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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叛逃者”赵复三先生

晓丹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复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 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复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复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复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 年,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复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复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

故事的两位主人翁是今年81岁的姚琮和86岁的赵复三,两人文革前就认识,那时都住北京和平里。两人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两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长大、教会大学毕业。

时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外交部,随即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任英文翻译。会议结束后被送到“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外国语学校”进修。名为进修,实为政治回炉。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改造,无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负责,民间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面。“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成立的常设机构。全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由宋庆龄做主席、郭沫若为会长。整个的涉外活动统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管,外事干部由中联部统一调配。

姚琮学业结束后,响应号召,被送到朝鲜抗美援朝。但运气好,去了没几天,停战了,到空军担任翻译到1959年转业,又分配回“和大”。那时,为了拉拢国外民间知名人士,对中共有用的人,都设法邀请来访华,由“和大”出面免费接待,好吃好喝,游山玩水。

国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师、主教等人物访华,中共就需要请国内的宗教界头面人物出面接待。当时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赵——佛教的赵朴初、基督教的赵紫辰和赵复三。姚琮和赵复三就是在那个年代认识的。赵复三当时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是中共统战部,正如“和大”的背后是中共联络部一样。

姚琮初见赵复三时,见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装,脖子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脖圈,是个神职人员的打扮。因“三自革新运动”是统战部领导的,姚琮还暗自嘀咕:“这个人肯定是个党员,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接触后,觉得此人温文尔雅,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教义、教理、圣经熟稔,到他嘴里,如数家珍。

姚琮小学和中学基本上都在法国天主教学校读书,甚至还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弥撒时当祭司童(altar boy)。在学校里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颂教义、圣经,所以姚琮对有些常引用的圣经段子背的滚瓜烂熟。在当翻译接待外国神职人员时不会露怯,甚至有时还会想露一手,背诵一段圣经。但是与姚琮一同招待外宾的赵复三居然能够接得上来,而且还加上引用两句拉丁文。

这令姚琮对赵复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学识让来访的资深的外国神职人员也都吃惊。赵复三绝顶聪明,过目成诵。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就读,从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正规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学院也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牧师,后来才调到北京。

姚琮和赵复三熟识之后,曾数次直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赵复三坦承,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有宗教信仰,心里有根底线,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根底线是家庭传下来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姚琮也坦率地说,曾两次写入党申请书,因为资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等,而不批准,但要我接受共产党的考验,做“党的驯服工具”。

文革后,党组织曾找姚琮谈话,说:“老姚同志啊,你也算是个老革命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说:“我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的远呢,我还是保持我的政治历史清白吧!”

1989年时,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发生后,教科文组织正值6月8日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六四事件震动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对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还有第一手数据。

他当时从两个不同的渠道收到两个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个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亲人向他报平安。

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楼上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赵复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门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国代表出示的照片,证实了这件事。

另一个渠道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为六四事件对外宣传定了一个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六四血腥屠杀事件爆发之后,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上,赵复三在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六四死难者致哀,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赵复三因此展开逃亡之旅。

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发言?发言说什么?赵复三被逼到了墙角,无法脱身,不得不发言了。赵复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经一直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中共涂脂抹粉,说过许多昧着良心的假话,还曾以身说法,迷惑欺骗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制造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他该怎么办?

他定了定神,发言了。他缓缓地,一字一句的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三点,掷地有声,显然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这是违反了中共的国家指令。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后果不堪设想。

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门口叉着腰,斜着眼看着他,让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就在两天之前,听到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赵复三预感到下一个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该是他了。

6月8日赵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肯定己报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动。恰好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复三在去联合国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钢琴的二女儿家。从此走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

赵复三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 University)。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赵的老相识,曾经访问过中国,赵复三接待过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国时他注意到赵复三的处境,曾经表示,如果赵遇到麻烦,可来美国维理公会大学教书。所以赵复三在考虑逃亡时,首先就考虑来美国。

但是,赵复三告诫自己,在离开联合国后逃亡,一年之内不能去美国,因为这里还有一段无法告人的惨痛隐情。赵复三虽然在中共统治下已经升到了副部长的级别,但中共手里掐着一张牌,随时可以拿出来让赵入狱,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不得不讲一点赵复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赵的父亲叫赵师克,由清华学堂送到美国留学,与孔祥熙是同学。回国后,先后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校长,又在老四行服务。老四行是中国解放前的四大银行,分别是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家银行,以金城为首。老四行有个储蓄会,赵父为该会的副经理。

赵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去过张家口解放区参观访问,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倾向。在他的影响下,四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赵复三是老三,老大叫赵忠一,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妇产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这里主要讲老二赵中玉。

赵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参加进步学运,被国民党说是共匪,抓进大牢,要枪毙,经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舅舅吴国桢营救出狱。吴国桢要他离开上海,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南开大学有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热爱中国文化,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欢他的学生赵中玉,把自己的第三个爱女崔桂芳嫁给了心爱的学生。崔桂芳学的是音乐系,是个花腔女高音。

赵中玉毕业后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赵中玉的思想一贯进步,工作奋不顾身,一次为了抢救矿难,坚持救人,结果壮烈牺牲。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开始后,崔仰西被打成美国特务,崔桂芳也是美国特务,从而赵中玉也成了美国特务。但那时赵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里。烈士公墓怎么能让美国特务安葬。结果就刨墓挖尸,但又不许美国特务崔桂芳进烈士公墓收尸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墙外等着,他们把尸骨一根根扔出墙外。崔桂芳带着两个女儿,哭泣着在杂草丛中寻找散落在四处的丈夫尸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国特务后,又遭到轮番拷问折磨,逼她交待谁是她的直接领导人,崔桂芳不认得什么与国外有关系的人,她想到了赵复三。结果崔桂芳就交待并指证赵复三是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是她的直接领导人。

赵复三本来就因社会关系、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内定为美蒋特务嫌疑犯,这回好了,有了具体的人证。赵复三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经过这样的折磨,精神错乱,结果酗酒自残而死,留下来三个儿女是美国特务家属。

从此,中共在赵复三的头上悬起了一把利剑,任何时候不听话,就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再回过头来说说姚琮。姚琮学校毕业后,1953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简称和大)工作,1967年单位改名“对外友协”。1981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并担任“未来学会”理事,该学会即是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看中国的前景、人类社会将怎么走。

先前在“对外友协”工作多年,认识作家韩素音,建议他应该跟世界的未来学会接轨,于是介绍他认识托夫勒(Alvyn Toffler)夫妇。

托夫勒是当时《第三波》(The Third Wave)、《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等国际畅销书的作者。

托夫勒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农业刀耕火种,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浪潮,而第三波是信息革命。托夫勒的理论是,现在人类可以乘着既有的发展成就,飞跃发展,例如中国处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夹缝中的国家,可以跳跃过几百年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信息革命。把世界上已经成熟的技术,拿过来用。一跃就进入了最前卫的世界科技之列。

这发生在1982年。姚琮认为,这个理论在中国日后的现实实践中也得到充分地验证。

身为社科院“未来学会”的理事,姚琮就把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同是学者的夫人海蒂(Heidi Toffler)夫妇俩邀请来中国,并接待安排到各个大学、学术单位讲演。

姚琮邀《第三波》作者托夫勒到中国,间接促进中国经济起飞。图为1995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播放托夫勒发言

演讲时间大都安排两个小时,都是一套,刚开始时,都是托夫勒说,姚琮翻译。几回下来,为了节约时间,姚琮就和托夫勒商量,托夫勒开个头、结个尾,中间就由姚琮说,听多了都熟了,之后有几次就这样做了。

中国共产社会下知识分子的悲哀

按理说,将托夫勒请到中国来,把新信息带进中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让国家有了跳跃性的发展,应该是好事。但不行,社科院里的左派就说:“姚琮,你是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这帽子一戴上,真了不得。姚琮那时就想方设法要脱离干净。

姚琮力辩,称自己讲不出来这套理论呀……“不对,你讲演的时候特带劲,都是你说的……”

当时姚琮刚翻译好了另一本书《大趋势》(Megatrends),是与托夫勒齐名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写的叙述了当代世界有十大趋势,其中预测网络的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本书在社科院也是有争议的,说是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他得想办法摆脱这样的罪名。

“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罪名套上,当时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于是姚琮就找了外交前辈、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戈宝权前辈帮出主意。戈宝权认为《大趋势》是个学术议题,又是当时国际社会上热议的课题,说可以呈到赵紫阳、胡耀邦办公室。姚琮于是就复印两份呈上去。

不久,赵紫阳在一个3000人的大会上讲了三次浪潮,讲了大趋势,这犹如在姚琮头顶上撑起了安全的“大红伞”,“引进了反马克思想的经济理论”这一关就真过去了,这个罪名也没有人再提了。之后,社科院院长马洪,交代姚琮写一篇关于《第三波》和《大趋势》的文章,马洪在社科院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并宣布这是姚琮写的。

当时《大趋势》这本书一次出版印10万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30次,就300万册。民间山寨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奈斯比特夫妇后来成为中国的座上宾,频繁地进出中国,还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

未来学家看中共的现在和未来

姚琮认为,“之后的中国10年,中国受益于这学术,所以发展这么快。”后来他到威斯康辛大学教书,讲的就是“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策略”,很多人都想学。

但姚琮说:“这是中国的模式,中国模式学不来……中国是极权国家。做城市规划,说这里要开条大街,明天就把两边的房子都拆掉了……中国可以,美国可以吗?只有极权国家才办得到。”

姚琮后来常穿梭于海内外,为多家中国企业担任顾问,协助引进外国技术、设备。他感慨地说,中国乘风得势,但很多东西到中国就变质。

姚琮几年前回到北京,一帮老同事老朋友组织起来欢迎他。老人当中有三位退休的驻外大使,都是老党员,也都很敢讲,都怀疑中国共产党还能维持多久。大家都知道没人信它了,在国际上也早没人会相信。

“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有几个相信的?有谁相信的?国际上一听共产党,都像老鼠过街,不行了,臭了,早就臭了!”

“中国这些高层早就知道,共产党这名字不好,要换换,早就知道不行了,臭了!”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姚琮和赵复三也聊起过,中国必须重回现实,中国共产党不会很长历史的,已经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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