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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的“巫术化”

郑永年

 

“气功大师”王林涉买凶杀人案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话题。一个昔日穿梭于政治人物(不乏高层)、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学者中间,并为这些人所崇拜的“大师”,今日则成了另外一个群体嘲笑、谴责和怒骂的对象。同样,在后一个群体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学者。

类似王林那样的“气功大师”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倒一个,又出来一个,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类似,结局也大同小异。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官(权力)、商(金钱)、色(性)、学(知识)和巫(术)五位一体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不具备背后强劲的权、钱、色和学的推动,很难想象“巫术”会如此有效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推崇备至。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金钱、明星,甚至知识这些群体需要“巫术”呢?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既不新鲜,更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就流行过“巫术”。今天“巫术”又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其中一个表象。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如果“气功大师”流行于达官贵人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流行于基层民间的无数莫名其妙的“巫术”“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信徒,为芸芸众生提供着心理需要。

当然,当代文化的堕落远远不止于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巫术”活动,它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行为乱象,难计其数:官员和有钱人“包二奶”(甚至妻妾成群)、大吃大喝、焚烧非传统性冥纸(电视、手机、飞机、美女模本)祭献给先辈、大众炒股、公知骂人等等,不同现象或多或少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堕落。

机场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窗口,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浓缩版。如果看看机场的一些书店,就知道今日中国的文化之殇。大部分机场书店都堆满了心灵鸡汤、八卦风水、赚钱之道、人际关系、性知识、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许还有一些半色半黄的杂志。而电视屏幕则是那些宣讲者的声嘶力竭,犹如布道,仍然是心灵鸡汤、赚钱和八卦。当然,这并不是书店之错,书店只是迎合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不用说是机场书店了,各大城市的大书店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呢?

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中国文化的“巫术化”及其后果

在西方,除了文化启蒙之外,还有商业文化的启蒙。很多学者发现,商业的发展,对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权的愚昧时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业使人变得理性,因为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经济分析。人们无需求助于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计和预测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发生了商业革命。但中国的商业革命不但没有使人变得理性,反而使人变得疯狂。

商业一旦产生,就抛掉了所有的道德和价值,GDP主义和货币主义横行,就以货币来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金钱至上货币崇拜的现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一些宗教领域本身的高度商业化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尽管具有一个越来越巨大的经济体,但文化则是虚空的。

显然,中国商人群体里面为数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术”、最相信“巫术”的。底层商人穿金带银,恨不得把所有财富都贴在脸上,穿在身上。中高层就收敛一些。不过,不同商人阶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信“巫术”,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罢了,有去庙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干脆财大气粗把“高人”请到家里来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中西商人尽管都是赚钱,但过程则是相反的。

在西方,经商被认为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赚钱就是一个洗清“原罪”的过程。因此,商人发了财,就要发挥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国似乎相反,经商的过程往往使得经商者具有了“原罪”。尽管也有不少商人学习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数商人根本上只关心自己,对社会毫无关切之感,对穷人没有关怀心。

如果把中国商人的行为,从他们今天所面临环境的角度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处的任何环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学分析,并通过科学方法来解决其问题的。然而,对于当今中国商人来说,环境有时候并非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求助于“巫术”。讽刺的是,“巫术”能让他们“安心”,却依然不能改变和控制环境。更为可悲的是,尽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故事“巫术化”,好像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帮助。

中国的政治人物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政治领域,从理论上讲,党政官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吏治制度的不完善,人们对升迁难以预测。一些干部官员比老百姓更需要“巫术”,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于不同类型的“巫术”活动。早些年发生的“法轮功”运动里面,有多少是党政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呢!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

“巫术”和一些大牌明星走在一起更容易理解,因为两者的特点都是“表现”,都需要听众和观众。在很多情况下,巫术师和明星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说,商人阶层和政治人物对“巫术”的需求主要是内心的,明星和“巫术”走在一起除了能够满足一些大牌明星的内心需求之外,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大众信徒。没有大众信徒这个基础,也就没有“明星”或者“巫术”了。

今天中国的知识领域的文化有没有“巫术化”?答案也是肯定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可以说,最可悲就是知识领域的巫术化。这里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

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外交领域更是如此,人们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无论是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

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式式的“阴谋论”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大多都是“阳谋”。

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叩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说精英阶层“巫术化”了,其实指两种精英,即精英和反精英(反精英的也是精英)。回到“气功大师”的案例。没有精英们的需求,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气功大师”。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多今天嘲笑这些“气功大师”的,不是也多次“面见”(或者专门拜访或者“不期而遇”)这些“气功大师”吗?反精英者也有着同样思路、同样的目标。

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会有另一类精英来批判倒了霉的精英。不过,结果总是一样,即用一种心灵鸡汤来替换另一种心灵鸡汤,并且两者之间根本不会有本质性的区别。实际上,在没有科学精神而文化被普遍“巫术化”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一直会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198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气功大师”的涌现就是经验证据。

文化和思想的创造者首先出了问题,而传播者更是推波助澜,往往能够把“巫术化”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播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学校等平台,也包括今天的社交媒体。实际上,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那些具有数十万甚至百万粉丝的“公共人物”,本身就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媒体平台。

传播者千千万万,但商业化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今天,很多表面看来非常严肃的官方网站,都能连接到那些被法律禁止的网站。在商业化社会,赚钱是最重要的。因此,传媒的关切点不再是思想,而是人们的眼球,吸引越多的眼球表明越丰厚的利润。今天的各种网络用语层出不穷,但很难说是文化创造,大都是搞庸俗化,糟蹋文化。以庸俗为荣是当今媒体的最显著特点,连官方媒体也不能避免。

看看今天中国的记者群体就能了解媒界的很多情况。在很多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社会,记者本身就是一个好学者,是知识创造者,对事物具有判断能力,懂得传媒的社会责任。而中国媒界记者大部分都是刚离校的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走南闯北,报道着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事物缺少判断能力,一些人因此只凭吸人眼球的“言语”。这是体制的毛病,有经验的记者要不走上了领导岗位,意味着离开业务,或者转行到其他行业。在西方,记者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的都有,这不仅仅是年龄的等级,而是知识的等级。年长者的经验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年轻人的精力和对事物的敏感相结合,很多报道本身就能传达好的思想和知识。

重塑道德和文化

“巫术化”文化的受众当然是形形式式的社会群体,包括激进的学生、炒股者、受人指使到处抗议者、对很多社会事物想不通而自杀或者诉诸于暴力、受邪教组织的录用而不能自拔等等。这些群体既是主要受众,也是支持者,同时他们也是“巫术化”文化最大的牺牲品。

文化如此堕落,使很多人对文化前途感到极其的悲观。有没有出路呢?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前面已经讨论过,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当时尼采就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说传统道德体系解体了。不过,之后,西方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上帝”,也就是重塑道德和文化。

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都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如果不能去政治化,任何外国思想和文化(不管被视为是多么先进)的进入,也会演变成另一类心灵鸡汤,而不是有效的制度转变。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们,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必须从文化和思想的生产者开始,也就是从精英开始。如果精英沉湎于“巫术化”的文化,整体社会都会仿效,今天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必须培养出一些关键的少数人,他们具有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能够生产出有效的知识产品,并且能够对社会承担责任。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更需要配合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少数人群体,“巫术化”文化就会在百姓和精英之间互相流传,互相强化。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临“巫术化”文化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中国也的确到了考量文化重建的时候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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