三民主义。前者行状,人所共见;后者却淹没在支离破碎的中国现代史洪流中不见其庐山真面目。但是历史毕竟曾经清清楚楚地做出过选择:那就是康有为之政治主张几乎全面流产,在政治条件最有利的时候亦无从实现;而国父中山先生却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保国保教』拿出了可行的方案。

以现代国家精神秩序之安顿论,三民主义于儒家道统思想皆采肯定、继承与阐扬态度,但与康有为『孔教国教论』的观点有着本质区别。盖儒家思想本乎教化,敦乎日用伦常,非宗教品格,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将儒家思想宗教化乃至国教化,已经违背了儒家的基本品格。而在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建国进程中,军政阶段重在以儒家精神塑造革命军队;训政阶段,儒家思想是依靠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来凝聚国家的精神秩序,成为全体国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先总统蒋公所发起之『新生活运动』;至宪政阶段,三民主义已被写入宪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亦已被纳入公共教育体系乃至国家用人考试制度之中,并以一系列国家礼仪形式(如教师节祭孔)予以表达。儒家思想重教育、敦民俗的特质得到了保障。

以宪政制度之中国特色论,康氏保君权,三民主义主民权。康氏尊君为求保存国家政治秩序之最高象征,国父亦创五权宪法之设计,以国民大会为国家政治秩序之最高象征。康氏主古代谏议制度与现代议会相结合,国父亦由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明监察、考试二权。然康氏以臣位而言君事,文人论政,纵百般委屈周旋亦难望其成,国父则德位兼具,其论有军政力量为后盾,非空言也,是故其主张得成宪法。此《中庸》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是也。

以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论,固然革命党人先以『排满』相号召,然民国肇建之后『五族共和』思想迅速成为国父民族主义思想的底色。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即合满蒙回藏汉为一的中华民族,实为国族主义,非止汉族主义也。国父之民族『大熔炉』思想与康有为『旁纳诸种』义近,皆归本于『夷狄近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古训。此外,三民主义还主张靠民权主义的制度,即靠选票去打开边疆民族之政治枷锁,靠民生主义的政策『富之,教之』。

以地方制度论,康有为的废省论、反对联邦制、『析疆增吏』等合理主张,在国父五权宪法的『央地均权』思想和以县为单位展开地方自治的政治实践中皆得以延续。

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立国事业进行了深远的规划,相当的合理成分也被三民主义所继承。但是,三民主义的实践品格却是『康有为主义』所不可能具备的。政治毕竟不是纸上谈兵。今天的人们应当撇开马列『革命史观』的影响,重新评价并客观承认康有为的重要地位,但同样也需客观评价和承认三民主义之于现代中国立国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这一条件在大陆并不具备。儒家学者提倡『新康有为主义』,非不知三民主义之平实可行也,实在冀望光绪也。惟光绪本不可倚,今日的儒家学者又无康有为『师傅』之位,其『主义』前途如何,也便可想而知了。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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