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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要有感召力

“一国两制与一国良制”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费良勇

 

尊敬的汪岷先生、熊焱先生,全体与会同仁:

首先,我热烈祝贺“一国两制与一国良制海峡两岸形势研讨会”在美国内华达州亨德臣市召开!并预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这次研讨会的讨论重点之一是“中国政治变局对民主运动新的挑战”。这里,我就这个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习近平上台以来为了死保中共专制,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打击民运的手段。其中大力反腐让习近平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持。虽然很多批评者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违背法治精神,没有从制度上反腐,反腐不彻底等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习近平既打苍蝇,也打老虎,包括打军老虎的反腐措施,是深得民心的,中国猖獗的腐败之风已经暂时得到很大遏制。我亲自打过许多电话到国内询问,被询问者几乎都为习近平的反腐叫好。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反腐都是得民心的,而绝大部分政权都是亡于腐败。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来,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要死保专制,而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贪官杀不尽,腐风吹又生”。无论习近平如何反腐,只要中共不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中共最终必然亡于腐败。

民主运动所追求的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培养圣君贤官。我们认为人无完人,人都有善恶两面性,所以需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发扬人的善性,抑制人的恶性。但是在追求民主的进程中,人们都希望学识能力道德修养都比较高的人士出来领导民运。如果民运负责人同中共一样腐败滥权,谁都瞧不起民运,民运就没有任何希望。所以,我今天的的报告题目是《民运要有感召力》。感召力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从6个方面谈民运感召力:1.民运要有道德感召力;2. 民运要有理想感召力;3. 民运要有奉献精神感召力;4. 民运要有路线感召力;5. 民运要有政策和策略感召力;6.民运要有法治感召力。


1. 民运要有道德感召力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说谎成性,贪腐成性,专横成性,流氓成性,看透了共产党的人,都很讨厌共产党。作为民运人士,首先应该做到不说谎、不欺骗、不贪污、不专横。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也许有人认为美军的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但是在我看来,美军的准则是实实在在的,看起来低,实际上很高。无论哪个国家,不管是军人,官员或民众,很多人是做不到这几点的。别说中共官员和军人,即使在我们民运界,很多人是做不到这几点的。对军人要求不偷窃,对官员和民运人士则是要求不贪腐。我认为,前三点相对容易做到,第四点实际上最难做到的。因为你自己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或者说不贪腐,这还远远不够,你还决不允许同仁当中任何人这样做。谁这样做了,你就必须站出来抵制、批评和揭露。中国人通常做不到。为什么呢?中国人普遍有两大陋习:一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二是“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这导致中国历史上常常是流氓当道,流氓打天下坐天下。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是典型的流氓。

1996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他因佩戴了两枚无权佩戴的徽章,遭到人们质疑和批评。他的遗书上写着:“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我们不能要求民运人士像布尔达上将那样以死亡的方式来挽回自己和海军荣誉,但是,我们总应该以付责任的态度来维护组织和民运的声誉吧!

有人用假名字混入海外民运团体,还大言不惭这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实际上这是为了欺骗民运组织。由于历史原因,例如民联成立时,虽在海外,也是半地下组织,有些成员对外用了假名,但他们在加入民联时,申报的是自己的真名,并没有欺骗组织,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民阵成立之初,也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向组织申报真名实姓,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行为,是绝对无耻的。你既然一开始不相信这个组织,你加入这个组织干什么?

在德国,人们有个信条:允许政客犯错,不许政客说谎。我想,美国也是这样。这里说的犯错,指的是看法错误,决策错误等,不包括说谎和贪腐。说谎和贪腐是民主国家政界的两大禁忌。我1987年到德国留学。到德国后不久,就发生了巴伐利亚州议长和夫人接受朋友赠送的两张机票度假之事,被揭露出来后,马上承认错误并宣布辞职。这两张机票的价值大约600马克,相当于300来欧元。引咎辞职下台的德国总统伍尔夫,如今调查清楚的可以算为腐败的只有700多欧元。那是一笔食宿费用,由一个对总统有所求的商人付了。伍尔夫说他不知道,但那也是失职,也要负责。如今,民运界有人动辄贪污成千上万美元,超过德国总统数十倍,可是居然有一些人公开保护腐败,说这只是小钱。同中共大贪官相比,这点钱的确是小钱。可是,对于经济万分困难的民主运动,这就不是小钱了。比如,开一个今天这样的会议,基金会的赞助可能也就几千到一万美元左右。可是,有人利用民运大会,一次贪污的钱,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再说,德国人的收入在世界上排名相当靠前,可是,德国许多家庭妇女的月收入仅仅400欧元(因为超过400欧元要上税,许多家庭妇女只干钟点工争零花钱)。利用一次民运大会贪污的钱就超过富裕国家低收入者一年甚至数年的工资,大家说一说,这是小钱还是大钱?

其实,无论贪多贪少,都是贪腐,本质一样,只是程度不同。我们绝不能说:中共的腐败是可耻的,民运的腐败是可行的;只要搞民运,怎么贪都行。还有人说,揭露民运问题就太过分了。这里,我想问一问,究竟是贪腐者过分,还是揭露贪腐者过分呢?是造谣中伤者过分,还是揭露谎言者过分呢?是乱打特务者过分,还是反对乱打特务者过分呢?

我认为,民运的腐败比中共的腐败更加可耻。因为中共长期执政,垄断权力,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就这一点来说,中共的腐败是必然的,不腐败才是怪事。正是因为不满中共的专制腐败,我们才追求自由民主。可是,民运还没有掌握政权就腐败了,要是上台了,不是同中共一样腐败吗,甚至更加腐败。俗话说,江山可移,本性难改。现在就腐败的民运人士,要是上台执政,百分之百是大贪官。问题在于,腐败的民运,有希望吗?


2. 民运要有理想感召力

大同世界桃花源,共产主义乌托邦,无论东方或西方,作为人类所追求的理想,本来都是美好的。民主理想不像共产主义理想那样是空洞的,如同地平线一样,永远可望不可及。我多次提到,德国现实中国梦,德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虽然德国社会还有许多自身的问题,没有人类社会是绝对完美的社会,但是,我认为,无论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追求者,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追求者,一个社会只要达到了德国的水准,可以算是梦想成真了,或者说理想实现了。其实,相对专制腐败的中国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等,都算得上是理想国了。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想,是有现存模式的。只要我们坚持奋斗,学过来,就可以实现的。我们并非空谈者,而是实践者。

为什么自从孙中山发起推翻帝制的革命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追求自由民主?这就是因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是敢于为理想而坚持不懈,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国共两党建党初期,都有一大批理想主义者加入,所以才能取得成功。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为该校题了一副门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黄埔军校是靠理想主义来培养人才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人,无论后来跟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很多人是理想主义者。抗日战争时期,很多黄埔人奋勇杀敌,为国捐躯。


3. 民运要有奉献精神感召力

中国当代民运,比历史上的民运在某些方面更加困难一些。由于现代的信息发达,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非常强。在海外,人们只要参与或支持民运,就不能回国探亲观光、经商工作等等。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权,但我们得到的支持却非常小。虽然这与民运自己做得不够好有很大关系,但同中共的全面控制和打压也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仁在柏林同台湾驻德国办事处代表尤金先生谈民运问题。他在回忆民进党的抗争历程时说:“在我们台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不出力,出力不出钱,我尤金卖命,你们出钱。”我回答说:“可惜大陆民运常常做不到这一点。”他很纳闷地问:“为什么做不到?”我说:“我们往往既要出力,也要出钱,否则,许多民运活动根本无法开展。”我解释以后,他才明白,大陆的民主运动,确实非常困难。越困难,就越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人。

一个组织发一个短短的公告,竟然要几个人署名,张三执笔,李四审核,王五签发等等。这究竟是几个人的公告,还是组织的公告。一些人做了屁大一点儿事,为组织写了一篇公告,为国内人士捐了一点小钱,深怕别人不知道,深怕自己吃亏,要全球宣扬。还有人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别人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成就大肆宣扬。还有人,争镜头、争排名,极端小气。前面提到的说谎贪腐者,当然都是没有奉献精神的。

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一大批像王炳章、刘晓波、高瑜、浦志强、杨天水等等那样矢志不渝,为理想而奉献的杰出人才。


4. 民运要有路线感召力

目前,如今有人在煽动一种激进风气,说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过时,非搞暴力革命不可,声调越来越高。甚至把非暴力主义者攻击成帮助中共维稳的人,言下之一是中共特务。这些人希望把中国的民运推向当年法国大革命那种极端路线。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事实上是要毁灭中国民运。让民运失去路线感召力。

在当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暴力革命很难搞得起来。哪个国家会支持我们去搞暴力革命呢?即使搞起来了,也很快就会失败。全国性的暴力起义难以发动,局部的起义,在现代信息交通、军力运输、飞机导弹等军事装备的条件下,很快就被镇压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用军事力量去打击中国。即使暴力革命成功了,也难以保证中国从此走上民主之路。新的政权说不定更加专制。我本人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主义者。但我并不反对别人从事暴力革命,并乐观其成。不过,我注意到,高叫暴力革命者,20多年来没有向中共发过一枪一炮。

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2014年11月在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当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一旦广大民众放弃了抗争,那反过来就使得专制统治得以维持。”胡平还引用加尔布雷思的话指出:有时候"高谈(暴力)革命祇是一种逃避现实。"高谈暴力革命还有一个误区,就像亨丁顿说的:"如果'改革'是'不完全行动'的藉口,那么'革命'就是'完全不行动'的藉口了。"你一旦主张暴力革命,你就自认为有理由拒绝参加任何非暴力行动——因为你认定这些行动都毫无作用,但你实际上又不能参加暴力行动,于是到头来就成了完全不行动,然而你还以"革命"自我标榜。

“民变、兵变、政变”,是社会变革的良策和大道。其基础是民变,其关键是兵变。民变这个基础不是靠暴力革命来进行的,而是靠非暴力革命来进行的,说到底,是做民众的启蒙工作而已。

五七年中共“反右运动”时,毛泽东就搞了一个“阳谋”,引蛇出洞,把一大批对中共政权有异议者一网打尽,打成右派。近两年来,海外忽然掀起了“革命”与“独立”的浪潮,这似乎是习近平的“阳谋”,故意引诱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参与,中共当局以“分裂”和“颠覆”国家的罪名,将国内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并将国外宣扬暴力革命的人士和组织打成恐怖势力,得不到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中国同时煽动国内的民族情绪,抵御自由人权,抗拒民主潮流。

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写了一个民运手册,其中谈到暴力革命的一些手段。中共就到处宣扬王炳章是恐怖分子。这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救援王炳章造成极大的困扰。我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都为救援王炳章呼吁,都得到过关于中共说王炳章是恐怖分子的信息。虽然我们尽力说明王炳章不是恐怖分子,但收效甚微。

我注意观察到,在国内网上高叫暴力革命的人,并没有被关押起来。而非常温和的许志永等人则被抓起来判重刑。还有一些宣扬暴力革命者,可以随便进出中国,而许多和我一样的非暴力主义者,根本就不能回国,甚至连香港都进不去。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社会变革、民主变革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社会变革运动的最好策略和手段。国际上已有许多成功的先例。虽然在中国还没有成功过,但永远不会过时。至于暴力革命,发生过无数次,所谓成功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始终没有跳出“专制-革命-专制”的怪圈。高叫暴力革命者,有本事就学汪精卫,亲自去埋几个炸弹,炸几个贪官,让人信服你是言行一致的。


5. 民运要有政策和策略感召力

共产党在知识界曾高叫民主,反国民党专制,但在广大农民面前,则高叫“打土豪分田地”。虽然中共打下江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就打江山而言,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是成功的。

“你说共产党不行,你们怎么办?”许多人可能都碰到过这样的质问。所以,民运需要拿出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有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行的。

民运需要拿出一套治国方针来。我们要敢于说,我们行,我们一定行,我们一定比中共干得更好。除了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于中共,我们在治国方针上更要超越中共,让人民大众信服。 我们定规划,干事情,要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要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例如,建立能有效遏制腐败的社会体系。让官员不必贪,不值贪,不能贪,不敢贪。 又如,对新闻自由,土地分配,交通邮电,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计划生育,保险福利,能源环保,外交战略,旅游娱乐,赌博,吸毒和性服务行业等等,我们都要拿出的一套行之有效,为民造福的政策来。



6. 民运要有法治感召力

民运人士一定要遵纪守法,有错就要承担责任。例如,一旦贪腐说谎被揭露,必须引咎辞职,否则,组织要弹劾处理,甚至做出开除的决定。现在民运界依然保留了中国人的陋习,宁可得罪君子,不愿得罪小人。谁势大,就捧谁,甚至当面拍马屁。许多人不敢站出来批评头目的错误。情大于法,导致组织运作极不正常。

民运界正气不足,邪气十足。明明知道一个人贪腐撒谎,许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说贪腐说谎者有能耐,还在为民运干事。谁出来揭露贪污腐败和造谣中伤恶行,善心人出来劝解,小人趁机乱搞一通,指责揭露问题者闹分裂,搞内斗。猪八戒过火焰山——倒打一钉耙。

试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中共贪官,哪个没有为共产党干过事,立过功?如果因为一个人还在搞民运,就被容许贪腐说谎,这样的民运不如共产党,哪里还有感召力?


2015年10月8日写于纽伦堡

2015年10月12日在美国内华达州亨德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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