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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采访: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FT中文网: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FT中文网: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FT中文网: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FT中文网: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FT中文网: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FT中文网: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中国怎么样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FT中文网: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FT中文网: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FT中文网: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FT中文网: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FT中文网: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FT中文网: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FT中文网:“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FT中文网: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FT中文网: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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