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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逼蒋抗日”说的质疑

马双有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因为当时蒋介石总是想投降卖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所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得已发动“西安事变”,用武力扣押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终于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句话,蒋介石的抗日是由张学良逼迫的。

这种“逼蒋抗日”说,总让人疑云难释。蒋介石的一系列抗日主张、抗日活动、抗日战斗,真的是张学良“逼”出来的吗?没有张学良的“逼”,蒋介石就不会抗日吗?假如蒋介石真的不想抗日,总想投降,你用枪杆子把他抓起来时,可以“逼”他一下:你不抗日我就枪毙你!但是,当蒋介石返回南京,反过来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张学良成了囚犯的时候,你还能再“逼”吗?蒋介石此时完全可以翻脸不认账,拉着一帮大员投降日本,你张学良能管得了吗?杨虎城能管得了吗?

再说,蒋介石为什么不想抗日、意欲投降呢?难道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很想把自己治下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敌寇吗?他很想做一个刘禅、李煜、赵佶式的亡国之君吗?

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是力主抗日,反对投降的。所谓“逼蒋抗日”,完全是违背史实、片面理解的假象。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历史。“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日本进攻沈阳的消息,立即指示张学良,揭穿日本以中方破坏铁路为借口发动进攻的阴谋。(没有下令抵抗是蒋介石一大失误)。1931年9月12日 (应是9月20日“日记”。-注)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一个投降派领袖,能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吗?

1928年张学良归顺中央,使全国基本统一;1930年张学良率10万大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使蒋介石平定群雄,扭转乾坤。此时的蒋介石对张学良奉如神明,视若恩公,封其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掌管东北和华北的军政大权。同时还约定,除了外交以外,东北的行政、军事、财政、人事大权,均由张学良乾纲独断。所以,对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失误,并没有过多指责。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同意19日常务会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略东北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由此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召开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没有一项是“投降卖国”的,都是积极应对,准备抗日的;既希望国联的调停,又加强自己的多重准备,核心内容是“抵御外侮”。尤其让人眼睛一亮的内容是,停止内战和剿共(为何后来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又开始剿共,后面再分析)。

这次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没有对张学良的失误作任何批评。但是,当张学良的几十万大军撤到锦州,到了东北最后一道关口,还要继续再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不得不多次指示张学良,不能撤退,而要坚决抵抗。

张学良一面与日本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一面秘密安排东北军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外交部长顾维钧于12月3日致电张学良,极力劝阻道:“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又与行政院长宋子文联名致电张:“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于12月8日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此时日本还没有进攻,张学良就违抗中央命令,提前安排撤军。

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命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不听,继续从锦州撤退。12月30日,国民政府急电张学良,“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无济于事,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终于浩浩荡荡从锦州撤退到山海关内。1万多日寇兵不血刃占领了锦州,从而使整个东北完全落于敌手。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并占领沈阳,张学良还可以借口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束缚了东北军的手脚”造成的,可以推卸责任的话;而这一次,张学良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不作丝毫抵抗,主动撤出锦州,使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了整个东北,这就无论如何赖不到蒋介石头上了!

有人说,面对国人“不抵抗”“逃跑将军”的指责,张学良果断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终于洗刷了自己的耻辱,回应了国人的指责。此言大错!你不抵抗就是不抵抗,逃跑就是逃跑,抓了蒋介石就能洗刷了耻辱吗?蒋介石叫你抗日,你非要撤退,大好河山已经丢失,现在却来“逼蒋抗日”,这不是开玩笑吗?

历史已经证明,能够洗刷“不抵抗将军”恶名的机会,不是“西安事变”,而是锦州一战。此时日本的准备还不甚充分,兵力还不甚充足。而东北军的主要兵力均集结于此,关内的援兵也容易调集;南京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抵抗,自己有了“尚方宝剑”。张学良完全可以指挥大军和日寇拼死一搏,打胜了可以收复东北,打败了就撤退到关内。这样就可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成为抗日爱国英雄。

既然没有这样做,在“西安事变”中捉了蒋介石怎么能洗刷“不抵抗”的恶名呢?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面“逼蒋抗日”呢?

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没有张学良的“逼”,蒋介石就已经作了大量抗日战备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多次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应变措施且不说;1933年他发动的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这也不说;单说“西安事变”这一年的事情。

据史料显示,1936年中期,“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共产党红军实力大为削弱,几为剿灭,正史不提),此时蒋介石已经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经来临。1936年9月12日蒋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进行飞机轰炸军舰的训练;明确指示,“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以后应集中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外交也趋于强硬。

原来,在长城会战后,在中国军队略占上风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遭到国人痛批,斥之为“丧权辱国”。岂不知那是蒋介石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内乱已除,政令统一,蒋介石腰杆硬了起来,觉得可以对日一战。所以在外交上一改往日的软弱之风。从1936年7月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会会谈8次,态度一直强硬。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华北独立”,“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余地”。他又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一、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四、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被冯玉祥赞誉为“我国后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且足以征抗日之决心。”

张群的谈判态度肯定是蒋介石授意的。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治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鄙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

蒋介石不仅在外交上强硬起来,准备将以前签订的《塘沽协定》、《上海停战协定》“丧权辱国”的内容全部纠正过来,而且在军事上作了全面开战的筹划。1936年9月17日,蒋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令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日,再电何应钦:“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10月9日,蒋介石已经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准备迁移,同时准备修建上海一带工事。并指定冯玉祥等人制定计划,由张治中率领4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在上海的近7000日军,然后派大军上华北抗日。1936年11月24日,蒋介石还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当日致电傅:“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

而在1936年6月,蒋介石就对一位外国人谈了他抗日救国的计划:“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可以说,就在“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最高领袖蒋介石,既有抗战的坚定决心,又有抗战的具体部署,在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充分准备,可谓殚精竭虑,运筹帷幄。这些都是谁“逼”的?何须张学良把蒋介石抓捕起来,“逼”他抗日呢?

但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把蒋介石抓起来之后,确实有“逼迫”的意味。那么他“逼”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逼得是要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而要求把共产党也当作抗日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这在客观上挽救了濒临危机的中共,增加了抗日的力量;避免了张学良自己因剿共而损兵折将的危险,同时把抗战的担子让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担了起来,东北军的势力依然可保无虞。

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中共一直把张学良当作大功臣,不断予以歌颂,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说张学良是“逼蒋抗日”,蒋介石的抗日行动是张学良逼出来的,因而称之为“抗日爱国”英雄,则大谬不然!

这就要说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是与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又觊觎华北。国人有识之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一致要求国民党全力抗日。蒋介石一边以部分兵力进行长城抗战,一边以更大的兵力围剿红军(当然也要对付粤、桂不听话的军阀),对外声称是“攘外必先安内”,内乱不已,如何抗日?

蒋介石的这种观点,多遭人诟病,有人斥其为投降卖国、祸害人民的谬论。但设身处地想想,也是蒋不得已的措施。他带兵到北方抗日,南方的家园却起了大火,有人在背后向他捅刀子,他怎么安心抗日?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一度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他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就曾作出一项决议:“在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抗日,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止。”也就是说,在1931年9月,蒋介石就计划停止对南方共军的围剿,准备一心抗日。此时,正在进行“反围剿”的共产党红军,如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表示欢迎,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领导,率军北上抗日,那么国共第二次合作当年就实行了,哪有后来的血腥拼杀,共军败退陕北?蒋介石又如何高调“攘外必先安内”呢?

可惜,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是王明博古,这些极左发狂的教条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得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以后,立即于9月22日发表了一通脱离实际、有害革命的宣言: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的伟大历史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殖民地的屠杀政策,用革命的力量消灭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能够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

“各省委应派大批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是真正地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

读着这些杀气腾腾、气势汹汹的语言,蒋介石该是何心情?他本来是要停止剿共,一心抗日的,可是,这些共党居然要趁日本侵略之际,推翻他的政府,消灭他的政权,屠杀他的群僚,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去“攘外”?他不“安内”能行吗?

怪不得蒋介石又接连对中央红军根据地进行几次大规模的围剿,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打败了共军,共军不得不进行大撤退,开始万里长征。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取得了成功,而导致这一政策推行的原因,追根溯源,还是王明博古的极左政策造成的。

“西安事变”的前两年,也就是1935年到1936年,蒋介石剿共取得了成功,“两广事变”也圆满解决,在“安内”问题解决以后,就开始着手“攘外”了,在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抗日措施。但是,蒋介石给国人的印象依然是“不抵抗”、“妥协退让”,甚至是“投降卖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青年学生,纷纷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高呼“反内战、反投降”“抗日救国”、“打倒屈辱卖国的蒋介石政府”的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驱逐蒋氏,即行抗日。北京的学生们甚至坐火车南下南京请愿,恳求国民政府立即抗日。众所周知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居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西安的学生们听说蒋介石来了西安,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要不是张学良拦住,学生们差点儿闯进蒋介石的住所,酿成流血事件……

所有这些,都有点儿“逼蒋抗日”的味道。似乎是蒋介石不愿抗日,害怕抗日;对提出抗日的人们,不是予以痛斥就是予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顺势而为,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就披上了顺从民意的正义的色彩。

这就令人奇怪,一贯主张抗日,正在为抗日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为什么对要求抗日的激进分子予以痛斥和镇压呢?为什么要给自己蒙上“投降卖国”的阴影呢?

这正是蒋介石无法公开言说的难处。人所共知,蒋介石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恨不得将所有的侵略者统统驱逐之、消灭之。但他不能像普通军官和老百姓一样,随意发号施令,致惹更大的事端。他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比较了解,强大的俄罗斯尚不是日本的对手,孱弱的中国更无法和日本抗衡。这也是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整个东北,蒋介石却没有予以谴责的主要原因。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已暴露无遗,中日一战在所难免,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还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如果敌人发起进攻,我们仓促应战,必会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遭受更加重大的损失。

1934年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前毁灭我政府,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滋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原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忍耐,完全是为了拖延开战的时间,以便使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日本在长城、在上海的一再挑衅,表示忍耐,甚至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以此迟滞敌人进攻的步伐。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会理解这种良苦用心呢?激进的学生们怎么会同意这种做法呢?

耳听着百姓们的谩骂,眼看着学生们的抗议,蒋介石还无法公开予以解释,还不能说:“我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抗日,你们不要闹了!”因为担心刺激日本的野心,使日本提前发动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几次大规模决战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顾虑并非多余;他的“忍耐”“拖延”、避免事态扩大、尽量推迟中日开战的时间、使中国准备抗战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的做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张学良等外力的催逼下,只得公开发布了自己的抗日主张,似乎是造成了全国抗日的大格局。这肯定刺激了日本狂妄的野心提前爆发。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击。驻北平的二十九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以身殉国,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只得仓皇撤退,平津两座大城市很快沦陷。紧接着淞沪会战,国军先后投入75万兵力誓死抵抗,前仆后继,在损失近30万将士后,只得撤退,中国最大的繁华都市上海顷刻沦于敌手。中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部队在顽强抵抗时,顷刻间就能遭到毁灭性打击。此时,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不起作用了,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不知到哪儿去了。倒是蒋介石的忍耐、拖延,尽可能推迟开战时间,尽可能用较长时间做好抗战准备,以避免重大损失的做法,此刻成了人们应当痛吃的“后悔药”!

但是,蒋介石在当时的这种做法,被其对立面抓住了把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斥责他“不抵抗”“投降卖国”“丧权辱国”;是国人强大的抗议声浪,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蒋介石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答应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国共两党才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愿,才在全国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种观点违背事实,似是而非,尤其是歪曲了力主抗战的蒋介石的形象,拔高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性。

不错,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格局,但不要忘记,蒋介石原本就是力主抗战的;蒋介石如果像汪精卫一样不想抗日,一心降日,谁逼也不行!

譬如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场战斗,我军设置了一个包围圈,爬在高处的战士们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敌人刚一露头,一个毛头小伙就要跳起来发起攻击,遭到指挥官的严厉制止和批评,说是要耐心等待时机。结果战斗取得了胜利。事后我们能歌颂这位毛头小伙是“革命的、爱国的”英雄,而指责这位指挥官是“害怕敌人,投降卖国”吗?

还有关键的一条,此时的中共在惨痛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抛弃了王明博古极左教条的那一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灵活务实、顾全大局的做法。在建议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实行言论自由的同时,共产党也答应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抛弃阶级斗争(不再提打倒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府)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等等。有了这些条款,蒋介石怎能不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呢?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只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及时沟通罢了。

所以,说蒋介石答应抗日,最终领导全国军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是张学良逼迫的结果,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当时的青年学生游行请愿、抗议示威,蒋介石在此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抗日,也是不合历史真相的说法。总之,“逼蒋抗日”说不能成立,罩在上面的疑云应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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