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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醉了,把祖宗嫁接给西方的历史观得有多么精分

章小培

 

《论语》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去年,朱大可先生出版了一套名曰《华夏上古神系》的神作。在书中,据朱老师考证:老子是印度留学生;孔子有通古斯血统;西王母是印度大神湿婆的音转;墨子是犹太先知或拉比,等等。总之,华夏始祖是从西亚和南亚迁徙过来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耸人听闻?

需知,这并不是朱大可老师第一次发惊天之论,比方说“崔健的摇滚乐天赋是受林立果启蒙”等等神话故事,就是出自此公的嘴巴。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番“耸人听闻”的结论袭自一百年前的主流学说。

此事说来话长……

大约1652—1655年间,德国耶稣会士柯舍尔(Athanasius Kircher)出版了一本叫《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的书,说中国文字起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1667年他又发表《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一书,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柯舍尔实在太过神棍,比如他说中国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之类的。可不要忘了,柯舍尔是个耶稣会士。

这个组织于1534年由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创立,为的是应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呼声。其成员可以免除许多清规戒律,前提是要效忠罗马教廷。它的职能是在全世界各地传教,顺带给宗教改革挖坑。

不过,正是这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反动的修会,却对古老的东方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当然,它也为明、清两代皇帝输送了大把科技人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它的成员。既然要去中国传教,怎么把中国民族的起源与《旧约》联系起来,就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鸦片战争开放通商口岸以后的传教士,可能不如耶稣会前辈那样对科教兴国感兴趣,却基本继承了耶稣会前辈用《圣经》“普遍历史”去解释中国典籍的优良传统。

其中,最有名的是伦敦布道会士理雅各(James Legge),这人曾经花了二十五年时间,系统地翻译了“四书五经”,汉学功底真是牛到极点。可就是这个牛人理雅各,却坚持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汉语是古希伯拉语分化出来的。《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第2章又说神在创世结束之后,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并取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传教士们用这两次造人的记载附会“华夏大战三苗”的上古传说,说“三苗”是先到中国的旧人类,华夏民族则是经历了大洪水的人类正脉,这股新兴人类能战胜“三苗”,当然是上帝的意志使然。我们把这种解释称为“外来(华夏)/土著(三苗)”模式。

无疑,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教义,现代欧洲人可以不信教,可他们的思维方式未必能摆脱宗教的牵连。比方说今天貌似很科学的“非洲起源说”,仍然像《旧约》那样预设了全人类有个共同的祖先,从东非或北非的某个地方扩散到全世界。值得指出,这个“外来(华夏)/土著(三苗)”模式正是通过一个不信教的三流欧洲汉学家、英籍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影响了诸多晚清学者。只不过华夏的源头从古希伯来,挪到了古巴比伦。

按照拉克伯里的神著《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中的讲法,《周易》保留了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元素,中国人的星相学是来自迦勒底的占星术。


更为奇葩的是——我们常说的“百姓”一词,其实是“Bak Sing”(原意为“王”、“财富”),即“巴克民族”。当黄帝率领着巴克民族经过土耳其斯坦到达了花国(Flowery Land,大概就在昆仑山),遂有了“华”的称号。

更为惊悚的是——这个花国就是后来西王母的原型。当然,黄帝率领的巴克族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黄河流域后,就跟早来一步的“三苗”大打出手,最终把它们打到了西南边疆去。其经历活脱脱一幕巴比伦版的“出埃及记”(滑稽的是,按照著名汉学家施列格的推算,中国人的天文记录要远早于拉克伯里所谓的“华夏源头”的巴比伦文明)。

这样的著作要搁着今天,除了个把文化学者会说什么“终结了儒学神话体系”之类的话,大抵没有人会当回事。可它偏偏出现在了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拉氏学说在日本传播的狗血事,限于篇幅没法例举,这里只能提一提最重要的著作。

1900年,两个日本历史学票友(正式身份是记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了一本叫《支那文明史》的书,全盘照搬了拉克伯里的观点。而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数量激增,这部著作自然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流传了开来。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连载了《中国人种考》,就照搬拉氏学说。需知,《新民丛报》的影响力,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

反讽的是,朱大可说他写作《华夏上古神系》是要“击碎国粹陋见”,可他忘掉了当年吹捧“中国人中西来说”最得力的就是章太炎、刘师培两位国粹大师。

比方说章太炎在他的《序种姓上》一文中,就运用了他见长的音韵训诂功夫论证了,华夏民族出自加尔特亚,神农就是古巴比伦时期阿卡德王朝的开国君主萨尔贡一世,伏羲是萨尔贡的前辈福巴夫,黄帝是萨尔贡的继承人尼克黄特(Nakhunte),脑洞十足。

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拉克伯里之类的东方学家,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可这个偏见在当时中国人那里,却成为了论证黄种人不比白种人劣等的依据。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这更可以说明巴克民族的尚武天性。国粹,不就是用来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吗?

宋教仁就计划写一部《汉族侵略史》,从黄帝如何自西向东剿灭苗蛮开始讲起,以唤醒吾辈同胞排满革命的热情。1905年4月《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更是刊载了大幅轩辕黄帝的肖像,其手执斧钺,身披甲胄,一副征服者威廉的派头(如图)。

众所周知,随着民国的建立,“排满革命”迅速为“五族共和”所代替。拉克伯里的“中国人中西来说”连同整个“外来/土著”模式渐渐销声匿迹,就连当初的坚定鼓吹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转而放弃了它。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中华民族独特性的“土生—世居”模式。而今天,我们就更不用通过跟西方人攀亲戚,来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了。

最后,再发一个福利……当你为论文选题抓耳挠腮的时候,不妨看看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学者在研究什么问题,为他们翻个案就是新成果。人文社科就是这么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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