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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复旦大学研讨会主题演讲

宋仲虎

 

感谢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和上海宋庆龄研究会联合举办这次研讨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会议可谓恰逢其时。抗日战争是为中国人民的生存、文化及其数千年文明而进行的长期战斗,这场战争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宋氏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大致已为世人所知,但宋氏家族的家长——传教士、牧师、商人宋耀如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宋耀如被孙中山博士誉为革命的“隐君子”。作为孙博士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宋耀如在幕后不知疲倦地为孙中山调集财力物力。在袁世凯谋划称帝期间,他甚至携同全家追随孙博士流亡日本。

宋耀如意图拯救专制、贫穷、受帝国主义侵掠的中国,这种热情影响了他的孩子们。他坚信接受好的教育是成为优秀领导的前提条件。于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宋耀如就把他们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忍耐和独立。然而,他总是写信鼓励孩子们热爱中国,返回中国,表示希望他们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先驱。[1]我的祖母倪桂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重视祷告的人,并曾为教堂和慈善机构勤奋工作。当1916年宋耀如去世后,他的妻子倪桂珍继续培养孩子,使他们在服务上帝和国家方面成为诚实、无私、正直、坚定的人。

宋氏家族在战时的诸多贡献已经被较完善地载于史册。沪战爆发后,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今为中国福利会),为医疗救助军人和抚养孤儿筹集资金。保卫中国同盟迁移到重庆后,宋氏三姐妹搁置之前种种异见,合作开展活动。我的父亲宋子安是宋耀如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位。他在1926-27年北伐统一中国过程中担任了一个小角色——蒋介石的秘书。他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家中的“和事佬”。当1928年宋庆龄前往莫斯科和柏林时候,宋子安陪同在她身边数月之久。当1943-44年宋子文与蒋委员长关系紧张时,宋子安在重庆和美国之间来回奔波,进行斡旋工作。他还曾负责率队检查为中国军队生产国防物资的兵工厂。

当时,宋子文博士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负责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国防供应公司由罗斯福指定的多方面人员组成,其中他的母舅德拉诺(Frederic Delano)担任公司主席,杨门(William Youngman)担任董事长,科克伦(Thomas Corcoran)担任总法律顾问(详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国防供应公司档案、杨门档案)。

宋美龄曾多次前往美国,她向世人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华侵略的危害和残忍。她利用大量的见面会和报刊媒体赢得了普通大众的支持,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1943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她不仅在协助加强中国与盟国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同时还促成美国废除《排华法案》。该法案曾拒绝华人向美国移民,在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剥夺华人的财产所有权。

根据原始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乐趣在于挖掘有趣的逸闻,进而阐释当时主要领导人所关切的问题及其动机。比如,历史告诉我们,1928-1933年宋子文博士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期间,他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稳定的现代化货币体系,并努力平衡国家财政预算。但是通过查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宋子文档案中不难发现,当时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发达的法币黑市推进了这项贸易。在黑市里,可以用法币去交换南京傀儡政权的伪币。宋博士意识到一旦法币丧失主要价值,则将折损民众的士气,在军事失利时尤其如此。因此他监视黑市外汇汇率,在多次情况紧张时使用硬通货进行干预,并把这种干预作为战时策略的一部分。

又比如,我们知道宋美龄1936年开始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和宋子文博士协作组建了飞虎队(亦称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从1941年年中开始在中缅区域内活动,直到1942年7月4日常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进入中国。P-40B战斗机仅拥有简易的火炮、炸弹架和辅助燃料油箱,而飞虎队与日本空军在缅甸仰光首次战斗时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战果,即以牺牲一架战机的代价击落了15架日机。英国飞行员驾驶更先进的飞机,并拥有更多的驾驶经验(曾有在北非对抗德军的实战经验),但对抗日机的战果仅达到1:1。飞虎队服役期间的总战绩同样令人钦佩:在12次战斗中确认击落229架、疑似击落153架日军飞机,并击毁地面敌机61架。[i]。飞虎队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1)中国飞机场战略性布局;2)观察员使用无线电、电话、电报通报敌情,并以此构建了遍布中国的空袭警报系统(1942年4月该系统还曾协助寻找执行杜立德空袭任务的战机);或许最重要的是:3)对日军的飞机性能和空军战术了如指掌。所有的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1937年4月蒋夫人邀请当时还是少校的陈纳德来调查中国空军的潜力,1938年她又委派陈纳德为中国空军的重新发展制定计划。就在这一时期,陈纳德得以认真钻研日军飞行指南和战斗记录,这些在日后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讲一个趣闻:飞虎队的标志是由华特迪士尼公司设计的,在字母“V”字里面有一只飞虎,而“V”代表的是“Victory”(胜利)。最初的创意“飞龙”曾被宋子文否定,因为“飞龙”有着帝王皇家的涵义。宋博士提出使用“飞虎”,因为中国有个成语叫“如虎添翼”,意思是“强者更强”。飞虎队花费的全部直接费用是800万美元(300万美元是工资,500万美元花费在飞机上)。陈纳德将军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对于预算超支的情况感到抱歉。宋博士回信说:“飞虎队是最成功的投资。竟然还要让您操心费用问题,我对此感到惭愧。”

十二年前,我在纽约市的圣巴肖罗缪教堂出席了我的姑妈宋美龄的葬礼。从1955年我九岁时第一次去台湾开始,我就与她很亲近,对我而言那是个非常伤感的时刻。当时的几篇悼词颇令人动容,许多来宾前来悼念,包括来自台湾和美国的政要,还有在蒋夫人于二战期间所资助的遗族学校的孤儿。然而,在诸如《纽约时报》、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和《时代》杂志等著名报刊上发表的讣告中仍有一股险恶的潜流。其主旨在于声称:“她是一个好人,但她有一个不正当的家庭,在中国民族救亡的关头洗劫了这个国家”。我的一位表兄弟告诉我,宋子文博士被《华尔街日报》列为近两千年来的十大骗子之一,我想是将他归为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一流。

在1971年宋子文去世之后不久,他的家属将他生前的档案捐给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其中有大半关于他与其他五位姐弟的私人来往文件是不对外公开的,直到蒋夫人过世,才完全公开。2003年蒋夫人过世之后,我及我的太太被邀请到胡佛做未开放档案的审阅,我当时在67箱的档案中,让我解开了许多谣言的秘密及谁是背后的造谣者,现在让我按着档案资料,列举我所发现的及他们之间的关联。

1. 1950年3月3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主席科尔伯格致函孔祥熙、宋子文说:杜鲁门政府国务院和财政部声称,他们已充分掌握了中国国民党官员向美国转移个人资产的细节,美国方面已向记者透露,宋、孔二位博士曾私自挪用了大量公款。科尔伯格先生敦促我这两位长辈,应立即授权美国政府公布其个人资产信息。

2. 之后不久,宋子文致函科尔伯格,他已被那些不实指控激怒了,他原本希望召开新闻发布会,但被两位美国朋友所劝阻,这两个朋友一位是公关人员、另一位是国际法律师(其他档案显示,宋的这位律师朋友就是杜勒斯,日后成为艾森豪内阁的国务卿)。宋子文在信中说,这两位朋友说服了他自己,“如果公开一个谎言,只能促使散布更多的谎言。”

3. 1950年5月5日,科尔伯格在给宋子文的信中指出,事态正在日益恶化,一个原本“友好”的专栏作家正在反复提及国务院对孔、宋的指控。这个《纽约新闻报》的专栏作家名叫康斯坦丁·布朗,他在文章中写道:自己“经国务院告知,孔先生和宋先生在美国登记的财产总计8.5亿美元”。当其他记者前去财政部证实消息时,当局声称出于隐私法和相关法律职责,此信息禁止对外公布。科尔伯格先生再次敦促宋子文授权美国政府公开任何、所有的信息。

4. 五天后,即1950年5月10日,美国参议院《国会议事录》刊布了孔祥熙发来的公开信:“我完全同意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出面,公开我本人在美资产的实际数额。” 宋子文在另一封单独发来的信中则表示:“我不反对由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本人在美的全部财产情况”。两封公开信还声称,在中国内战之后他们所剩的资产寥寥无几。

5. 1950年5月11日,宋子文在给杜勒斯的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致函美国政府:“我只是想清洗自己的名誉、摆脱无理的攻击,因为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我自然不愿卷入任何非议之中。 “

6.1950年5月16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质询国务院,要求就泄露给记者和专栏作家有关孔祥熙、宋子文个人财产和行为的谣言,提供事实依据。不用说,国务院的回应只有沉默是金。大家因而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已经陷入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们都“十分震惊”美国政府竟会编造谎言。)

在宋子文档案中,另有一些有趣的文件,揭示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和之后,如何擅于追踪、冻结、以及没收在美海外资产,详情如下:

1.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1945年1月29日致孔祥熙博士的信中,称美国政府详细掌握了中国政府的资产情况以及在美中国人的私人财产情况。

2.有一封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政府发出、收件人是宋子文博士的信件,没有签名和日期,信中拒绝了中国政府要求解冻某些中国公民的财产的要求。这些中国公民曾被怀疑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在战争中获得巨额的利益。

我从这件事中认识到一些道理:

1.身处政府高位的人总是容易被怀疑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2.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的透明公开,正如宋博士和孔博士给美国国会的信所说明的那样;

3.第三个感想是,你可能需要时不时就重复公开史料文献的过程。尽管从1950年代初期以后就不再有谣言四散,但是70年代中期有些学者又开始提及这些谣言,而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已经过世,不可能再作出任何回应了。又过了25年以后,才有像我一样的人,有机会去阅读这些旧时的资料并把它们公之于众。同时,宋博士的家人将宋博士的房产档案从纽约遗产法院移交到胡佛,也帮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档案入藏胡佛。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美国对华援助的渠道之一,也是宋博士本人领导的。

我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的一份资料非常能代表宋博士的态度和精神,那是一封战后写给我父亲的信。他写道:“前几天财政部长摩根索来找我,说他要离开政府并且想在中国开展商业业务。我无法帮助他,因为我已经决定只要身在政府一天,就不会涉足新的商业业务。其实,即便是现有的业务我也不打算扩张,只要维持现状。所以我决定还是介绍他去中国银行集团。”这就是被《华尔街日报》称之为两千年来最大的骗子的人。

如果说,纠正关于我的家族成员的错误历史不能令我满足,这是谎话。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事。我非常高兴,因为中国人能够了解到在那个忧患重重的历史时期中的国家领袖是热爱国家、诚实正直的人,而不是骗子或者盗贼——无论你对他们的政策或者决定赞同与否。

让我回到二战时期,讨论一些关于非物质层面的(有些人称之为精神层面的)战争。1942年2月5日-21日,蒋委员长与蒋夫人在黑暗的战时岁月里访问印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摸清印度军火厂商的供应能力,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弹药支持中国抗战;寻找一条陆上新路线通往中国以支援或者取代滇缅公路;更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印度独立民族运动不会对抗日战争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英国尽了最大努力阻挠蒋介石与甘地会面,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在加尔各答会面数小时。

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印度国民大会宣告支持中国,倡议设立“中国日”来抗议日本侵略行径、抵制日本货物。同时他们反对利用印度军队来镇压中国市民的反帝运动,包括1925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香港的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他们对抗日的支持因抗英民族独立运动而有所缓和。从甘地会后对身边亲信的助手们所说的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被蒋委员长滔滔不绝讲述自身革命经历的演讲所打动。甘地认定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但是甘地在会面后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胡佛藏宋子文档案中有信件副本)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甘地说他们的会谈对是他一生中“最受鼓舞的”。甘地保证印度将在结束抗英民族独立运动后支持抗日战争。不同寻常的是,甘地以其反战主义著称,此次却提出如果印度独立运动完成后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国可以使用印度境内的军事据点。唯一可以推测的是,他很快意识到两大邻国的反殖民主义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有些学者认为甘地有着现实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尽管他会写下冠冕堂皇的诺言,但其实并不是他的真意。我倾向于认为,虽然甘地最初并不欣赏蒋委员长,他可能被蒋在1942年2月21日对印度人民发表的临别演讲所打动。在演讲中,蒋介石把印度人民称作同一战线上的兄弟姐妹:“现在世界大局之形势,只有两个壁垒,凡为国家与人类求自由者,皆必毅然站在反侵略阵线……现在各反侵略国家无不要求印度国民在此新时代中,尽其应尽之责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世界大多数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种宝贵难得之同情,决非任何有形物质力量之代价所可取得者……”[ii]

蒋介石仅仅在演讲的结尾之处直接谈到了甘地的东道主——英国殖民当局:“最后,余对盟邦英国政府特致诚挚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国将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印度此次参战,因为求取反侵略民主阵线之胜利,实亦为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关系。”[iii]

宋子文博士私下里与国大党领导们进行深度谈话后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其中,一位未署名字的谈话对象(极有可能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告诉宋子文,西方国家倾向于降低战争的精神高度。他认为,1937年上海沪战时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日本军队,设备简陋的菲律宾游击队也进行了顽强抗争,这些都归因于人民在为其祖国而战,而不是为殖民地统治者而战。随后,他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谈及英国“远东的直布罗陀海峡”新加坡的强大防御工事,日军快速而出其不意地展开残酷的战役,长驱直入到马来亚半岛,英军在那里几乎还没有放一枪一弹就被数量占少数的日军战败。他意指如果印度获得独立,它将会是更强大、更可靠的抗日盟友。访印途中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蒋夫人告诉我,欢迎晚宴的准备期间,她派厨师陈汉贵(Chen Han-guei)去英国总督的厨房去看看。结果陈汉贵汇报说他亲自看到晚餐牛排掉到肮脏的地板上后,厨师草草地刷了一下后就又放回煎锅。我的印度朋友准备食物时总是一丝不苟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只能解释为印度厨师反抗英国占领的一个小小的反殖民抗议举动。不用多说,那顿晚宴我姑母吃的非常少。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场关于战争精神因素的谈话称为斗志,或者是一个人在为祖国、为家庭、为朋友战斗时所产生的额外动力。然而,我们或许想更进一步观察抗战/二战期间宗教信仰给中国政府领导人带来的影响。甚至还可以观察国家和个人在遭受痛苦和压力时,宗教信仰在国家领导人私人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此次研讨会无疑会论及各种战斗、失败、暴行。据估算,1937年1月1日中国总人口数为517568000,军队死亡人数为300万-400万人, 700万-1100万民众死于日军暴行,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疾病导致500万人死亡。[iv]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靠着来自苏联的有限援助、1941年初启动的美国租借法案援助以及上文提到的飞虎队志愿者的帮助,中国在抗战头几年基本上是独自战斗。

是什么帮助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坚定信念,并坚持与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抗争到底呢?蒋夫人曾写道,1931年6月她母亲去世后,诸多国家问题令她不堪重负:“近乎绝望的沮丧淹没了我,妈妈不再为我祈祷、祈求我能克服个人问题和其他种种麻烦……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求助谁呢?……我环顾四周,发现我的丈夫坚守着他在婚前向我母亲许下的诺言——学习圣经。尽管母亲在临终前已为他做了皈依,但他仍然坚持每天自学圣经,努力去理解圣经旧约历史的复杂义理……当我看到他在努力奋斗,我想我应当像母亲过去常做的那样去帮助他……从那时起,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们一起祷告、虔诚地阅读和讨论。每天晚上就寝之前,我们也一起祷告。通过冥想和新的感悟,我的信仰愈加坚定,同时通过我们的共同祷告,领悟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很多时候,心灵平安的感觉仿佛从我体内流淌而出……以宁静的情绪和持久的专注一心沉思上帝。”[v]

1927年结婚后不久,蒋夫人陪同他的丈夫到访前线视察部队。她开始在当地兴办社会福利组织事业和孤儿院,旨在减轻平民遭受的苦难。其中一次活动中,她经历的一件事让她坚信了祷告的力量。她告诉我,她和蒋委员长在城里的某个房子里过夜,而军队在大河对岸扎营休息。他们呆在这栋大楼底层的某个房间里。大楼与室内花园之间是一排带有窗帘的落地法式玻璃门。半夜里,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了。蒋委员长打开了花园门,其中一个警卫对他说:“我不想惊醒所有人,先来向您报告:石友三的部队在河对岸叛变了”。蒋夫人说他们意识到遇上了大麻烦。他们身边仅有二、三十名警卫,他们或许能指望规模很小的市政警察效忠,但这也不足以抵抗对岸的军队。此外,他们正等着外甥孔令侃一早乘船抵达,蒋夫人非常担心他在途中被革命军队抓起来。在蒋介石出门去跟他的助手商量事宜之前,蒋介石和蒋夫人跪在床前祷告。当蒋介石离开房间后,美龄拿起电话,要求话务员接通她在上海的母亲。由于她不确定是否有人在窃听电话或偷听谈话,她明白要把话说得非常隐晦:“妈妈,我不能详细叙述细节,但确实出事了,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祷告”。她母亲回答道“我会祈祷的,稍后回电话给你。”

过了一会儿,宋母回电话说,“女儿,我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但是我通过祷告感到发自内心的平和,希望能与你分享这些诗文:‘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19章32-34节)。当然这些是先知以赛亚告诉希西家的话,当亚述入侵犹大地之时,希西家向耶和华求救。清晨消息传来,反叛的部队没有过河,而是去了另一个方向;蒋夫人的外甥孔令侃也安然无恙。

毫无疑问,强烈的个人信念给了宋美龄巨大的勇气去面对一生中遇到的种种危险情况。在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件中,蒋委员长被叛军扣留、南京政府正在讨论轰炸叛军时,宋美龄决定在他哥哥宋子文博士的陪同下赴西安谈判。她明白她的出现将使政府内更多的好战分子难以实施轰炸西安的计划。她写道:“当他的警卫把我带到他面前(指蒋委员长),他就像看见幽灵般错愕不已。他从惊讶中缓过神来,他给我看了当天早上他在圣经中读到的一段经文:‘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22节)[vi]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蒋夫人的车队在南京附近遭到轰炸。她的车在路边翻倒,她受了重伤。1939-1940年间,重庆空袭警报响起后她没能迅速躲进防空洞,导致她被附近炸弹的气浪冲击摔倒在地上,全身都是脏泥。尽管那次她没有严重受伤,但是她正在研读的法文语法书上却被流弹炸成了碎片。[vii] 1960年代初,蒋介石和蒋夫人在台湾出了一场车祸。1964年,她写信给我,询问我大学第一学期的考试情况,她在信里让我为她即将进行的手术作祷告。她说;“不要祈祷上帝带走痛苦,请他赐我力量承受痛苦”。她在《必胜》(The Sure Victory)一书中写道:“即使没有信仰和宗教、没有教会和祷告,人人必然会认识苦难,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拥有了信仰之后,所有受苦的人就会有目标,即取得精神上的圆满”。

另一种独特的基督徒的心态表现在蒋夫人对敌人的态度上。她曾告诉我,她在结婚之初曾被母亲训斥。当时她请宋母祈求一场大地震以惩罚日本。她妈妈告诉她:“‘主说,伸冤在我’——这肯定不由你。”在战事结束时,她说“很多人特别激动地称赞1945年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很少有人知道我发自内心说出以下那些语句和想法之前经历的内心挣扎:“在重建之世界中,不应有怨恨存在,无论吾人之经历与痛苦加何,对于伤害吾人者应加宽恕,惟所得之教训则不可忘也。基督之教义,传播各项思想,以提高精神与智慧之器量,使高出于普通憎恶与堕落之情绪。基督教训吾人援助较不幸之同类努力改善其情况,而勿自欺欺人,伪称人世间并无悲痛与丑恶。基督教训吾人所憎恶者,乃人类之邪恶,而非人类之本身。”[viii]

我已多次引述蒋夫人的著作《必胜》,最后我想谈谈这本书的主题。在她的思想里,任何暂时的挫折都不足以使人质疑上帝将在这个世界里最终实现正义、公平、仁慈。她在书中述及访问上海附近佘山天主教大教堂之事,在通向山顶建筑的蜿蜒小路旁,树立着描绘耶稣受难的14个十字架:“这14个十字架向不熟悉基督的人讲述了悲惨失败的故事,似乎基督的使命以沉重的灾难告终。作为上帝的选民,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是史上最伟大的胜利……那些万念俱灰的时刻、那些优美而神圣的景点提醒我:个人的挫折是多么微不足道,上帝的爱是多么伟大。内心增长的力量使我重新振作,去面对未来。”[ix]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些关于 蒋总统和蒋夫人的逸事。我从9岁一直到上大学期间的许多个暑假,包括此后的一些时光,都和他们一起度过,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生活小事能透露出他们的一些性格特点。他们两位都极有幽默感(尽管很多人难以相信幽默感会存在于 蒋总统这样一个看起来严肃又冷峻的人身上)。他特别喜欢情景幽默,以及一些因为他对英文的误解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天他非常严肃地问我:

有一天他非常严肃地问我:“弟弟,什么让你不高兴了?”我回答,“没什么呀,我在这儿很高兴。”然后他问,“为什么我总听见你和你哥哥讲,你有‘啥么勿开心’?”(上海话里的“有什么不高兴”)

“不是的,姑父,”我回答。“我说的是‘summer vacation’,就是暑假”。他开怀大笑起来,那一整个夏天他常常问我们,“啥么勿开心?”

通常晚饭以后,特别是住在士林官邸的时候,我们会绕着花园散散步,或者到台北市里兜兜风。每当这个时候,蒋夫人就很热衷于给总统和我们讲笑话。我记得有一个是这样的:

中国牧师皈依了一个教徒,他对他的新信众说,“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了,我要你知道你只被允许有一个妻子。”

“不,”那个人回答,“那不可能。”

“你为什么这么说?”牧师问。

“哦,有一天镇上的外国传教士邀请我去他家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金发女人从二楼楼梯上下来,传教士走过去吻了吻她的唇,然后问,“你好吗,亲爱的?”如果他不是有好几个妻子的话,为什么他要叫他‘di——er’”呢?(“di’er”在中文里的意思是第二,听起来像“dear”。)

我小时候总统和蒋夫人都很喜欢戏弄我。我来台湾几个月后,有一天我们坐在车里,姑妈说:“姑父和我正在说呢,我们觉得你在这呆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改改名字。”

“什么意思?”我问。

“哦,我们觉得你应该把姓从宋改成蒋宋,你觉得怎么样?”等我同意了,他们就换了话题;但当我们下一年再过来的时候,他们说,“你去年把姓改成了蒋宋。你觉得今年怎么办比较好?”幸好,我很快想了出来并提议,“不如叫蒋蒋宋?”——他们立刻大笑着同意了。

但是后来他们太过分了。“既然现在你的名字是蒋蒋宋,”他们说,“我们真的觉得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和我们待在一起,不要回加州了。”直到我哭了起来,他们才停止了这个玩笑。

蒋夫人给我们起了一些小代号。“等你回到美国”,她告诉我哥哥,“你写信就署名‘Tru-tu-lu’。如果有人问,你可以告诉他们是‘Ture Love’,但真正的意思是你是我的‘小猪猡’(上海话里的小猪),这是我们的秘密。”我的名字是“Odin”,公开的意思是北欧神,但真正的意思是“小丫头”(上海话里的小女仆)。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玩几圈中国象棋(在从九点到中午的中文课结束后),如果她赢了她就会说,“我是chimpanzee(比‘champion’冠军还要厉害)”。总统也喜欢偶尔和我们玩玩跳棋。

直到过了一百岁,已经开始健忘的蒋夫人仍然保持着她的幽默感。在纽约,某个感恩节傍晚,我们吃牛排配泡菜沙拉(她说她想起了乔治亚梅肯杂货铺里的泡菜桶,在那她一分钱能买一两分脆泡菜)。饭后,她问我是否愿意去城里兜风。

当我们下了电梯,坐进车里的时候,她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吃饭了么?”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回答,“吃了,姑妈,我们刚一起吃过饭;你也吃了不少。”

“是,我就一个小猪,是不是?”我们出发的时候她轻声笑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根本没有因为被纠正或是让人提醒而感到不安,也不会无话可答。

蒋夫人教会我给予,同时也要有值得的理由。当她带我们参观她为战争遗孤发起的阳明山华兴儿童之家时,我们在Spellman 厅吃了午餐,也就是纽约红衣主教Spellman捐赠的儿童食堂。“你愿意给孩子们什么?”她问。我们大约十一二岁。当时我们每人在银行里大概存有500美元,同意将这笔钱捐出去时都感到有点心痛。蒋夫人说:“太好了,我可以用这笔钱铺设一个篮球场。”

她还教会我们爱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种选择。当她带领我们参观她为残疾儿童建立的振兴医院时,她说:“过去当母亲带着我们来看望残疾儿童时,我会感到害怕和抗拒。我就是不想和他们有任何联系。但是我强迫自己去爱他们,现在我做到了。”

在每年探望接近尾声时,蒋总统总会问“你们这次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变化”。我们就会谈到看到的某条新马路,或是这一年人们的衣着有所改善,或是打着赤脚的孩子变少了。总统会很认真地倾听,询问一些问题,然后表示他很高兴我们注意到这些进步。我认为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蒋夫人邀请过他最年幼的两个孙子,Alex和Eddie,以及其他四个朋友,将我们组成了一个8人的小组,她称之为八仙——每个人都有标有自己姓名首字母的红夹克。天冷时她会避到室内,在煤炉上做爆米花,夏天在阳明山公园野炊时,她会用自己的秘方做南方炸鸡和土豆沙拉,而蒋总统会亲自在炉子上做蛋炒饭。

当她单独和我们俩在一起时,她会和我们轮流大声朗读Harry Emerson Fosdick的WW2中题为“活着的好时光”的布道词,还有一千零一夜中的冒险故事,我们总在听到阿拉名字后的停顿,这时我们两个听众就会附和说“富有同情心的,慈善的(真主啊)”。下午结束时会更加严肃。她会关上书房的门,我们会跪在地上祈祷,我们先祈祷,而她在提到了一些个人事务后,最后总会祈求上帝保佑中国,并让它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

你们愿意让我说说宋家的六个孩子彼此之间以及对家庭的感情吗?当蒋夫人从威尔斯利学院回来时,我的父亲只有五六岁。她说因为没有足够的房间,我的父亲只能在楼梯下面的小房间里支一张小床。她负责我父亲的学业,两人终生都非常亲密。她坚信良好家教的作用,并且告诉我们,她之所以能在之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仍然能在学校里取得良好成绩的原因,就在于当她住在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大学校长家时曾受到过家庭教育,这让她能以她称之为“火箭般的速度”学习。

我父亲的名字叫子安,意思是“安宁的儿子”。他很重视自己的名字,在家庭中出现矛盾是总是尽力调停。年轻时,他在柏林的军事学院学习,因此得以陪伴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和柏林的姐姐宋庆龄。作为一名军校学员,他第一次骑上马时就摔了下来,教官用德语说,“宋先生,我们可不是在中国”。

蒋夫人和她的大姐——宋霭龄很是亲密,她常告诉我们孔夫人是如何匿名捐赠,帮助建立起这座或是那座教堂的。许多年前,蒋夫人对于台湾的选举十分担忧。她不停地问我,“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该怎么做?”她的最终结论是,“要是孙夫人(宋庆龄)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些事”。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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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耀如致宋子文的信,杜克大学档案馆。

[i] 克莱尔实心小方形L实心小方形陈纳德,《战士之道》(Way of a Fighter),詹姆斯实心小方形索瓦迪逊&赛恩斯,土桑市,亚利桑那州,1949年飞虎队联合网站的报告,2015年1月。

[ii] 蒋介石,《我们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演讲和发言》中国新闻服务社,纽约,1942年第10页。

[iii] 蒋介石,《我们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演讲和发言》中国新闻服务社,纽约,1942年第12页。

[iv] 资料来自维基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员伤亡,2014年12月。

[v] 宋美龄,《必胜》,弗莱明实心小方形H实心小方形瑞瓦尔,西木,新泽西州,1955年,第10-11页。

[vi] 宋美龄,《必胜》,弗莱明实心小方形H实心小方形瑞瓦尔,西木,新泽西州,1955年,第13页。

[vii] 宋美龄,《必胜》,弗莱明实心小方形H实心小方形瑞瓦尔,西木,新泽西州,1955年,第16页。

[viii] 宋美龄,《必胜》,弗莱明实心小方形H实心小方形瑞瓦尔,西木,新泽西州,1955年,第19页。

[ix] 宋美龄,《必胜》,弗莱明实心小方形H实心小方形瑞瓦尔,西木,新泽西州,1955年,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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