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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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利为首要性的行动理论

陈永苗

 

我在《“屠夫”维权成中共政治局的心脏病》中说,民主力量需要胜利,从微小胜利走向微小胜利,积小胜为大胜,而不是老是被打显示伤口哭泣争取同情。所有过去能有成绩的有胜利的,都是不可复制的、特例的。凡是能复制的,都是失败的,天天被摔倒争取同情的眼泪模式是不可取的。

前一些天在查建国那边吃饭,说起林昭,查建国说坚持抗争很重要。我说,我们要求的是胜利,以胜利为中心考虑问题,也许你们那时候人少,坚持很重要,如今形势不一样了,人很多了,应该到了如何胜利的角度重新衡量,选择政治符号。查建国说坚持导致胜利,我摇头说你们都坚持二三十年了,坚持不必然导致胜利。没有胜利和成就做支撑,只有所谓道义良知,苏共奔溃后,苏联的异议分子像垃圾一样,被扔到犄角旮旯里面。

谁急迫地需要以胜利为首要性的行动理论建构,是被迫生存在49秩序之内的“敌人”,其自我保存与颠覆解放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也就是49秩序死,他们才能生,不然就是偶然概率的苟活。这类人如被镇反掉的民国精英,被改革秩序转嫁成本的最后承载者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只有锁链,其出路只有革命但没法革命。中间的都可能是苟活者,临时坐稳半个屁股的奴隶。

当在湍急的河水中挣扎,而不是在浅滩或者岸上评论,就会急迫地要求胜利,不胜利就没法活,没法做人。这种人是流亡于沦陷区土地的海内华人,没法成为黄俄走狗买办,更别提成为其中一员,即使想卖身为奴,连卖身为奴的机会都小的可怜。他们以胜利为首要性,是被迫的命运,不会觉得坚持抗争的立场是首要的。坚持抗争立场首要性的,就像谈恋爱,而坚持胜利首要性的,就像婚姻,无数次的恋爱并不一定导致婚姻。不胜利就会没法做人,没法有做人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有着婚姻但同时心底意不平的人如贾宝玉于薛宝钗,才会觉得坚持思念林黛玉的立场是很有良知的,能导致救赎的,思念林黛玉还不行就出家,彻底虚无抹杀希望。

坚持胜利为首要性的,一定是退回到自我保存,退无可退,后退一步就是死亡深渊的。如同我说过,只有退到自我保存的,退无可退的,才会放弃中共变好的希望,看清国内殖民和黄俄入侵殖民掠夺的真相,转由重建公民社会为民国当归守夜。那么坚持胜利为首要性的行动理论,就与重建公民社会为民国当归守夜是重叠吻合的。

从大陆的整体来看,行动或政治参与问题毫无疑问是最短板,改革让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都有了较大进步,同时为最短板转嫁成本矛盾。也就是行动,不管是官方的政改行动,还是民间的政治参与,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微弱的,距离转型的目标十万八千里的。最短板处当然是首要的,但一定不是最高水准的,一定是最低水准的,落后于时代总体水平的,拖后腿拖得厉害的。以行动的替代品政治立场表达为例,通常以为自己走在最前面的表达者,会批判后面的人或者身边的人政治冷漠犬儒,有良知的改革派批判普通人,想革命的政治反对派批判改革派,都觉得后者落后无知。一旦行动,就要遭遇现实条件约束和结果好坏有无的问题。我觉得相反,就公共参与的现实条件认识和结果判断,前者的智商和认识清醒程度要高出几十倍,在现实条件下,普通人觉得搞什么都没用,自己不作恶就行,等候将来的变换,做一个黑夜里的守夜人,改革和推动改革就是现实的作恶,这个已经在改革时期证明了。在一个根本没法革命的前提下,改革派觉得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至少是一种公共参与,能积累人才,虽然代价惨重邪恶,而政治反对除了是一个光秃秃的立场之外,一小撮人之外,不够构成公共参与,一参与就出现自己立场与手段分裂对立,因为公共参与总在中共体制提供的路径和磁场中。

所以我认为,既然中共体制是落后于整体水平的沦陷沉沦地带,那么所有的批判中共体制的立场甚至行动都是处于沦陷沉沦地带,不是最高水平,而是最低中攀升。所以自觉或不自觉认识到没用结果的政治冷漠者犬儒者,拒绝政治参与的,如八零后玩游戏的,反而政治立场水位要高,于处无声胜有声。批判、反对中共体制是最低档的。民国当归与政治冷漠者不参与政治者一起守夜。这是从立场来看。虽然行动是首要的急迫地,但由于过于微弱,而且因为被迫在中共设定的轨迹上行动,如街头运动还是喊两三嗓子的政治立场表达而已,所以没法用行动来衡量。它是最短板中的最短板。

没有主体性的庆安抗争

庆安案舆论落下去了。一波没有民间主体性,倒逼最后要依赖于官方的动作,才有起落的舆论反抗,只要官方地位够高如公安部,不搭理巍然不动,就退潮了。这就像我和女孩子聊天,只要女孩子不搭理,再说两句话还不搭理,就撤了,起不了劲了。

我为什么对安庆案件一句话都不说。如同网友华岗岩说的,本次庆安枪击案是中国社会“渐退”的重要节点,以前对访民没有就地击毙的先例,以后有暗中推广的可能。第一次因拆迁死人的时候,舆论也是很激烈的,但是官员安全过度后,拆迁再死人基本就不算事情了。

我认为,仅靠舆论热点维权,就会这样,有着关注程度递减并且开始“容忍”,挫败感逐渐上来默认:没办法了就这样。安庆案会无疾而终的。没有民间主体性,而向政府提出各种申请,舆论倒逼的,都会如此下场。从八九六四来看,挫败感会成为维稳的心理因素。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又能如何,压根不需要,有钱袋子枪杆子就行了。

我对安庆案不说一句话,就在于用舆论话语,不做没有民间主体性的事儿,把有限的力气,花在刀刃上。就像维权获得一小部分胜利一样,降低挫败感。每次这样的热点,唯一积极的效果是让更多的人站出来了。其他的归零或者负数。华岗岩说的倒退,就是负数。让更多的人站出来,我为什么不说是正面,站出来的人,是不会死心的,唤起后会去期待中共改良,贩卖虚假希望,延续中共专制。基本的良知和正义感,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好说。我用民国立场和民间主体性,就想跳开这种暧昧性陷阱。

更多的人站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两说。即使庆安造成停了副县长的职务,换了一个新的副县长,对将来的作用是正面,对当下的作用制不变又对新人有期待。反腐败也是这样的。

共党体制对民间政治反对异议的利用,是一种本能,只要压在一定限度内,对其有利。因此我对政治反对立场,摇头不赞同。毛在百花争鸣时要利用,文革时要利用。邓在改革初89前要利用。赵紫阳要利用八九。邓小平要利用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民间政治反对异议,不外乎练的是嫁衣神功,替别人做嫁衣。想为自己练,组织化,立即干掉。要有民间主体性,就要有组织化,虽然有了组织化未必有民间主体性。

维权的内在撕裂

立场批判立场之改变,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变革,与世界之真实变化,是两条格格不入的河流。那一些民间抗争即使损耗当局,但还是没法成片。早在维权这个词提出来时,我就是以身份认同和民间符号意义生产,来保存这一些民间暴力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和作用,并且活生生塑造出维权者这个民间身份这个标签来凝聚成互助守望的。当时全国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如黑夜中星辰一亮就淹没在黑暗中,星火点点以起就扼杀在维稳的格子中,在中国历史王朝替代中,当知识分子参与前,这一些抗争就是无意义的,黑暗中淹没不闻的,我想改变如此历史格局,不想这样的如此巨大的抗争就不能留下什么,不留下火光和灰烬和残余的炭,就提出维权这词。维权是对已经发生的抗争的意义生产,至少不像启蒙那样是去呼唤抗争,已经有的已经浩如烟海,只要知识分子介入其中,就能产生巨大能量,就像后面十年如我遇见的那样,不需要像启蒙那样去开辟市场。抱住已有的,并且创造性转化,点石成金,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炼金术。

如果对维权或者星火点点的暴力抗争,寄托投射以倒逼改革或革命突破的希望,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毕竟与文人政治一样,是泡沫,不能形成主义,投射移情的意义生存是可怕的,同时也是产生并保存不了政治能量的,如希望群体性事件带来广场革命的立场这十年来没有积累下什么,也除了一阵一阵希望外,从来没保存下具体什么。希望永远是希望,而且总在局外。

知识分子也没能身体在场。可是建构维权者的身份,就能保存一些,破有意思的是维权者还居然不满仅仅是是个维权者,还试图突破到公民和知识分子领域,如这几年的苏州“林昭”符号活动。很少知识分子放弃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变为维权者,可是很多维权者却要把自己变为公知或知识分子。在这种不对称的对流中,保存了民间抗争的一些火苗和灰烬。只有不批判共党的,“他的国不在此地”的人多起来了,体制内外起来批判共党的人才会多起来。当访民维权以林昭为符号时,倒是公知立场身份与公知性行动“恳求”是统一的。访民挺公知的,其合法性诉求,就是体制途径。

当然也是立场与行动分裂的,公知立场,或者变异为反对立场,用来寻找身份认同和受害者的统一性团结起来。但行动是找圣旨,找共党的要合法性的。以林昭为符号,因为访民要解决个人身份认同问题,被抛弃了,要另外找身份。还是与公知在体制外另外搞身份一样。

其实政治反对派的立场与行动也是分裂的。革命之暴力立场,与街头呐喊,不是分裂的吗

访民打着林昭符号,就是很吊诡的。一旦打林昭,就从维权中提出半个身位,上半身公知化。林昭是公知提出的命题无疑。用公知的命题来政治反对?访民,公知,林昭,政治反对派共同点就是受害。本来维权突出的是主体性,如屠夫那样想办法干,结果成了跪在地上哭泣获同情。当然访民以林昭为符号时,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现象发生,林昭由公知的议题,变为有政治反对的议题,林昭最后的历史变为突出的。林昭在滑动。

在访民那里作为公共平台,林昭作为符号,公知和政治反对派糊里糊涂喝酒喝城糊涂了抱在一起。话语权领域二者打得一大糊涂,当到了维权,略带宗教崇拜的政治神话领域,二者就糊里糊涂上了床。新左派的政治神话,林昭的,民国的,都能在改革与反对之上,这就是略带宗教崇拜的领域。

行动可以挑起改革与反对的担子两头。访民内部,一定大部分期待改革的,一小撮或几个人政治反对的,如果没有共同行动把二者联合在一起,光像知识分子炒立场的话,一定把政治反对的驱逐出去。公共行动高于立场,并且共和立场之差异与冲突。政治神话也是如此。

想在对方赌场赌赢?

访民维权有着中央极权陷阱。众所周知,访民维权皆在现体制所设定的路径和场域里面进行,带有极为严重的“拥护中央集权”体制色彩,几乎没有任何自我反思和跳跃出去的能力。而权利的保护,尤其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是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会,以及与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司法体系来完成的,中央集权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都因为国防外交整体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明显或者隐形剥夺公民权利作为前提,也就是访民维权诉诸于央地冲突请求中央制裁地方,是在错误体制之上的再次错误。而在央地冲突中,访民维权之上升级为新公民运动或言论政治自由等公知化诉求乃至政治反对等等,也就是维权的民运化,其实是有陷阱的,被利用来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出路并不在访民维权往传统民运路径靠拢,向上走,而是往地方议题往下走,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力军,来于底层回归底层,从泥土而出,回归于泥土,从大地涌出,回于土地。

如果渴望胜利,就会如此自觉:中国的民间抗争就像中国股市里面的散户,没法私募聚集在一起坐庄,只能按照中共那榨取真金白银生活费棺材本的赌法赌,还幻想别人输没关系自己会赢。赌场是有法律的强盗开的,赌法是高度作弊的,还有赢的一天?即使真的被你赢了,他就用暴力抢了回去。

当下通俗易懂的政治理论,是共党体制“培养设定”出来的市场上的畅销品,一旦大转型发生,谁还会去顾念这一些在大转型视野里面微不足道的东西,虽然这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当下很显赫,因为当下取得一点进步和影响力很难。可是这一页翻过去,整个评价体系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们小时候穷,上学食宿费多十块钱就很了不得,可是今天还会有那种感觉吗。当下很流行的,很通俗的维权进步,会被陪葬在大转型中,成为虚无。不需要成为官方主流,能成社会主流的民间抗争,就会具有暧昧性,因为被容忍,被容忍则说明对体制有用,或者暂时有用,至于将来对体制有害可以等到那时候再解决。

维权没法成为毛泽东民粹一套,因为维权手段被共党设定,说成维权要理性。这是基本保障,还有法律化构成一种引导。至于社会底层情绪要愤怒,要民粹如挂路灯,这种说法并不重要,因为没法搞。

在共党统治下,你干一件很民粹的维权给我看看,干得了吗。你要说将来革命手段会民粹,这我相信,可是现在维权没法民粹,民粹手段都被共党取缔了。从手段上,几乎还没有民粹化维权,杨佳的最为极端,也能和法理依据扯上,几乎所谓维权在大陆体制磁场中运行,还是很官粹的,手段上几乎没有跑出官方设定的渠道路径,如法庭上访街头。当然从情绪上,很民粹的愤怒,但是消极被动被迫,有谁主动对共党民粹维权过,除了抽象民粹立场理论论述,这个什么维权都不搭边。

我对前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从杨佳案以来的污蔑民权为民粹很不为然,纯粹雾里看花批评一个自己移花接木上去的罪名。作为法律人,你管别人情绪和动机干什么,管行为和手段是否合法,这是法律人的精神。我给陈夏红的《百年法律人剪影》写过书评,批判的就是江平先生身上的共党遗毒(包括作为右派和改革派)与法律人精神的冲突。

广场革命

那么对于只有个体性联系的,没法组织起来,没有社会纽带的知识分子而言,行动的出现就是一种神迹,在维稳铁一般的网络缝隙中偶然的绽放,就像天外来客般的新奇,总在意料和已知的生活经验之外突然降临。我由此想到施密特的例外状态学说。那么确实是这一些例外带给了知识分子抗争新的启示和路径方向。

知识分子处是没法行动的,而行动多是在知识分子之外爆发产生。我特别清楚一点的是杨佳袭警之后,整个知识分子抗争领域再谈非暴力,就属于政治不正确的,零零星星稀稀拉拉的。维权运动迫使知识分子进入底层政治运动,在我们之外寻找出路。出路总是在我们之外,当我们之外的,如访民成为访民维权打上知识分子色彩,如纪念林昭,就在我们之内,就在他们中间没法找到出路,就像甘蔗渣了。

就像辛亥革命,同盟会的谁都不知道会在武昌打第一枪。维稳格局是针对民间的,遇强则强,民间强的地方就维稳强,所以民间强的地方反而不是有出路的地方,反而是哪个不知名的灰暗角落反而一下子爆发出来,总之是个奇迹神迹。在知识分子抗争领域的任何加大赌注,都会被黑洞吞噬掉。把有限的知识分子力量,扔到群体性抗争的海洋里,找到出路的概率要大很多。在一个我们没法行动的时代里,去发现行动,是我们能做的。

我十年前把触角从知识分子抗争伸出,倡言维权时,就异常在意正当防卫问题。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行政法泰斗罗豪才教授2002年到福州大学讲座,我提问的就是根据民法通则,对政府非法行政行为,能否进行正当防卫。我十年多年写维权文章,就紧紧抓住正当防卫。而在我的视野内,中国最为最大众多影响最大深远的群体性抗争都是基于正当防卫。个体抗争也是,如杨佳的,范木根的,夏俊峰的,是正当防卫或者被社会以正当防卫辩护。若非退守到正当防卫,不足以惊动整个充满着受害人的社会。正当防卫是重建公民社会的自然法准则,也是统治秩序瓦解然而社会自我保存退无可退的最后一步。

正当防卫是法律秩序中奇妙的规定,就以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论,防卫人是有罪责的,但被豁免,它是介于合法与不法之间但被当做合法的。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同样把革命当做公民社会的正当防卫反击。如非如此不足以爆发革命。但康德把法国大革命当做不法。也就是革命与正当防卫一样,在合法与不法之间。“不法”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原始的,我只在乔治.阿甘本的《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与洛苏尔多的《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管中窥豹。几年前我在《第一财经》副刊上发表过《黑格尔的“”不法问题》。以正当防卫为桥梁,可以让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接受从维权到革命的过渡,温水煮青蛙,当革命遵守法律,或者法律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小市民不会恐惧无序与混乱。而且也可以将维权提升到古老神学以来的世界历史精神当中。

我还看到“空心化”是底层走上民间政治舞台的最大参与路径。就像我提出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在公知的最核心地带摧毁改革价值和公知身份,那么最核心地带发生分裂冲突,像雪一样融化成水,那么外围就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就要起来捍卫改革价值与公知身份,于是动员了更多的人公共表达,参与民间政治,一层一层的融化摧毁,就会激起更多外围更多的人围观参与。

同样,很不幸走在民运化“邪路”的访民维权,也需要其走在最前面的也就是舆论中心的部分空心化,抽离并腾挪到地方自治领域,中心的空心化腾空位置,就会为后面的更多参与者提供空间。同样走在前头的维权律师也是一样。我们民间政治再也不能幻想自上而下的统一,不要幻想组织化协调一致,根据我十来年的经验观察,空心化是组织化最好的替代品,通过腾挪流动对流为最大人数参与提供可能。国内维权兴起之前,海外民运一直是民间政治的前沿和和核心地带,国内维权对海外民运的包围和去中心化作用,也是如此。大城市的发展也是这样,城市土著就会吃喝玩乐,而从外地来的想成为是城里人的,则非常努力,并且异常捍卫本城市,只有城市的土著空心化,不够成外来人口的障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壮大发展的动力源。

因为专制结构的影响,民间政治一样呈现身份和影响力的金字塔结构,因为资源有限,其流动性不足,塔尖的阻碍塔身的,塔身的阻碍塔底的。要促成流动,塔尖的必须空心化,去中心化,让塔身的能迁跃到塔尖,塔底的能迁跃到塔身。塔尖的没法升越,也会形成挫败感,逃避和虚无主义,只能靠谎言欺骗神话巫术来维持整个金字塔,而且内部斗争,这是海外民运在维权运动前的整体状态。

塔尖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走下一步”,把自己所占据的空间腾出来,去另外开拓新的领域。维权运动算海外民运的“下一步”。我写过几篇文章论述“下一步”的问题,如提出香港运动的下一步是港独,让“下一步”还没成熟时就提前在场。有人评论海德格尔参与纳粹政治,是为了超越现代性,参与纳粹政治是介入现代性促成现代性走到尽头,方能有超越现代性的可能,将错就错。这不是走“下一步”的方法。如民国当归肯定不赞同维权运动依赖于中共提供的合法性依据,但只有维权运动参与者不断遭遇合法性问题,才能由希望走到绝望,最后抛弃中共提供的合法性依据,如独立候选人,如维权倒逼改革。大部分人不是先知先觉,没有见到棺材就不会掉泪,那么就促成他们见到棺材。因此我赞同民间行动,即使是立场不同的,拥护共党的民间行动也很好,因为不管持有多大的希望,其希望注定灭亡,而能保留有重建公民社会的结果。如果注定需要虚假希望,那么让别人虚假希望去,只要有行动就行,就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支持,例如送饭党。在行动上共同勾连,在立场上不争论看结果。那么行动与立场的分裂就是别人的分裂,而自己保持一致性。很多事情你可以不喜欢,但如果是行动,也可以暗地里推一把。这样的人,就走在“下一步”上,“下一步”上促成上一步走到尽头,例如民国当归立场,有着一个副作用,以彻底断裂关系的方式,反过来对改革施加压力,让改革派彻底图穷匕见。这是我们不想追求反而有的。

我们是需要胜利的,需要目标实现的,因此总是有冲破现有手段和困境的冲动,正视民间主体性和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限或者接近没有,正视遥遥无期。正是处在手段与目标的张力,迫使我们不断超越民间的启蒙、维权的民运化、口炮党,寻找和运作当下最可能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行动。当不能直面“怎么办”和诉诸行动本身,就会把达到目标的渴望和在其中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私人性渴望,转化为恶毒的怨恨,施加于共同体或同类人身上,挑起内斗和路线斗争,在已经是我们的地盘内部,建立基于自己为教主或者使徒的,意识形态为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进行内部征服攫取,把达到目标和私人目的的焦虑渴望,转化入内部,就像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从此,抵达目标的渴望,就变为在组织体系中身份认同危机的升迁解决。共产主义事业没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当官。在组织体系外的投影磁场里,一样也是身份危机支配,目的在场“怎么办”消失了,在反公知的公知如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就是为了成为公知而反公知,彼可以取而代之。我在乌坎的收回土地抗争被扭曲成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中,看到革命成了改良,争取村委会内掌权当官成了唯一目的,而收回土地的目的遥遥无期。改革也是这样,改革目的的实现,被绑架入改革派胡耀邦汪洋是否上台的党内权斗中,从而虚无。

过去三十多年的启蒙,市场和维权,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场广场革命上,相信改良的也只是嘴上的获取公知身份生意,内心还是期待广场革命来一下解决。启蒙,市场和维权,都是在当下积攒,在预备,期待广场革命的一揽子总体解决。单兵舆论战是在当下无用,无效果的攻城试图爬上城楼。一定要在当下性中,就让我们的少量资产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扬长避短,把穷人的钱花在刃口上。不和他们在舆论上赤膊厮杀,讲道理,而是要自己构建自己戏台,自己的城,自己议题设置。不反驳作壁上观的力量,要比奋勇赤膊厮杀,力量大一千倍以上。对中共议题设置的议题持政治冷漠,比积极反驳作用,前者是零,后者是很大负数,参与越多,负作用越大,参与就是帮忙。

这基于一个判断,体制已经不长了,添一分力量不见得是增长寿命,也许是缩短,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打个强心剂,也许就死了,体制已经罪恶如同太平洋,多一条长江黄河注入又如何。

八千万党员和现有强大的政治暴力,并不构成强大的历史力量,而是造成自己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越发成为民族历史进程的反面,越强大,负面反作用越大,越成为“新太平天国运动”、新汪伪政权或者黄俄政权。这一些看起来的合法性继承,还有巨大人数巨大政治暴力,距离自己的清算和报应越近,政治原罪越大。所以我们认为改革派想依赖这种负面历史进程,实在是饮鸩止渴。有着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激烈冲突,因此合法性日渐式微。这种合法性路径依赖,是一个逐渐失去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成为世界历史法庭审判员和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过程。

强大的实现力量,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启示和方向,“是”并不是“应该”。从表面看,改革有着最坚定的现实条件,其实不然。首先,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改造,这完全是扯淡。极权主义政体是一种承载对古典时代到今天的道德政治进行价值重估的政体,其高度和复杂难度,远远不是平常的道德原教旨主义改造,能够达到的。其二,作为国家党的主权,已经不同于现代性早期对地方豪强的制服,形成统一性,而是主权能力越大,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能力越大,尤其是变为官僚机器之后,这是一种蔓延的癌症。

与体制与权力沾边越大的,在将来决定性决战广场中,越没戏。现体制的欲望性光环与今生的情欲,或者对权力分赃的感恩戴德,会在将来转化为更大的仇恨,越爱越渴望加入分赃,在将来广场上仇恨越大,这就是官粹与民粹的轮回。故我舍弃公知,投注于虚无和边缘,这是将来的中心。

人数多也未必是派,当下内心和口头持有什么立场有什么用。共党有八千万党员,要有用我们还搞个鬼。不能在将来决定性战场或者广场有一席之地的,就是不存在的。以将来的最后一站格局为准。那是一个命运的大赌盘,上不了的,就等于不存在,现在大红大紫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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