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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民主击碎了哪些神话?

郭建龙

 

漫长的等待,欢呼的人群,都映衬了缅甸转型的艰难。

11月8日,缅甸举行大选。这次大选中,将选出参议院(Amyotha Hluttaw)224个席位中的168个,众议院(Pyithu Hluttaw)440个席位中的330个。各占总席位的四分之三,还有剩下的四分之一保留给军方。

按照现在的缅甸宪法,缅甸总统并非直选,而是由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军方议员团各提名一名候选人,再由三方共同投票,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虽然军方议席有四分之一,肯定不能指望,但如果能够控制其他议席的三分之二,达到总议席数的一半,仍然可能当选总统。

另外,根据宪法,外国人的妻子不许参选总统,昂山素季因此失去了被提名权。但是,如果昂山素季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获胜,仍然可以提出其他候选人代替昂山素季角逐总统。

可以说,缅甸的民主改革经过了重重波折,虽然还带着一定的不彻底性,但终于走到了政权更替的一步,可以视为民主的标志性胜利。

缅甸的民主选举也打碎了一系列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有的国家,当社会条件过于复杂时,并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只适合由精英分子控制,采取引导和计划的方式来实行现代化。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些神话的具体内容,而缅甸改革又如何破解了这些神话。


神话一:民族关系过于复杂,并不适合民主制

有理论认为,经典的民主制最好在一群有类似理念、类似价值观、类似文化的人之中实施,否则,当民族关系过于复杂时,民主制无法产生足够的向心力,如果要维持一个整体,必须采取一定的独裁措施。

这个说法在现实中能够找到许多实践性的依据,比如以伊拉克为例,伊拉克的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占主体的什叶派穆斯林,位居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北方的酷尔德人。当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虽然制定了民主宪法,也举行了选举,但由于三方缺乏合作的意向,加强了对抗,使得这个国家变得分崩离析。有人据此认为,现在的民主制并不比当初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更好。

在国内,也有很多人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回顾中国时,时常以民族问题为依据,来否定实行民主制的可能性。

中国的民族分布独特,在平原地区的本部,是以汉人为主的广大群体,在本部之外的山区和高原,却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为此建立了五个民族自治区,还有许多自治州和自治县,整个国家构成了一个碎片化的整体。

很多人认为,实行民主制,会让周边的少数民族有通过投票获得独立的意向,增加他们的离心力,在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很可能从中国分离出去。

但我们回头看缅甸的情况,会发现,缅甸的民族结构与中国是如此相似,甚至比中国更加碎片化。在缅甸,现在一共有21个行政区域,包括了7个省(Region),7个邦(State),5个自治区(Self-Administered Zone),1个独立性更强的自治地(Self-Administered Division),再加上1个首都联邦区(Union Territory)。

这些不同名称的行政区域对应着缅甸复杂的民族结构。缅甸的主体民族是缅族人,其实是一个后来的民族,在之前,缅甸居住着骠人、孟人等民族,缅族人原来的居住地可能是中国云南西藏的山区,公元九世纪才进入了缅甸的平原地区。不过缅族人进入缅甸后,立刻占领了最肥沃的土地。缅甸国土组成包括了两部分,在中间,是伊洛瓦底江冲积大平原,这里是缅族的主要居住地。在四周特别是东西两侧,都是高山峻岭,这些山区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在平原地区缅族人区域,就设立了7个省,而在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则设立了7个邦。

比中国更加复杂的是,缅甸还有很多没有完全整合进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就变成了自治区和自治地,拥有更大的独立性,也造成缅甸的民族问题比中国突出得多。

民族问题给缅甸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比如西北部的罗兴亚人是伊斯兰民族,与缅甸的佛教传统是异质的,不管是独裁还是民主政府,对罗兴亚人都过于强硬。在与中国交界的几个自治区中,也时常有紧张关系,可见缅甸整合之难。

从结构上来看,缅甸和中国的民族结构相似,问题也一样,都是主体民族压倒周边民族,周边民族有很强的离心力。那么,如果缅甸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找到民主的出路,那么显然证明,对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民主也同样可以落地。


神话二:历史环境过于复杂,并不适合民主制

所谓历史环境,指的是两方面,一是内部由于缺乏民主理念,人们担忧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实行民主。比如,我们常说,中国从古至今就没有民主传统,社会基因如此,只能顺着原来的道路寻找出路。二是外部国际环境的不友好,导致国内的对抗意识太强,害怕和平演变中隐藏了太多阴谋,不敢民主化。如果外界的敌视太强,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仇恨世界,这时候很容易就滑入到独裁的深渊里去。

以中国的地位为例,人们往往强调中国的地理位置复杂,从日本到印度,周围全都是敌人,民主化引起的混乱可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是:缅甸和中国一样,在本区域内也属于不合群的国家。

中国由于体量过大,在整个东亚、东南亚的确会引起一定的对抗性。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作祟,很难平等对待其他国家,二是其他国家根据历史经验,也不相信崛起的中国会平等对待他们,造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两者共同的作用,造就了中国越崛起,民间民族情绪越重,越怀念独裁式皇帝的文治武功的局面。

但如果看一看缅甸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就是缅甸在东南亚扮演的角色。在历史上,缅甸也采取帝国模式操纵众多的小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将一部分小国变成了领土,而另一部分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却时时刻刻记着缅甸历史上的侵略。

最典型的例子是泰国,在历史上,泰国和缅甸是一对冤家,两国的主体民族都是从现在的中国境内移居过去的,移居时间也差不多。两者分别占领了伊洛瓦底江谷地和湄南河谷地。在泰缅关系中,缅甸一直作为一个强大的侵略者,泰国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被动地保卫祖国。这种关系使得泰国和缅甸很难摆脱历史阴影,达到亲密无间。

由于泰国的关系,缅甸与柬埔寨、老挝也称不上友善。而由于对国内穆斯林的迫害,缅甸和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也时常发生争论。

缅甸与西方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则由于殖民地时期纠缠不清的历史,也一直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

最后,缅甸民族本身的骄傲也导致了它的不合群。由于历史上的缅甸过于强大,甚至在英国入侵之前一百年,还建立过强大的贡榜王朝,征服了东南亚大片领土,使得缅甸人民很容易就回忆起光荣的过往,对西方侵略的态度也和中国人相似。这种类似性,使得缅甸一直是一个东方思维的大国,有着很强的民族情绪。

可是,缅甸能够摆脱对抗性思维,毅然步入民主制轨道,也给历史环境过于复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


内生性、渐进式民主的样本

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由于民族关系过于复杂,或者历史环境过于复杂,要么民主化失败,要么不敢民主化,而缅甸却毅然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呢?这得益于缅甸实行的内生性民主化。

它的民主化不是概念性的,或者外界强加的,而是从社会内部需要中内生的,逐渐碰撞、摸索、磨合出来的。

实际上,缅甸前几十年的历史甚至迎合了前面谈到的两个神话。独立后,缅甸首先采取了民主制,但随后发现民主制并没有带来发展,反而由于领导人的软弱,让缅甸散了架。民主制领导人将权力转移给军方,由军方第一次接管后,进行了一定的权力集中,反而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扭转了缅甸的经济。

军方独裁尝到了甜头,才会利用政变建立了永久性独裁制。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永久独裁制建立之后,缅甸经济每况愈下,彻底打碎了独裁制神话。

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掉进了独裁陷阱的国家,还能挣扎着爬出来,再次回归民主。以缅甸的某邻国为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有机会采取民主制,却最终走向了彻底的集权与独裁,而且再也走不出来了。缅甸却在掉进陷阱几十年后,又爬了出来,并且走得有条不紊,从设计路线图,到按照路线图一步一步实施。

那么,缅甸为什么能够摆脱人们的怀疑,重新回归民主制呢?

原因在于,缅甸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重新构建新的乌托邦,而是在国情的基础上,逐渐试错,寻找到最可行的道路。当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在极左极右之间来回蹦跳时,缅甸的民主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最初,缅甸的将军们之所以选择独裁,虽然有自利的因素,但也有很强的理想色彩。这种理想色彩让他们在这条路失败后,有动力去寻找其他方案。特别是社会的反抗、昂山素姬的民主运动,都迫使将军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响应社会的需求,努力把列车扳回到民主的轨道。

所以,缅甸的民主实际上是全民参与式的,即便独裁者也不例外。比如,曾经的独裁者奈温将军虽然镇压了88年民主运动,却保留了民主运动的高层,没有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他在晚年还曾经支持社会转型。而接替奈温担任独裁者的丹瑞大将在九十年代曾经极力反腐,试图遏制独裁带来的副作用。当反腐失败后,缅甸的军方领导阶层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只有民主才能最终遏制腐败。

进入新世纪,出身于军政府的原总理钦钮,则根据缅甸的国情,提出了渐进式民主改革方案,也就是著名的民主转型路线图,路线图中规定了七步走的策略,逐渐实现宪政化、和平选举和民主化。

虽然钦钮由于与反对派走得太近太急,最终被迫下台,但他的路线图却保留了下来,今天的缅甸选举,可以视为民主路线图的最终结果。

即将卸任的总统登盛是民主改革的主要执行者,他同样出身于军政府,却力挽狂澜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这些人和反对派共同的作用下,缅甸才完成了民主转型。当执政者限制反对派时不失尊重,反对派反对执政者时不忘妥协时,双方的斗争合作关系,使得缅甸社会对其他危机有了更强的抵抗力。

但即便如此,缅甸的转型是和问题相伴的。民族问题碎片化、国际问题孤立化等,依然困扰着缅甸。特别是民族问题,属于穆斯林的罗兴亚人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批评缅甸的把柄,即便民主力量上了台,这个问题仍然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加上如何应对少数民族自治区,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相信新上台的执政者都无法再扮演百分之百的好人,立刻陷入到具体的困难之中。

但缅甸民主的基础又比那些想迅速完成民主化的国家要稳固,因为它是众多力量博弈的结果,是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了20多年转变的。即便只计算从路线图的提出,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时间了。这种依靠对社会了解,进行的逐步转型方式,或许给国情复杂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借鉴。


务实性外交不会影响根基

随着缅甸的民主转型,中缅关系问题也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特别是两国的制度差异在扩大,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双边关系,甚至造成进一步的对抗?

这里不妨举一个300多年前的引渡案例,作为中缅关系的说明。在这个案例中,一个中国皇帝被缅甸引渡给了中国。

事情发生在明末清初,满清入关后,明朝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失败,在南方立了几个明朝宗室当皇帝,继续与满清对抗。最后一个被立的叫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史称永历帝。永历帝登基后,带着群臣东逃西窜,从广东入贵州,再去云南。

公元1659年,永历帝率领臣下从保山、腾冲一带逃入了缅甸境内[1],几经波折,最终取得了政治避难的资格。

我们略去永历帝在缅甸与缅王发生的种种误会和冲突,只说缅王最终同意永历帝在那儿安度余生,他是不是就安全了呢?答案是非也。

实际上,缅甸和中国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引渡规则,这套引渡规则并非和现在一样是成文的,却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和遵守。

吴三桂到达云南后,随即向缅甸发出了引渡永历帝的要求。缅王和臣下讨论是否答应吴三桂的要求。这时有大臣提出了双方的引渡规则,并援引先例,说:中缅之间有个思任发规则,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规则办。

所谓思任发规则,指的是在永历帝的祖宗们统治的明朝时,有一位叫做思任发的掸族人首领背叛了明朝,逃往了缅甸。中国随即向缅王索要此人。缅王最初拒绝,后来根据利益均等原则,要求中国人帮助他征讨另一个缅甸的叛将,当把那位叛将征服后,就将思任发引渡给中国人。中国人答应了缅王的要求,最终引渡的思任发。从此以后,思任发引发的规则就成了双方遵守的范例。

比如,思任发之后,一位缅属的土司背叛了缅甸逃往云南,中国人也在缅甸的要求下也引渡了此人,这次的受益方是缅甸。

到了吴三桂索要永历帝时,缅王思考良久,决定:既然引渡规则已经形成,又没有绝对的利益冲突,就应该遵守它。

最后,永历帝被按照他的祖宗确立的规则引渡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将永历帝带回了昆明,绞死在篦子坡(逼死坡)。至此,南明王朝灭亡。

这个引渡事件反映了历史上中缅关系的真实面目。在中国,往往从大一统帝国的思维出发,将周围的国家都说成是属国。但实际上,双方却是一种更类似于平等的关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作为约束。

如今的中缅关系,就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演化而来的,虽然表面上有各种口号,但在交往时,往往采取的仍然是务实和利益均等原则。

正因为如今缅甸的转型是务实的,结合国情的,所以,不用担心缅甸的民主转型会给中缅关系带来重大打击。

一方面,即便民主改革成功,但缅甸的历史形象在东南亚各国并不会马上出现大的变化,即便各国都欢迎缅甸废除孤立政策,加入国际组织,但在处理具体的两国间关系时,对缅甸强大的担忧仍然会长期存在。在缅甸西面,印度也绝不希望在印度洋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而缅甸的少数民族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虽然民主了,但如何在民主和民族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还需要摸索。在摸索的过程中,缅甸由于与中国共同边境过长,无法离开中国的谅解和配合。

在这种背景下,缅甸即便实现了政党轮替,或许会造成中缅两国在心理上的暂时远离,但随后,双方都会采取务实的政策来处理关系。就像几百年前处理永历帝的引渡问题一样,在规则的保护下达到双赢的局面。

只是,在放下担心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从缅甸的内生性民主中,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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