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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一本客观、有观点的抗战史

 

白先勇,1937年生于抗战时期的广西桂林,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新桂系核心人物,1949年应蒋介石之邀赴台后,遭权力边缘化,1966年在台北因心脏病去世后,坊间就死因有多种传言。白先勇认为,父亲的历史地位在两岸都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1952年,在香港读书的白先勇到台湾与家人汇合。因为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他在1956年考取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60年与台大同学、后来蜚声文坛的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欧阳子、王文兴等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任出版人。到1963年休刊,这本杂志刊载了70多位台湾作家的200多篇小说,翻译介绍了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加缪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带动了台湾现代文学的兴起。

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白先勇的代表作《玉卿嫂》(1960年)、《小阳春》和《寂寞的十七岁》(1961年)、《芝加哥之死》(1964年)、《永远的尹雪艳》(1965年)、《游园惊梦》(1966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1977年)都发表于《现代文学》。

1963年白先勇赴美,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

1979年,北京的文学杂志《当代》在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永远的尹雪艳》,这是首篇发表于大陆的台湾小说。1987年,白先勇在39年后首次回到大陆,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多月的客座教授。离开上海之前,白先勇碰巧看了上海昆剧院的全本《长生殿》,“看完以后跳起来拍手,观众都走完了,我却还在不停地喝彩,不光是为了一出戏,也不光是为了《长生殿》,而是为了我们最美的传统文化还存活着。”最近20多年,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的振兴,带着一手打造的《牡丹亭》到世界各地演出。

6月下旬,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南京金陵饭店专访了白先勇。在采访中,他谈到了两岸欠缺一本客观、平实而且有观点的抗战史著作,为父亲白崇禧立传,以及对同志文学的看法。他还表示,自己最想要采访的对象是杨绛先生。


问:你幼年处于战乱时期,你当时的阅读状况是怎样的?

答:我童年的时候因为战乱要到处跑,所以没有很好的阅读,完全是靠自己。我喜欢看书,看小说,从连环图看起,后来就看那些武侠,什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那些东西。后来慢慢地开始看《红楼梦》,是半懂不懂地看,但对我影响很大。我读初中时是在香港,鲁迅、巴金他们那些东西我就开始看了,还有郁达夫、徐志摩——就是“五四”时期的那些,不过我还是喜欢看传统小说。而且,我也爱看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徐振亚。我看书很杂的,什么都爱看。对我影响最大,我算来算去恐怕还是《红楼梦》这本书。因为它引荐了很多方面,一方面是文字,那么华丽的文字,我从《红楼梦》学了很多,还有很重要一点,我想我的佛家思想是从文学来的,后来当然还有我的诗词阅读方面,王维、苏东坡他们的禅诗。开始的时候是《红楼梦》。

问:你在台湾时喜欢欧美文学,到了美国反而喜欢东方文学。其间的心路历程或者有什么事件影响这一变化吗?

答:在台湾念外文系的时候正是50年代、60年代,现代主义在欧美已经非常兴盛、已经兴盛过了,高峰过了,可是它的那经典作品都出来了,那些经典刚刚念的时候,看到这些作品非常着迷,非常崇拜它们,所以我在念外文系的时候,就对那方面很崇拜。我还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学。但是同时,我又跑到台大中文系去听课,所以我那时候不像“五四”的时候那些人一边倒。因为对我们来讲,那时候“五四”那种反传统的思潮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对于传统的看法比较理性客观。我在中学就喜欢古诗词,中学就背了一大堆,我们的中学教育,古典文学还蛮重要的。像《长恨歌》、《琵琶行》、《出师表》、《陈情表》都要背、要默写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这种兴趣还一直存在的,台大中文系叶嘉莹先生的课在台湾很叫座的,我就是跑去听她讲古诗词。还有郑骞讲的词,王叔岷的《庄子》,这些我都去听的。

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我把这两个传统慢慢慢慢融合起来。后来我自己写作也是把两边的传统自然地慢慢融合,一方面我是很前卫的,那些什么存在主义、荒谬剧,什么都来的,所以我的构成里有极端的西方、前卫的文学。中国传统的东西后来也慢慢过来了,回归传统。因为我在美国四十几年,西方的文化接触多了,他们的优点、缺点也看到了,那我的结论就是说,西方文学对我的训练很要紧,给我打开另外一扇窗户,也让我多了很多看法,回头再看自己的传统,借鉴了这个西方文学/文化的这一面镜子,再回头看我们这个传统,那我们的优点跟缺点都看得比较清楚。

问:你在文学戏剧历史方面皆有成就,是什么影响了你今天的创作?有什么书对你影响特别大吗?

答:在戏曲这块,我跟戏曲结了一辈子缘,很小就爱看戏。在桂林那时候看桂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戏园子。戏剧的书,小孩子不懂得,就看戏,不过很好玩的,慢慢地就喜欢看这些东西,什么《打金枝》、《拾玉镯》等,反正内心里面慢慢衍生出来,后来最要紧的是,我在上海10岁的时候看到了梅兰芳跟俞振飞的《牡丹亭》、《游园惊梦》,那个就跟着我一辈子,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一辈子结的牡丹缘,就从那时候开始的。当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注意到了昆曲,注意到了汤显祖他们那些文本,慢慢地看着看着就着迷了。

问:周作人曾写过,他说一个人一般不要轻易把别人带进这个书房,因为一下就会让别人把自己看透。假如我们去你的书房观赏的话,书架上有什么书会让我们特别喜出望外的吗?

答:我的房子整间都是书房,连我的那个侧房里面也是,我爱买书嘛,慢慢买的,不一定看得完嘛,但是看到书就买回来,现在变成累赘了,搞不清了。反正,我整个侧房里面也是书,卧房里边也是书,书房、客厅我都堆满的,没地方堆了现在。现在都不用书了嘛,什么电子的东西,我搞不来,我还用这个书,我才安心。

问:在你的床头书桌,一般放置哪类书?

答:我是以古诗为主。回头再看这些东西,现在反而更加有味,比如杜甫、元好问他们的那些诗,看得比较多。我想,他们是历史感很重的一些诗人。

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为什么?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喜欢的很多。因为我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有两个跟我渊源很深。一个是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在戏曲方面,汤显祖的《牡丹亭》跟了我一辈子,从小我就看梅兰芳跟俞振飞的《牡丹亭》。后来,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小说叫《游园惊梦》,然后又把它改成话剧,后来自己做成昆曲来了,又是《牡丹亭》,所以说《牡丹亭》跟了我一辈子,可见我跟汤显祖的关系很深。
第二个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我退休了20年,我以为再也不教书了。我教了29年的书,觉得够了。因为因缘际会又到台湾大学去教了一年半的《红楼梦》,三个学期。刚刚教完,刚刚结束,所以这个《红楼梦》也跟了我一辈子。从小的时候就看《红楼梦》,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想可见这两个作家跟我的渊源最深。我想作家应该有赤诚之心,要有诚心、童心这种,最纯真的,对自己的感情最要纯真,汤显祖就是,所以他写的《牡丹亭》那个感情,那种情就死去活来的,就是情真,情真、情深、情挚那种情。

问:最喜欢的非虚构类作者有哪些?为什么?

答:非虚构就是历史,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尤其是民国史,喜欢的有很多。历史著作当然最尊崇的是《史记》,太史公那历史写得不得了,受他影响蛮大的,它对于人的那个道德的那种,这个历史的春秋之比的褒贬,我觉得我是蛮受影响的。

我大学的国文课本就是《史记》。以《史记》为课本,念了十几二十篇《史记》,用《史记》作为文学课大学课本,当时还是文史不分的嘛。我觉得,一个人的史观很要紧。在我们传统里,这个太史公的历史观的遗产是很重要的。按理来讲,我们这个民族很尊崇历史;到了20世纪,我们的历史写作就随便起来了,对于历史太随意了。所以对于历史,我觉得就要恢复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个史观,否则历史就乱掉了。我本来读的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外文系兜了一大圈然后才回归传统。我们中国历史那种春秋之笔很重要,孔子着《春秋》,就是这种一字褒贬,微言大义。所以,要回归我们的史观,回归我们的历史传统去。

被遗忘的被遗忘

问:大陆正在准备反法西斯纪念阅兵,邀请了国军老兵参加。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如果让你推荐相关的书,你会推荐什么?

答:很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扎扎实实的抗战史,抗战史有一大摞,但要我推荐的话,还推荐不出一本客观、平实而且有观点的抗战史著作;在中文著作方面更没有。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值得惭愧的,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这么了不得的一场战争,我们怎么还没有像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那种著作出来,这可能因为涉及很多政治原因。在台湾方面,我想国民政府首先也不可原谅,那个主战场是他们打的。打了1000多场战争,22场大会战,这么不得了的,这么惨烈的一个战争,怎么还没有一部好的著作出来!

我想有这么一个看法,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中华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不分国民党、共产党,什么党什么党,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竟然没有比较好的书推荐。

最近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Rana Mitter写了一本《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英国人写得还不错,算是比较公平的,到底是外国人,他还是很多地方,比如我父亲他就没有写,我父亲那么重要的打日本人,他就不了解。我要替我父亲讲几句话,讲抗战,我父亲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台湾、在这里,都没有给他完完全全公正的一个评价。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晚了一点……

我们说,这块记忆被遗忘掉、抹杀掉,就等于一个人患了失忆症。我想这个最要紧是,中日战争要理清来龙去脉、因果,必须要让日本人承认这个事实,不能说他们教科书上什么进出中国,名为训练,我说一定要日本人道歉,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做,把战争重新回忆回来,就是要阻止下一个战争。如果上一个战争没有给它非常公平客观,以古鉴今,那场教训还不汲取,人类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之所以中日关系现在又紧张起来,我在想日本的年轻人要确实都知道,他们的祖父、父辈祖辈犯下多大的错误,他们才晓得不让他们的国家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讲的话,他们教科书随便写,他们这一代也很可怕的,日本年轻人会理直气壮地觉得为什么我们要道歉,为什么要。

问:我们知道你一直在撰写父亲的传记,已经快10年了吧?你还出版了《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和《关键十六天 :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你写这些书的时候,在材料的取舍包括参考书目的取舍?作为儿子,你如何处理历史跟亲情?

答:现在我想做个全传,我也想等一些真正有历史训练的人来写。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人,历史学上也应该是很感兴趣的一个人,让比较客观、有历史训练的人来写这个全传;我应该也写几本书,因为我最了解他、最知道他的生活跟他的内心,《关键十六天》这本很要紧,“二二八”事件对于台湾的历史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没什么好处理的,这是出自于我的信仰,我父亲什么样我就什么的,我看到他什么样子,我心目当中就是他,我也不考虑别人怎么想。如果要说你替你父亲讲话,我说我当然我替我父亲讲话,我不替我父亲讲话,替谁讲话,是不是?我觉得我写出来的当然是主观的,当然是我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因为我跟父亲亲近,我是他儿子,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当然我了解他。

问:到目前为止,你父亲的传记有很多种,有满意的吗?

答:有好多种,但都不满意。程思远有一本(《白崇禧传》;程思远,广西人,曾任李宗仁、白崇禧秘书,1965年随李宗仁返大陆定居,2005年在北京去世——编着),他的史实方面大致上是可信的,但是他有他的立场,比如他讲那个台儿庄战役,关于我父亲他写什么好像是受了周恩来的指示,这种话就是扯得太远了,有些观点方面我不认同。

问:你自己的传记也出版过好多种,有满意的吗?

答:我觉得刘俊教授写的《情与美——白先勇传》,就下了很大工夫,可以说刘俊了解白先勇比我了解白先勇还多。他的资料非常翔实,有很多资料我都忘掉了。传记都是很难写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全面了解整个人是很难的。

问:推荐几本跟你父亲有关的书吧。

答:跟我父亲有关的书,最近出版的,广西前省主席黄旭初的回忆录出来了(《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黄旭初,“新桂系”首领之一,由1930年起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主政桂省20年。后移居日本,1975年病逝于香港——编着)他不光完全是写我父亲的东西,他写桂系,拥有很多资料,因为他跟我父亲几十年,他这个人很客观,很谨慎,是很值得信任的。这本书是在台湾出版的,第二本也要出版了。我觉得黄旭初回忆录非常值得研究,是桂系很重要的文献。《李宗仁回忆录》也很重要。写我父亲的书不多,关于他的,还是以回忆录为主,比如我父亲的访谈录,很可惜,没做完就过世了,国共内战都来不及记录,所以不是很完整,而且没有经过他的编辑,他是完全逐字录下来的,没有再修订。而且,他在做这个回忆录的时候,是被监控的,所以有些历史也不好讲。

问:你最近出版了《关键十六天 :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二二八事件不仅仅在台湾,就是在大陆这一边也是经常被提及的。对于二二八事件,除了你写的《关键十六天》外,有其他比较好的著作了吗?

答:对,很重要,一直到今天都有阴影。如果不了解二二八的话,就不大可能了解台湾人的心理。而且,它又被政治炒作,每年选举拿出来搞,所以弄得这个伤痕永远合不起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书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有立场的,比较靠得住的是那些口述史,像那个《二二八特辑》做的。口述历史是他们那些当事人直接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值得拿来研究,以当事人为主。但是呢,我觉得中间缺了一大块,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很多外省人被殴打,甚至丧命,这一段没人写,之所以后来派军队去镇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把那口怨气出在外省人身上。那些外省人都是一些低层的工务人员,跟他们无关的,后来因为他是外省的关系,失业了。有些台湾人其实很保护外省人的,不是完全或者说都仇恨外省人,这么讲也不公平,有些台湾人本身也不赞成那样子去打外省人。

问:1966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昨晨,往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实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亦云幸矣”。蒋介石跟你父亲关系非常微妙。请推荐一些关于蒋介石的书。

答:关于蒋介石的书啊?关于蒋介石,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公平地写他的。台湾要么就是捧他,要么就是贬他,像李敖就骂他,要么就国民党这边捧他。他的日记也快出来了,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蒋介石,北伐是他领导的,抗战是他领导的,国共这仗他把江山丢掉了,这些都是他的,这些东西你要评的话,就通通要算起来,通通算。离得太近,他的功过不好评价,我想以后会给他一个很公平的评价的。

同志文学的先驱地位

问:你最喜欢的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谁?

答:像陈寅恪、像钱锺书。其实胡适之我也喜欢,有些书不管人家讲得怎么样子,他的风度、他的胸襟、他的视野,的确能代表民国范儿,的确能代表民国的一代人。

问:你的同志文学蜚声两岸,你怎么看待同志文学在整个华文文学里的地位?有什么书想推荐的吗?

答:我在想我写《孽子》的时候,可能是近现代文学里边第一本真正很严肃写同志的。如果谈论中国的同志文学,那就要上溯到清朝道光年间的《品花宝鉴》了;隔了一百多年后,《孽子》这本书才出来,可能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先驱的吧。在此之前,大家零零星星地也写这类同志文学,大概《孽子》算是比较具有影响力吧?我自己也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竟然开创了台湾文学里的同志文学类别,或者在台湾来说,同志文学从此就非常蓬勃,出了很多蛮好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好多好多。所以台湾呢,也影响到了香港。台湾有很多,当然比较有名的是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还有吴继文的《天河撩乱》,他那本写得不错,还有邱妙津写的《鳄鱼手记》。这三本都不错,但其实还有好多。

问:假如你被安排去采访一位作家,你最想采访哪位?想了解什么?

答:杨绛,因为我看过她的《干校六记》,在美国的时候,我拿来做课本,美国学生读后感觉非常动人。看她写自己跟钱锺书两个人跟几个左派打架,最优雅的一对学术界的巨子,又咬又打地打起来了,可见当时的情形,逼迫一个人到什么地步。我很想问关于她和钱锺书的事情。

问:有没有一些书你想读却读不下的?

答: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不下去,那么厚的一本东西,而且很闷。非常闷,非常闷,非常枯燥,我很想了解马克思,可是没办法进入他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了解他,因为他影响那么大,到底怎么回事。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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