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评介黄方毅对父亲黄炎培的回忆文章

高越农

 

引言

我试图通过剖析历史人物黄炎培先生,分析中国的一批曾经具有一定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大知识分子是怎样沉沦的;他们思想里的积极因素是怎样地泯没下去的;他们在挣扎中为什么终于做了共产党的‘小绵羊’?例如宋庆龄、郭沬若、丁玲、……,当属于此类。

黄炎培1915年几个月的美国考察为什么抵不过他1945年里5天的延安考察?黄虽然对于共产党后来将“窑洞对”打入冷宫心存芥蒂,对于从他一家人里面被揪出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心中五味杂陈,为什么在临终前还要“双捧赤心为党国”?

这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性,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恩威并施政策的厉害?

所谓“黄方毅对父亲黄炎培的回忆文章”系指黄方毅先生的《“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访谈录)和《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毛泽东》)。

1、 黄炎培印象:我以前对黄知之甚少。所谓印象,主要来自黄方毅的这两篇文章。我相信他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在下文的引用文字里,凡是尾随①的系引自第一篇;而尾随②的——第二篇。

黄炎培1878年出生在晚清的一个名门世家,博古通今,有志通过教育、经济、政治救国。他是当年驰骋在此“三重领域”的杰出人物。他追求真理,有独立见解,不与国民党同流。在1945~1946年间,他是国共之间中间派的首领式人物之一。

1) 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作为“第三方领袖”应邀访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礼待。关于这次延安之行,由其妻姚维钧(黄方毅的生母)按照黄的口述整理成:《延安归来》。据百度《红色革命文献《延安归来》》称:“该书版权页上写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重庆初版。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上海再版,印量5000册"的字样,据有关资料记载,<延安归来>书稿于:1945年7月30日送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8月7日出书。8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延安归来>出版广告,初版2万册,几天之内悉以告罄,是年10月在上海再版5000册。”它“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加印数次。里面所记载的“黄炎培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①。这或许是外界为中共延安政权做宣传的影响力仅次于《西行漫记》的一本书。

2) 黄炎培在与毛泽东作“窑洞对”谈话之前的思想状况

“1921年,黄炎培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②。后来“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②黄“认真阅读了王若飞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①。黄胸中的赤化之冰,其尺寸由此可见一斑。

3) 接着说说黄来到延安以后

下机伊始的所见所闻,使黄“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①。这些见闻包括:“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②;黄还意外发现“自己题诗……,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①;“在延安,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①。黄进而叹服:“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①。“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②。从以上描述中可知,中共对于黄、章等六人为期五天延安之行极为重视。它知道,在此日本即将投降,中国政局前途仍然扑朔迷离之际,争取中间派社会贤达为延安政权歌功颂德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一定要演好这出(接待)戏。

在黄、章等六人里,毛泽东对于黄格外重视,特地安排了与黄“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②。“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①,我觉得,说毛长久心仪于黄恐怕说过了头。除了秦始皇、斯大林以外,古今中外,毛根本没有什么心仪的对象。毛虽然并不心仪于黄,但是,对于中间派这一群人的思想动向是有兴趣的,他也有从通话中获知这些信息的初衷。所以,才会有如此长的“促膝”交流。

4) 接着说再后来的事情

由于《延安归来》的传出等原因,黄与国民党“渐行渐远”①。他受到国民党的加紧迫害,而上海地下党也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向黄伸出援手,使他得以安全转移到“解放区”。“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客人。……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②。

5) 黄炎培继续着与毛泽东的“友谊”

黄方毅谈到:“从1949年父亲与毛泽东开始书信往来,至1963年秋他俩最后一次通信,父亲共寄给毛泽东八九十封信,收到毛泽东60封亲笔函。”①。又说:“解放后,父亲秉持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业已建立的信任与友情,坚持讲真话。对于征粮、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及后来的统购统销等,他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①。即便归顺于朝廷,黄仍然不改其救国志向。因此,他领受到了毛泽东的“先恭后倨”①。虽然他本人属于“人民内部”,但是,“反右期间,我三兄黄万里被打成清华大学大右派,之后四兄黄大能、……都陆续戴上“右”冠,全家七个右派,(二姐)黄小同则因笃信基督而被内定为反革命。……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这就是我家最真实的写照。”在妻子的隐瞒下,黄老先生“只知自己两个儿子黄万里和黄大能被打成右派。”①。很难设想,黄会对于家族里这么多亲属人的命运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6) 黄“一度在毛泽东身旁扮演魏徵般的角色”①吗?

采访黄方毅的记者有如此一说。我认为,毛与黄的关系与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毛远没有李世民那样宽宏大量。毛着迷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断然将敢于进谏的谔谔之士们如储安平、彭德怀等等统统打翻在地。毛根本容不得身边有什么“魏徵”;而从黄炎培这边看,黄不论有没有魏徵那样的胆魄,他已然失去了了解国情基本真相的可能。原因并不在于黄炎培年事已高,而是由于整个中共国的国情真相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不独黄炎培,而且,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风景这边独好”的宣传所蒙蔽。你让黄炎培如何仿效魏徵?他所能够做的仅仅是隔靴抓痒:“土改之中,父亲也为一些过火行为上书毛泽东。”①。黄说:“在有关民众福祉的大事上,父亲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①。黄炎培体察民情、国情的渠道早已被堵塞殆尽。纵然有讲真话的主观愿望,屏蔽于真情之外,何来真话?

7) 黄炎培对于基本国情无从知晓的原因

朝鲜战争是金日成(以斯大林-毛泽东为后盾)发动的;土改、镇反运动按照地主和敌特人口的百分比杀人(两个运动分别杀死了上百万人);大跃进严重阻滞国民经济和大面积破坏生态环境;在连续三年里有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反右派运动划了55万右派分子,其中99%以上属于错划,等等等等就是基本国情。

我为什么断定黄炎培不知道这些呢?因为第一,共产党不可能自我戳穿已经覆水难收的谎言,比如说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等等。第二,共产党不肯提供统计数据或者仅仅提供虚假数据。

因此,我认为黄方毅以下这句话恐怕说过了头:“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②。说黄是共产党的“诤友”的说法也言过其实。与其说黄是共产党的“诤友”,毋宁说他颇识时务。因此才赢得毛泽东对他的“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②。可惜,毛对于黄的“宽厚”并没有延续到他的妻子身上,“在父亲去世仅半年后爆发的“文革”中,母亲成了父亲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她不得不“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①。黄方毅:“在他去世半年前写下了他一生写下的数千首诗中的最后一诗,道破了彼时他的心境:“真心悔改又何求,昨日之口永不留。双捧赤心为党国,雪端百札自千秋。”此诗写于1965年3月8日”①。黄方毅觉得此诗堪与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里的“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相媲美。我却不以为然。其它三句我没有看懂,那句“双捧赤心为党国”着实令我心酸。

2、 谈谈我对于“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的认识

1)“窑洞对”是以黄炎培为发问方,以毛泽东为应答方的对话

黄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概括为“黄炎培周期率”。发问反映出一个爱国志士对于延安政权的诚服、厚望和继之的忧虑:“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此乃肺腑之言。

作为应答方,毛胸有成竹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此乃毛氏哄骗之言。

以上的一问一答,就是所谓的“窑洞对”。

2)关于发问方黄炎培的几点分析

(1)黄炎培发问除了因为他勤于思考以外,更因为他发现延安政权洋溢着一派民主自由的气息,他已经被忽悠得晕乎乎了。其实,他对延安的考察远不够深入。比起《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他要更加浮皮潦草。

这是在短短5天时间里穿插着主客之间的应酬的考察,是考察路线被圈套好了的考察。对于刚刚进行过的连续四年(1941.2~1945.5)的以加强党性为主旨的延安整风运动,黄可能知之甚少,对于毛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而加到文艺界人士的紧箍咒,黄可能也并未上心。他的发问是低姿态的,是崇敬者的仰视之问。

(2)黄对于毛泽东之答,是根本不相信呢,将信将疑呢,还是心悦诚服?我想,在口述《延安归来》的时候,他是心悦诚服的,否则何必把它正儿八经地把它放在里面?而在多年之后,他的想法又如何?黄方毅说:在“窑洞对”“被打入冷宫”以后,“……信息无意有意地传递给了父亲,父亲心知肚明这一变化的缘由,只能违心接受,违心宣告周期率问题已由中共解决,从此不再谈论这一题目,周期率一时淡出舞台,竟成为“不合时宜的禁区”。”①。而且,在黄炎培的最后著作《八十年来》里,他虽然提到了当年的延安之行,却刻意“不提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周期率对话。”①。显然,晚年的黄炎培对于“毛泽东之答”已经不再相信了。

3)关于应答方毛泽东的几点分析:

(1)毛泽东礼待黄一行人是在演一出接待戏。前文已述。不坠。

(2)毛泽东之答是俯视之答。寥寥几句回答不过是一种搪塞和敷衍。对于民主,毛泽东从不单独地加以赞扬,他津津乐道的不是民主集中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次十分罕见地破例,用心良苦。他此番赞美民主“新路”,刻意把“集中”、“专政”暂时藏掖,以免把好戏演砸。即所谓“尚未得志,不便猖狂”罢了。

(3)是谁把“窑洞对”“打入冷宫”?

当然是毛泽东本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鸟尽弓藏”,而是因为担心有人会借用“窑洞对”请君入瓮。

(4)黄方毅有“据悉,毛泽东受这场对话所感召,连夜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①之说,我看未必可信。即使确有其事,“感召”二字亦属于用词不当。

4)黄炎培-毛泽东“窑洞对”70周年有没有什么值得纪念之处?

黄方毅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肯定“窑洞对”。他说:它“竟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破尘埃而出,为今人传颂,为今人重视,为今人关注,绝非偶然,应是这段对话的生命力所在。”,“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前进!”①。对此我不表示认同。“窑洞对”曾经误导出一种共产党真的会在将来某一天民主施政的错觉,使一个真心救国的人士被忽悠而做了鼓吹毛泽东笃信民主政治的传声筒。今天的执政党如果要一改“打入冷宫”的做法,主动重提“窑洞对”,谁能够保证那不是一次新一轮的哄骗?

黄方毅说到其父的再度风光:““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②。我认为,有些人之所以现在重新看重历史人物黄炎培,并不是着眼于他的历史功绩,而是惦记着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受蒙蔽者——曾经唤起了人们对于共产党会实行真民主的虚幻期盼。其目的是让今天的人们继续沉沦于当年的错觉:历尽劫波的共产党仍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民主施政。他们指望在中华大地出现更多“双捧赤心为党国”的后来人。

5)关于“黄炎培周期率”是世纪难题的这个说法

黄方毅叹息地说:“我觉得这说明“周期率”所反映和涉及的问题并未解决,离七十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都认同的克服这一周期率的答案还有相当距离,从这一角度讲,“黄炎培周期率”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世纪难题。”①我很直白的意见是:“黄炎培周期率”不是“世纪难题”。以黄方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不应该回答不出这个“世纪难题”——出路在于认同并且奉行普世价值。我认为,在黄家不是没有人能够回答出这个“世纪难题”。黄炎培的第三子,毛泽东欣赏地提到过的在黄家‘左中右’子女里的‘右’儿子黄万里,我十分敬重的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黄万里就间接地回答了这个“世纪难题”。他是怎么回答的?请看他1957年发表在《新清华》上的小说《花丛小语》。他回答得多么痛快淋漓!(完)
 

黄方毅:“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173.html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