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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意识兴起的社会环境

—— 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二

郑宇硕

 

  • 从香港回归的1997年至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届满的2012年,香港的本土主义虽然在曾荫权时代的后两年有萌芽之态,其中以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在2011年所著《香港城邦论》最有代表性,但是本土主义明显爆发乃是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上任后的这三年。政治圈和学术界的社会研究焦点不约而同地投射在梁振英身上,梁到底怎么啦?

    梁振英披挂先天不足

    梁振英当上特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富有很强的戏剧性。大热倒灶的唐英年因为“地下唐宫”以及“婚外情”事件被同样是涉嫌僣建违规的对手梁振英借机攻陷 。此中据闻在梁营中有多番政客形态的操作,加上传说的与唐家关系好的江泽民派系被习大大的派系镇住,在风云急剧变幻的唐梁之争期间,因为唐英年的政治手腕孱弱,丑闻缠身而无化解的智慧,社会主流民意发生瞬间倾斜 。中共在港的研究团队以及香港亲中社团纷纷向中央报告唐英年的问题并主推梁振英,导致中央态度转变,放下唐梁公平竞争的计划,主推梁任特首。唐英年与梁振英原都是中央比较放心的人选,尤其是梁振英商界色彩不浓,政治上明显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倾向,性格上有强烈的对抗民主派的斗争架势。梁振英的“地下党员”身份一直是香港泛民欲揭的问题,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而成为悬念。梁从上台的一天起,泛民就将新的管治班子定性为“党人治港”,并预测难以服众与管治,因此在党派运作中对梁的管治开始抵制及不合作。

    民主派认为,梁振英把与中央保持一致优先于向港人负责,而不是处处为港人利益负责。 《基本法》第4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要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梁振英在处理两个“老板”过程中,政治立场明显倾向中央,善于“揣摩圣意”,在中央自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后对港改变管治手法的政策调整中,梁主动铺垫了一些中央喜欢而港人厌恶的政策模式,他上任当年当月就发生的万人“反国教大游行”,为自己制造了麻烦,开始了艰难的管治时代。

    港人不满特首管治 身份认同逆变

    两年来,香港人对政局越来越不满,对前途的焦虑也在加深。主要的不满从曾荫权和梁振英两任特首的丑闻开始。前者任内末年予人“贪曾”的形象;其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与新鸿基地产涉及利益输送遭起诉。继而是后来揭露出的梁振英僭建案,以及梁班子数名成员在上任一年内因种种丑闻相继下台。最严峻的打击莫过于2013年4月媒体所揭发的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的饮宴送礼行径。廉署一贯被视为反贪污的最后防线,港人引以为傲;而汤显明的酬酢对象为中联办高官,令港人更为伤心。

    由于港人对前任和现任行政长官自身品德和政绩不满,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近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实从1997到2008年,民意调查反映香港市民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民族的认同都有所提升。这两项趋势自2008年以后同告逆转,近一两年下降的趋势更形急剧。

    2013年5月,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反映受访者对中央政府持负面的态度,程度从去年11月的25%增加至37%;而有好感者同期则从29%下降至20%。翌月在六四烛光晚会后,香港大学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下跌至14年的低位。受访者认同自己为“香港人”的占38%,较六个月前增加了11%;认同自己为“中国人”者同期微升了2%,占23%;认同自己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占36%,下降了13%。

    2014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发表一项港人的身份及国家认同的民调结果,显示被访者认同为“中国人”者只有8.9%,是回归以后的新低。认同自己为“香港人”者占26.8%,较六年前增加了十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但都系中国人”的被访者占42%;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都系香港人”的被访者占22.3%;两者均比两年前稍跌。这项调查在当年十月进行,反映“占中”运动令港人对中央更为不满,以致“中国人”的认同感显著下降。

    事实上,香港很多人对来自北京的“一国”干预,以及大陆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言行频生反感,并不认同,较为明显的是“香港治权论”、“剩余权力论”等,他们在身份认同中,去中国化的倾向明显,强调的是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他们对大陆游客在香港的一些不文明和古怪言行表示厌恶,认为玷污了香港多年来的一片净土。他们要求尽少的外来干扰和侵袭,保住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基本法》赋予的法律权利。

    向上流动阻滞 新媒体推动抗争

    回归以来,港人未见生活水平有明显而持续的改善,反之感受到贫富越趋悬殊,年青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加上种种政府向大财团倾斜的“官商勾结”现象。从民意调查反映,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评价和支持度下降,特区政府有“认受性赤字”的危机。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政党的作用较为有限。民主运动一方面面对困境,另一方面亦有其不足之处,加上政府咨询制度的功能萎缩,因此市民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难有提升。鉴于北京领导人反对政制民主化,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无力感”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强。绝大部分市民无意与北京领导层对抗,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自豪感,对中央政府就经济政策上多所照顾香港也心存感激。不过自2008年以来,北京领导层对香港的干预以及国内人权状况的倒退导致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下降,而在2012至2014年,下滑的程度尤其显著。

    香港为何在过去十多年间成为“示威之都”?有评论指,近十多年间正是“新媒体”在香港蓬勃发展的年代,而新媒体出现带来资讯传播以至政治动员的多样性、直接性及即时性,再配以近年智能手机的普及,令民众的公民社会参与和体制性政治参与均较过往任何年代都强,这便是推动街头政治急速发展的基础。从社会发展的视野看来,更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游行示威,以至其他透过体制外行动去抗衡、冲击建制的结构性因素,从中港政治矛盾、政府缺乏认受性及管治失效、议会监督失效和贫富差距与地产霸权等深层次结构矛盾出发,检视香港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构根源。

    社会不公加剧 青年成为社运生力军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洪松勋从历史模式转变的角度去分析香港学生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他欣赏近年香港的学生们经常能够突显政权的横蛮无理,和执政者只追求偏私的工具性功利主义的价值利益,他们很多时给社会市民大众上了宝贵的一课。

    香港在主权移交后,遭受到几次金融危机冲击,产生了经济动荡和衰退,不平等愈发加剧。香港不稳定所暴露的困难,政府却缺乏领导,无力应对。这将原本只有少量群众参与的公民行动政治化起来,学生学会了行使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积极表达他们的诉求。新的社会运动,标志着由八零后青年积极分子来到香港政治舞台的前沿。他们被说成是后物质主义者,特别是就城市发展、文化遗产、和本土政治改革的议题。他们的文化保育抗争活动包括利东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菜园村等议题,以及西九龙艺术区保存的斗争等。他们的话语主要围绕可持续发展、反殖民主义和民主政治发展等主题。

    在政治上不能做主,经济上处于弱势,价值观上遭受冲击,生活方式受到侵袭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本土主义滋生获得了适当的养料和土壤,形成了本土意识的高涨,其发展势头不瘟不火,但其集聚能量的过程似乎在加速,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态势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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