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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与百年中国历史转型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七周年

黎建军

 

自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近一百八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转型之中,用现代文明的中国启蒙人严复先生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之中,而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进入为期二百年的历史三峡。今天当我们站在某个高处回望这一百八十年风雨飘摇的历史之路,我们会很清晰地看到,严复先生的预言正在变成无情的现实,支撑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已经彻底崩溃,虽然它还在我们灵魂的某处试图左右我们的脚步,还在用某种新的装饰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借尸还魂,但一百多年历史风雨的无情吹送,早已把它送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这一百八十年里,旧的社会形态、旧的文化价值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形态、新的价值体系迟迟没有建立,是回到过去的黑暗时代还是迎接人类现代文明的光明未来?一百多年里,无数的中国历史人物按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价值的需要和理解,试图在这块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种足以支撑这座巨型大厦的价值体系,他们不断的试错导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人类主流价值和现代文明的大门之外踯躅徘徊,直到《零八宪章》的出世,才使我们有了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之中的正确指向。

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

1870年6、7月间,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接连发生两起在当时无异于雪上加霜的重大事件,一起为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天津教案”,而另一起则是历史教科书中从未提起的“阿礼国协议”遭否决事件。天津教案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6月发生在天津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名外国人遇害;而清政府事后对外妥协处理的方式又引起很大争议,处理该事件的主要人物曾国藩也因此倍受指责声望迅速滑落,并于一年后在心力交瘁中死去。此事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随后的7月7日,英国议会拒绝批准英国驻华公使拉瑟福德•阿礼国爵士在1869年10月23日与清王朝全权代表恭亲王奕訢所签订的阿礼国协议。阿礼国协议试图修改1860年中英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承认中国在外交谈判中享有平等地位,以改变一直以来的“炮舰外交”。“阿礼国协议”遭否决使1860—1880年间在清王朝时期避免革命、内战和外国入侵的灾难和使国家走向近代化的变革及调整的最后机会彻底丧失,此后守旧势力一直占据满清王朝的权力中心,而希望在中国实行谨慎的现代化变革的开明力量遭受排挤,中国从此走上一条路途虽然遥远,但已不可避免的革命道路。

而早在此前三年,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就曾作出过惊人的预判。清末立宪派人士刘厚生在其所著《张謇传记》中曾引述过赵烈文日记中一段曾与赵的对话,刘与赵是同乡,日记原文如下: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六月二十日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奈何?余曰: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对于赵烈文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曾国藩内心或许早就有之,所以听到之后,他也只是眉头一皱,并说出北京亡了那就南迁吧这种轻描淡写的话,曾国藩对自己灭掉太平天国后在清王朝南方实施的统治还是充满了信心的,而他的信心就来自他所捍卫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清王朝时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所谓名教的清代首席卫道士,或许在他的眼里,即使满清亡了,他所捍卫的儒家文化却是永远不会倒塌的。也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之下,手握重权的曾国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出,他仅仅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与他同时代的左宗棠及他的弟子李鸿章无不象他一样,骨子里面只有他们所捍卫的儒家文化才是唯一正道,其他都是邪门歪道。

然而仅仅过了三十年,到清末另一位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时代,局势就远远没有曾国藩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了。1870年至1900年这三十年中,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物质力量和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技术和科学知识、交通运输和贸易、人口增长和人口迁徙、中央集权制国家、民主政治、教育、通讯和报刊等等各方面史无前例发展的时期,这种速度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出现。我们仅仅以人口迁徙为例,这三十年里,欧洲有几千万人移居世界各地,仅英国就有六百多万人移居海外。他们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及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移置到自己定居的土地上,使这些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我们的邻国印度来说,1857年前,印度与中国一样没有一寸铁路,但到1905年,印度的铁路总里程已有52800公里,这一数字中国用了几乎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才超过。而更为要命的是我们的另一个邻国日本这三十年里迅速崛起,在明代时,日本的幕府将军还对中国称臣,但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彻底抛弃学习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儒家文化而学习西方,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举动称之为脱亚入欧,经过学习西方,日本人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到后面,并挤身世界强国之列,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不仅让日本人欣喜若狂,也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张之洞就是体验了这种切肤之痛的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1898年4月,面对日益高涨的学习西方文化的强烈呼声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张之洞写了一本名为《劝学篇》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张之洞呼吁人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该学习自己祖宗留下的文化,他劝诫世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也主张学习西学西政第一,但他所指的西政只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内容。中学为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本之意,到了如此危急之时,张之洞捍卫的依然还是腐朽的儒家文化。张之洞是亲眼目睹满清王朝从重症监护室走向太平间的最后一位儒家文化的顶级卫道士,自认为满清王朝之师的张之洞,或许并不悲伤于清王朝的灭亡,他真正绝望的是他至死捍卫的名教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崩溃边缘,他是这一文化的捍卫者,更是这一文化的受益者,他依靠这一文化立身,更企图依赖这一文化留名千秋万世,现在这一文化即将崩溃,这是比自己的死还要难以接受的结果,张之洞的悲凉心情到了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他死之后,几次被人抛骨挖尸,灵魂无法得到安息,这或许是他拼死捍卫名教最深层的原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治维新时,日本脱亚入欧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早在1872年就写了一本与张之洞《劝学篇》同名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没有天皇的上谕推行,但发行量却达七十万册之巨。他的开篇第一句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通篇倡导的都是民权思想,与张之洞倡导的纲常礼教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不过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只不过是曾、左、李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最后的理论总结而非未来的救世之策,它一面世就马上为时代所抛弃。

二十世纪各种价值体系的不断试错

1905年满清王朝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对于支撑了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而言,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无异于釜底抽薪。满清王朝灭亡后,依附于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存在的儒家文化也逐渐崩溃,中国社会急需另外的价值体系支撑。

二十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有立宪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的苏俄极权主义思潮。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立宪主义思潮。面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康有为更多地是死抱着君主不放,所以他一直活在清王朝的阴影里再也走不出来。而梁启超则更多地倾向立宪,所以他能够走向民国,一辈子为了在中国实行宪政而摇旗呐喊,在宋教仁、汤化龙相继倒下后,他只身一人依然信念不改,直至生命的终点。与梁启超相比,由于没有1898年皇帝的知遇之恩,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榜进士汤化龙对皇权时代没有多少留恋,即使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前,他所领导的立宪派就有抛弃满清之意,他也成为最先响应革命,放弃君主立宪而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立宪党人,他是清末民初宪政运动得以延绵不绝的关键推手之一。进入民国后,宋教仁一心想把这个摇篮里的国家带入自己所设计的宪政民主程式之中,但他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革命党里那群被边缘化了的领袖们决不愿袖手旁观,宋教仁被暗杀了,子弹来自哪一阵营到现在彻底成了历史之迷,不过从他的死里受益的是他那群貌合神离的革命战友,他们再次高举起革命的旗帜,虽然这次所谓的革命看起来更象一次众叛亲离的反革命叛乱。中华民国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北洋派、立宪派、革命党三方势力的妥协和退让,二次革命后,革命党势力彻底覆灭,使原来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出现巨大真空,革命党留下的权力真空并没有被其余两派共同分享,恰恰相反的是北洋派不但填补了真空还借此成功打压了另一个政治对手立宪派,使立宪派从此一蹶不振。宋教仁的离世和立宪派的衰落对于民初的宪政运动而言是灾难性的,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势力日渐衰亡之时,由于失去了发动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宪政运动象一只无头的百足之虫,经过力量不断的相互消耗,到最后面对极权主义运动的冲出她再也没有还手之力。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1915年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宪政运动的有力支持者,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埋葬了宪政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了科学思想的招牌解释,苏俄的苏维埃政权成了民主的象征,这两样二十世纪的毒瘤都被中国人接受下来。宪政思潮消退了,由于宋教仁、汤化龙等大批最初的领导者的相继离世,宪政运动很快衰落下来。除了对年幼多病的民国的无情嘲讽和攻击之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送给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礼物就是苏俄版的极权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

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的宪政运动的失败,成了以后近百年里政治阴谋家反对中国接受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的绝妙借口,时至今日那些身居统治者地位的政治流氓还拿着这一被自慰了无数次的散发着恶臭的政治遮羞布,作为自己拒绝改变的理由,并继续在这块遮羞布上令人作呕地自慰。

明眼人都知道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并不是孙文三民主义的胜利,而是苏俄极权主义的胜利。由于孙文的及时死亡使他的继任者挣脱了苏俄的完全掌控,国民党没有继续孙文的联俄容共方针,而是把他军政、训政再到宪政的教条悬挂了起来。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了1946年12月25日由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似乎在向世人宣告中国进入宪政时代,孙文为中国绘制的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得以实现。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早已分裂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军事武装暴力集团,共产党不仅有几百万党员,几百万军队,更有实际控制的北方广大的国土和上亿的人口,因为政治利益的不可调和,除了发动内战一决生死,它们之间没有半点妥协的可能。而不到三年时间,共产党就打败国民党取得天下,开始实行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权统治。蒋介石一到台湾就马不停蹄地宣布了戒严令,直到他死时戒严令也没有解除,蒋的这一做法除了证明孙文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所谓宪政路线图是世界上最荒唐可笑的政治笑料外,再次说明独裁者永远不会自行放弃权力。2000年台湾政权的和平交接,政党的和平轮替,并非孙文军政、训政、宪政政治路线图的胜利,恰恰是他的三民主义的彻底失败。

1925年32岁的政治小角色(或许连这也算不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也没有料到,当年这篇如此不起眼的小文章24年后变成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屠刀,那些敌对阵营的政治对手甚至自己同伙内的异己者,几乎全成了它的刀下之鬼。毛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里屈指可数的政治权谋家,他要的远远不是独裁者这一简单的头衔,他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缺少什么,于是他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想把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体系统统摧毁掉,特别是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儒教,他的最终目的是用毛语代替子曰,千秋万代永享话语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随着追随者林彪的背叛,他人还没有死但建立的这一体系就轰然倒塌了。毛所创立的极权主义时代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有人想回到毛时代,那无异于自取灭亡。比如已经到了夏天,你身上还裹着厚厚的棉衣,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脱下棉衣适应环境,要么继续穿着棉衣等待死亡,这不是由人决定而是由时代环境决定的必然结果。

《零八宪章》 中国民主转型的总政纲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无数的历史人物试图重新构建起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从而完成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然而由于自身的缺陷或机缘的缺失,没有人能够真正找到适合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导致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纷争不断,危机重重,屡屡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零八宪章》包含的六大基本理念和十九大基本主张涵盖了普世价值的所有内容,是构筑中国现代文明的根本保证,如果没有这些理念和主张为内核,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是一句空话。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很多人遭受重刑身陷囹圄,象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郭飞雄、浦志强、赵常青、唐荆陵、李和平等等,他们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政民主运动中无可争议的领袖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更加成熟,力量更加强大,同时也说明《零八宪章》不仅仅只是一个宪章文本,她已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日益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领导力量。

从1839年到今天,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76年,唐德刚先生预言的二百年历史三峡也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历史必将证明,由一万三千多位各界人士签署的《零八宪章》,代表的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潮流的正确方向,同时她也要求千千万万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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