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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的“革命使人堕落”是赤裸裸的维稳之作

钟国平

 

冯胜平先生(下称“冯”)一改过去两年向习近平公开进谏的风格,以“革命使人堕落”为标题,专为“咱老百姓”撰写了一篇万言书,苦口婆心地表达了反对将共产党赶下台的立场。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观点不同,我们通常了解到情况是,在民运圈内,对于结束专制政权的路径的观点有两种,两个不同观点之间也持续地在争论,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民间反抗运动。而我们通常特别将走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叫作革命,以区别广场运动、非暴力不合作等等非暴力运动,或借用其他国家的经历而称为“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和“茉莉花革命”。而冯则将暴力革命、颜色革命以及最温和的天鹅绒革命等统统归为革命,因为无论路径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推翻现政权,换句话说,冯认为,凡是以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为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革命。因而,冯的标题“革命使人堕落”的真实意思就是“推翻中共的统治将使人堕落”。

虽然文章的阅读对象变了,但是与前三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相比,其思路、观点、甚至许多语言都没有变,并且有诸多重复的和一脉相承的表述。对于冯的前三篇文章,笔者分别撰文指出其造假历史故事、篡改文献内容和以个人认知而非真实的公共知识为基础,对谎造的历史进行虚假的定性,并特别针对其第三篇文章指出,冯一改前两篇避免攻击和否定民主的风格,直接赤裸裸地表示反对民主的立场,并以张冠李戴和直接篡改内容的方式称自古以来西方学者们就认定“民主是最坏的制度”。我当时将这种公开反对民主制度的言论称之为“裸奔”,因为异议人士不会如此憎恨和排斥民主制度,坚持专制制度,这是异议人士与普通沉默的中国人的最大区别,也是异议人士之所以为异议人士的原因。

然而冯的这一篇新作更是直接突破了“裸奔”的境界,公开地站到了“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立场上,不仅重复地使用中共的语气和语言,批评国内外的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及维权群体,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冯胜平自己坚决维护中共政权的观点。至此,他已经表明了自己作为中共维稳大军的重要写手的身份,从根本上脱离了“异议人士”这种身份了。

正因如此,冯在开篇直接说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在逻辑上却是“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本文先罗列一番冯所表达的“政治上”的立场,以客观公正地理解冯文的本意,然后分析一下在逻辑上,其表述的政治立场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全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实质上懂得冯所表达的真实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记得徐文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应冯胜平先生的一封花了5年时间才完成的致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他的标题就是:“冯胜平先生,你,是谁?”,而今天,冯先生以这篇新作自己回答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确确实实是那个谁。

冯列出了十点理由来评价他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以最后得出他的全文结论,在此笔者将内容按照其内在的逻辑综述为五点,以便进行逻辑分析:

1、“动乱”的土壤已经形成

冯开篇即表示:中国已经形成“动乱”的土壤,这个词汇在中共官方上一次的公开使用是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当时中共官媒形容学生请愿是一场“动乱”而不是爱国运动。这个社论我们都清楚是李鹏主导的。然而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共逐渐将之前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去掉了,代之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李鹏竟然发表回忆录,以推卸其对1989年学生运动的歪曲定性和血腥镇压的责任。

这次看到冯对中国形势的“定性”用词,猛然让我回想起了一个穷凶极恶、挥舞着拳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谴责学生运动并誓言派军队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李鹏。我们普通“百姓”或可能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我们的抗争和民主运动,但是根本不会想到用“动乱”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因我们的抗争而引发的局势,而且更不会将自己追求的事业恶毒地形容为“动乱”。

2、所谓推翻中共统治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所提之理由是谎言

冯在第一个要点中就指出革命的目的有两种: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全都是后一种,即,改朝换代并继续专制统治,就是他所形容的“取而代”。因此,他推定中国未来若出现革命(即以任何方式推翻中共政权),那只可能是“取而代”而不可能是“改变制度”。冯认为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实行新的专制,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为什么革命是根本没有理由的呢?他的解释是:当年晚清既然已经承诺要搞“君主立宪”,那么,如果不被推翻的话,清朝开始就走上改变制度的道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他们凭什么还要坚持二次革命、推翻清帝国呢?孙中山要求宪政,而宪政都开始了,还有什么理由革命?据此,冯推论说,既然已经宣布改制,而革命者仍不放弃革命,坚持推翻统治者,那么,他们自然不是为了改变制度,而是为了自己统治中国,也就是“取而代”之说。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改变制度其实是革命者的谎言。以此类推,现在中共已经承诺“依法治国”,正在走向“党主立宪”的宪政道路了,你又凭什么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那自然也是谎言,目的不过是要“取而代”,自己上台搞独裁。

冯说他的逻辑没有问题,但是以古喻今虽然看起来很有哲理很高深,但冯的以古喻今在逻辑上却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所引述的历史事件与他推测的未来事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发生了某件事与历史上某个时刻发生了某件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除非你能证明历史上的某件事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某个事件的发生。例如,历史上胡耀邦的下台,导致他被认为早逝,从而引起学生公开悼念,最后引发学生运动。这就是历史事件与当今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若事件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而胡乱联系、强制类推历史于未来,逻辑上就是犯了机械类比的错误。这是基本的逻辑错误。

3、若中共的统治被推翻,后果很严重:中国将陷入长期大规模流血冲突与混乱

冯以“革命是嗜血的动物”为标题设想了中共被推翻后,不仅被革命的人会丧命,大量的革命者也会遭到血洗清算。他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各阶层力量轮流夺权以及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恐怖统治”与中国、俄罗斯的共产党夺权后的大杀戮相提并论,认为革命都会导致革命者被血洗的命运。

然而事实是,民主革命的许多国家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算,而法国大革命初期持续两年的“恐怖统治”时期仍处于法国民主化未成功的阶段。如英国、美国实现民主化之后没有如同法国那样的血洗清算。而对于法国而言,“恐怖统治”虽仅持续两年不到的时间,而且以“叛国罪”处死的17000人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法国与欧洲。这场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恐怖统治”以罗伯斯庇尔本人被斩首为结局,自那以后,所有的政权,无论怎样轮替都不再出现这种以意识形态与立场不同而处死公民的恐怖统治运动。罗伯斯庇尔墓碑上的文字表达的是整个法国对他的批判和否定,从此民主国家不再有“恐怖统治”。这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历史过程。法国的这段历史特例让所有民主国家汲取了教训,今天,民主国家的政权都被禁止主导宣传任何意识形态和确认某个意识形态为正统,这样保护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而防止了政府滥权导致的历史悲剧。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中国若实现了民主化,很难想象会出现法国那种以“叛国罪”为由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洗运动。更难想象会出现冯文提到的独裁专制暴政的俄共和中共搞的几千万人被杀戮的大清洗运动。

冯故意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一段特例拿出来与俄共、中共的内部大清算相比,好像任何革命都会导致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而各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只有那一段是特例。与此同时,冯将苏东坡革命的平和形容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特例,说“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这自然是将法国大革命历史中的特例作为普遍性,而将苏东剧变后的平和篡改为特例的历史的卑劣手法。

冯将民主化初期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与共产党的杀人的历史混淆,给人的印象就是:凡革命就会导致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在胜利之后被大清洗的结局。因此可以推论,中国民主化之后也会有新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

为了进一步理解法国大革命初期即1792-1793年间的恐怖统治,笔者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法国处于欧洲君主专制政权的包围之中,虽然英国已经民主化,但是英法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因民主化而消失。因此,法国政界当时面对极为复杂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一度出现非常复杂的权力更替过程,同时还必须应对对外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上台执政。他的极大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利用国家权力对国内公民进行残酷的大屠杀,他自己将之称为“恐怖统治”。两年间共17000名法国公民被处死,之后他被推翻并被处死,对国内公民发起的以叛国罪为名的大屠杀运动宣告结束。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化革命与专制政权夺取政权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血腥清洗的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普遍做法,而非民主政权的普遍做法。这种混淆概念和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能够如冯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在逻辑上立得住”吗?

4、所谓民运其实只是以民主为推翻中共政权的借口,无异于骗子

接下来的第三至第九点,冯以巨大的篇幅,从各个角度论证革命者其实就是骗子,欺骗普通的“百姓”。下面笔者逐条分析冯的论述过程:

第三点冯认为革命者以民主为幌子进行欺骗,根本不是要改变制度。理由是:英国、美国的民主革命是以自由、独立、宪政为目标,他们提出的是“不自由毋宁死”,而中国人“只会骗”,因为中国人没有独立性,不要自由,用他的话说,中国人革命“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这个制度,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

我承认,中国民运人士多数不是从追求作为个体的自由独立出发而从事民主运动,更多地是考虑“民族、国家进步”,这是缺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以及受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愚民教育影响所致。然而冯文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上诈下愚”的欺骗,这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冯根本无法证明革命者在主观上试图“欺骗”任何人。冯文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证明民运人士的目的是欺骗大众。当他无法提供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时,那么他就是在贴标签、扣帽子,不仅逻辑上因缺乏论证而不成立,现实中也显得十分卑鄙。

冯文的第四点“革命使人堕落”,应为全文的看点,因为标题就是取自这一论点。那么,冯的这一判断又是什么意思呢?冯认为以改朝换代而非改变制度的虚伪表演,目前正披着“维稳和维权的外衣”紧张地进行着。在这里,冯说,老一辈民运仅限于“办办杂志”、做一做“思想启蒙”的工作。新一辈民运却“没有底线”,他们在国内时,“只是维权”,而不是要推翻政权(这里提醒一下:对于冯来说,只要不是以推翻政权为目的,即不是革命——笔者注)。但是後来他们陆续流亡美国,则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极端。”(此处当然是形容推翻中共政权的公开表态与行为了)。冯的这一段可以换个说法这么来理解,会更加清晰明确:国内的异议人士表面上不是要革命或者说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权,而在逃离中国之后,个个都成为激进的革命者,或者说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按照冯的说法,这些人比老一辈异议人士更“没有底线”,而这里“底线”就是指他们说谎,在国内时隐藏了他们的真实意图。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冯指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和体制内的通吃派”。体制外的死磕派又是谁?冯在文章结束语中其实已经指出来了,与政府死磕的就是那些维权律师。当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时候,冯的新文字出台,形容这些“死磕派们”是在“借维权”的行动而“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我想说的是,这些定性用词不仅与中共的一模一样,而且面对全世界各律师团体、人权机构以及各国政府正在对中共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进行强烈谴责的时候,冯居然“正大光明、光明正大”地站到了中共政权一边,所用的词汇让人感觉好像在读新华社的社论。而他给这些死磕派扣的帽子仍然是没有任何实例证明其结论。这在逻辑上能行得通吗?

他的逻辑是:《历史的先声》记载了中共夺权后要搞民主的承诺,但是最终没有兑现承诺。而死磕派,他认为“也会这样”,他认为,人“百炼成渣”,所以,坐牢的人出来了会更加专制暴虐。

请各位读者自己判断,上述逻辑是否成立,这种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再次上演。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状况硬被他扯到一起,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如果这二者具有相似性,那么是不是说死磕派律师未来也会如中共那样真的组织军队在国内与中共一拼生死呢?他自己对此又进行了否定,他说死磕派现在要用他人的人头祭民主大旗,他们自己是不会回国的。笔者不禁想问,为什么在这里二者又没有了相似性呢?这是哪门子逻辑?

接下来,冯以“以卵击石”的所谓道理来说明,凭借民间力量与强大的政府对抗只会使“千万人死于非命”。他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放弃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的目的。在此笔者提出两点:1、即使在民众没有对抗政府的时候,中共的统治不是使得8700万平民死于非命吗?那么死于非命的原因究竟是“推翻政府的抗争”,还是专制统治的暴政呢?2、为证明既得利益集团会放弃自身利益,冯文举出两个实例。一个是华盛顿遗孀主动释放所有奴隶,算是主动放弃了自身利益。然而,华盛顿遗孀是个人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呢?这个例子与冯想说的“道理”有何关联?冯的第二个例子说,中共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的政策,就是“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表现。在此笔者更要问:政府非法绑架、诱捕、秘密关押、恐吓当事人、拘押不相关的未成年人、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拘押无辜的81岁的老人、拒绝给予被拘押人士以必要的医疗救助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习近平提倡“依法治国”两年之后的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是否说明政府,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放弃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了”呢?下一个问题就是:“以卵击石”能够用来比喻民间反抗暴政的运动或革命吗?若是“以卵击石”,那么结局必定是以抗争者失败而告终。冯先生又在何处论证了中国人民抗击专制暴政必定将以失败而告终了呢?没有论证的结论符合哪一种逻辑了?

冯文的第六点说,现在的革命者根本搞不了民主,因为他们是刁民,他们改不了制度,那么冯所说的这些刁民具体指谁呢?冯说,“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也就是国内的维权人士和海外民运人士。在这一点上,冯的逻辑是:中国努力了三千年都没有能够做到,所以他们这些刁民也做不到。请问:三千年的历史能够证明未来也只能持续吗?这个在逻辑上的问题与前面所说的一样不通,不再赘述。

冯文在第七点提出的观点与之前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完全一样,就是“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在这里,冯将民主与宪政剥离,将民主形容成与法治不相关联的制度,然而,现代民主制度永远是靠法治来保障的,今天的民主社会同时也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的社会,今天的民主法治制度用法律术语来说叫“宪政民主制度”。冯说“民主实际上是人治”。然历史上,人治的民主只存在于古希腊时代。那么冯所说的“没有法治的民主”与中国人今天所追求的常常被简称的“民主”的宪政民主有什么关联?古希腊那种民主是我们今天追求的民主吗?既然不是,那么,用古希腊的民主来否定今天的宪政民主,这又是什么逻辑?如果连一个判断句的主语都没有弄清楚的话,后面的任何论述能够成立吗?

另外,冯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任何主义都是危险的”。笔者郑重地提出,搞“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谓“主义”,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用理论系列阐述的某种哲学思想或理论。然而,冯或许不了懂,自由宪政民主不是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是普世接受的价值观。价值观与“主义”是两码事。同时,在前面已经谈及,任何民主政府,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罗伯斯庇尔利用公权力以“叛国罪”为名倡导爱国主义滥杀无辜的历史重演,也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已经悉数否定将任何意识形态(即,主义)拿来作为政治上的标准意识形态。现在只有专制政府才会强制性地灌输意识形态。因此,冯所强调的“危险的主义”与中国民主事业根本就是没有关联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及呢?其实质就是让人们不敢再提作为普世价值观的自由、宪政和民主,不再为自由、宪政和民主而奋斗,中共的红色帝国就能够永不变色了,如习近平2014年12月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所指望的:“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冯文的第八与第九点都采用了同一逻辑,就是直接贴标签,没有任何实例或证据去证明。第八点说,精英(即革命者)与贪官一样,都是腐败的受益者,所以他们联合贪官“反对反腐”。这个论断可以明显看出,凡是习近平政权打击的贪官,都是贪官,都腐败。言下之意,好像是说,习近平政权没有打击的都不是贪官,都不腐败一样。他说,这些人是没有良知、投身腐败的人。他们是谁?冯说,他们是“教师、记者、医生、律师”。读者是否能记得,习近平政权要打压的“新黑五类”不就是这些人吗?只不过少了一块“访民”。冯在第九点显示自己好像是“异议人士”一样,陈述了毛的诸多邪恶的行为,尤其是他的斗争哲学。然而其目的并非是批判毛,而是要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专制的产物,永远改不了。对于这样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指责,笔者认为不仅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冯也显示出他自己的共产党的思维模式,即,以贴标签代替论证。

最后一点,冯再次重复了致习近平的第三封信的主张,认为“党主立宪”才是中国的出路,而这个“党主立宪”绝不是美国的宪政,而是指政府自觉地自我限制自己的权力,并保护公民的私权。然而冯提出政府自我限制权力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政府不瘫痪,首先,从政治学上说,君主立宪是指“君主为虚位的国家元首”的宪政制度,而冯提出的“党主立宪”是否指“中共为虚位的国家元首”的宪政制度呢?如果是,那么这个党主是否应当全部退出政治权力体系,成为虚位的政党呢?如果是,那么“政府不瘫痪”就不会成为中共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共不再具有管理国家的实权了。其次,如果冯所谈的“党主立宪”指的是中共宪法中所说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不就是专制独裁政府吗?与民主宪政、与立宪又有何干呢?既然如此,这个观点不就是二元悖论了?这种逻辑矛盾使人无法理解冯所谈的“党主立宪”究竟是要民主法治还是要专制独裁。这样的逻辑健全吗?

5、结论:只有按照中共现在的“依法治国”和共产党领导,百姓才能有自由

这一段作为结语,其内容实在有点滑稽。冯指出,维权律师、维权运动使得中国的自由空间更小,还不如不要抗争,这样自由还会多一点。那么,中共统治66年,有什么时候,中国有过自由了?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谈论自由的多少不是很荒诞吗?冯说,若真有几百万人上街,“必再次看到坦克”。这自然是指1989年的民主运动终以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而结束。不过,这样的论断,除了能够来恐吓百姓、也恐吓革命者们,照样是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论证来支持的。事实上,今天或以后的中国局势与1989年已经非常不同,无论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官民关系、领导人的威信与号召力等等,还是国际局势、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没有任何论述,直接说,坦克会再次上街,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妄断。

至此,笔者就冯的每个论点进行了复述与分析,但是却没有发现冯所宣称的“政治不正确,但逻辑上能说得通”的自我评价。反而,笔者却找到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所提问题“冯胜平先生,你,是谁?”的标准答案。最后,笔者建议所有读者及冯胜平先生本人再也不要说自己是“异议人士”了,你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异议”存在,“得宠”、间或“失宠”算不上“异议”;伪装的“异议”就更不是什么“异议”了。冯先生的把戏该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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