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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何害怕《大宪章》?

余杰

 

习近平的性情,用北京话来说就是“浑不吝”,即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然而,一份八百年前用拉丁文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却吓到他了。

二零一五年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 颁布八百周年,英国政府安排该文件全球巡回展出。在习近平访问英国前夕,文件正好到了中国展出。这份在中国展出的《大宪章》是英国赫利福德大教堂的馆藏,是一二一五年《大宪章》原件的一二一七年抄本,目前世上仅存四份。

这次展览原定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所博物馆展出。但教育部给人民大学下令取消该展览,展览不得不临时换到英国大使官邸。由于地方狭小且需要预约时间,公众很难取得参观机会。

我第一次知道《大宪章》这个名字,是从柏杨所著的《白话资治通鉴》当中。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迷上了柏杨的作品。柏杨感叹说:“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大宪章》,创立国会,为人类立下万世光芒的楷模,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却一片血腥。”他在书中比了《大明律》和比它早一百年的《大宪章》:后者保障人权,非经过法庭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出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

然后,我就拼命寻找《大宪章》的中文译本。那时没有网络,查找并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从父亲工作的工厂的小图书馆找到一本英国史,其中记载了《大宪章》的几个段落。那是我对英美古典自由主义发生兴趣的开端,也是我日后成了一名不见容于中共当局的异议分子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宪章》确实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因此习近平一定要将它与青年大学生们隔绝开来。

从对待《大宪章》的态度来看,习近平时代中国的言论自由比起胡锦涛时代来大大收缩。在胡锦涛时代,央视制作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系列,探讨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秘密。那时,虽然不可能出现八零年代思想解放浪潮中《河殇》那样惊世骇俗、挑战权威的作品,但《大国崛起》至少比较诚实地陈述了英美现代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崛起,更是自由的崛起,而《大宪章》功不可没。

在《大国崛起》之“英国篇”中,作者指出:“《大宪章》中最为精髓的两条原则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对臣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臣民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君主的反抗权。这两条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障个人财产,激发个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拥有反抗权,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并最终改变了不合理的制度。”作者进而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大宪章》不仅仅是一个契约,它本身就是合法维权行动的标志。《大宪章》的签署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英国国王的权利并非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即王在法下,国王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所以,有《大宪章》的国家和没有《大宪章》的国家,此后的发展道路大不相同:“没有国民的自由,就没有国家的自由,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国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也不会有好的命运和前途。中华帝国和日不落帝国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悄悄拉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直到两个帝国迎头相撞。”

那时,《大宪章》还能在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获得正面评价;如今,在新浪微博上,“大宪章”这几个汉字却成为搜索功能中被审查的关键字。难道是因为“大宪章”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导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入狱的“零八宪章”?如同“死诸葛吓跑活司马”,《大宪章》让习近平疑神疑鬼,他哪有一丁点的自信?

中国官员的愚蠢,本身就成为制造新闻事件的动力。如果不是临时叫停《大宪章》的展览,不会有那么多人从外媒的新闻报道中知道《大宪章》正在中国展览。 《纽约时报》评论说,《大宪章》普遍被认为是英国和美国宪政的基石,而这种制度不利于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宪政”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 “因为《大宪章》这样的古老文献而感到紧张?他们未免有点敏感、脆弱,是不是呢,中国的领导人们?”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 Kerry Brown)在接受采访时说,“可怜的家伙。”

而《泰晤士报》发表了署名克拉克(Ross Clark)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大宪章》为中国的专制竖起了一面镜子,独裁者的问题并不是他们蔑视公众的不满,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公众的不满。文章追问说:“习近平和他的幕僚们真的认为中国公众会从《大宪章》的文字中挑出颠覆性的内容吗?”任何希望树立国际政治家形像的领导人,不论其是否承诺进行全面人权改革,都会赞许《大宪章》,以表明自己的统治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试图把《大宪章》藏起来的行为只能证实外部世界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尽管那些辩护者口口声声地告诉人们民主终将在中国实现,但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屑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派。

为什么习近平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敢于像希特勒和史达林那样公然蔑视、敌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习认为,西方国家同中国做生意的自身利益永远都会压倒他们对践踏人权表达抗议的愿望。至少英国现在的外交政策证明,习的判断是正确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奥斯本主义」形容英国的对华政策,目前是财政大臣奥斯本(Osborne)主导对华外交政策,是财政部主导,而非外交部主导。奥斯本此前访问北京时说,英国应该是「中国在西方的最好伙伴」,他甚至称赞中国对西藏的残暴统治。达赖喇嘛在接受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采访时,将英国现政府对华政策说成「就是钱,钱,钱。道德哪里去了?」

习近平访问英国,受到女王的酒宴款待,睡在白金汉宫的皇家卧榻上,并且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英国政府官员绝不会就习上台之后中国限制言论自由、抓捕人权人士的行动发出丝毫抗议的声音。惟一有风骨的英国人,大概就是拒绝参与国宴的查尔斯王子了。 《泰晤士报》评论说:“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表现不一,让人心痛。一些独裁者因为不能善待自己的民众而受到教训、制裁、甚至轰炸,但另一些人却被请进白金汉宫。··· ···当习近平来白金汉宫坐下来进餐之前,他的菜单应该被换成一份《世界人权宣言》。”

对习近平近乎谄媚的,不仅仅是英国。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说,对于刘晓波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处境,中国的伙伴国们如变聋了一般地沉默。当习主席访问美国时,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总统欧巴马没有公开提及刘晓波的处境。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也同样没有利用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的机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忌讳的话题之一。习无疑是有史以来在西方民主国家最受礼遇的独裁者,他似乎也非常享受这种礼遇。记者无疆界组织声明指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从暮气中振作起来。二零一零年获奖者的空椅子,象征着西方民主国家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无所作为。”

不过,英国政府的见利忘义行径,并不能遮掩《大宪章》本身的光辉。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C·霍尔特在《大宪章》一书中论述说,《大宪章》是英国的第一部成文法,不仅是政治原则的宣言,更是自然权利的简便表达;它不仅存在于英国漫长而多样的政治旅程中,也在美国被激活和传承。不管习近平如何拦阻,《大宪章》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张扬,也必然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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