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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高华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

蒋说:《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


对苏联:

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

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xianzheng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zhuanzheng。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ducai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duli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duli(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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