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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与国内民主运动关系

张健

 

海外民运在国外的发展,从最早的王炳章先生民联时期,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有许多的成绩,也有很多的失败。这三十年,有高潮,也有更多的低谷。有一九八九年海外华侨最热烈的捐助和支持,也有之后若干年的凄风苦雨。不管如何,海外民运依然保持着,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会议常开,事情常干的局面.

特别是海外民运和西藏,新疆,蒙古,法轮功修炼团体,宗教迫害人士的合作与交流,与西方民主社会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之下,总是有局部的小胜。

海外民运人士由于长期流亡在海外。需要第一时间的社会融入。由于年龄和心理的调试,瞬间改变的欢迎,不如人意生活工作等,很难一下子就融入社会。甚至长时间生活在西方次文化圈子里面。所以有时候,无论从时间和空间,和国内的中国民运运动实践,有很大的脱节。

随着互联网的科技的进步,这种联系就越发紧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有时候还是鞭长莫及、而且海外民运如果做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海外民运本身没有一个是组织严密的革命党。甚至平时是松散型的。而在政治上和中国专制政权严重对立的。如果成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势必给国内的民主人士,造成更加多的政治风险。

国内的民主运动发展,从早期中国执政党内外政治民主运动明星,过度到老百姓的维权抗暴平民人士。还有更多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维权律师。甚至觉悟的访民个体,以及互联网,微博微信的民主进步力量,他们都是推动中国微观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层。现在从我过去说的网络3.0,进步网络4.0的时代。

反之,海外民运这个词汇和现实有明显的脱节。我们没有大规模的唤起全社会支持,甚至海外华侨支持中国民主政治的热情。原因很多,很多是海外民运本身问题。过去的中国民主斗士,仁人志士,不是总是长时间在海外流亡。当时中国不是铁板一块,边境也不是现在这样严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给中国的仁人志士很多的活动空间。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紧密的勾结一起。他们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中国政治经济利益合为一体。维持长期和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或者他们需要的可控的政治稳定,是他们的期望。所以中国海外民运丧失自由世界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其实过去一百多年来,都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与国家政治实体,他们首先找寻的合作伙伴,就是有效控制那一个地区的政治力量。

自由世界国家民间社会,会对中国整体民主运动的支持,但是道义上的,甚至杯水车薪。

所以我认为中国海外民运实际的情况是,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是一群流亡在海外中国政治意见人士,民主斗士的政治运动。就是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而不是海外民运。

如果定位在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竭尽全力的支持国内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者,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表达中国社会的真实声音。影响各国政府和议会的对华政策,充当具有游说功能的压力团体。

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环境,进行理论探讨。为国内异议人士发表政见提供可靠园地。为未来中国民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做理论上的准备。

援助国内意见人士和及其家属的生活,为正在曾经受迫害人士募捐慰问,呼吁和声援。

组织和参与海外行之有效的,针对中国专制统治,压迫人权自由的抗议示威游行,以及影视作品制作。

为国内意见人士提供互联网的翻墙的技术和设备。

把国内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受专制迫害社会民众的声音事件,联系海外媒体跟踪采访和有效果的播报。在自由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人士,参加更多的其他国家民族流亡政治团体,和自由世界人权团体的活活动,彼此嘘寒问暖。获得更加广泛的同盟、

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在海外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中国国内民主运动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发扬有我之时当无我,无我之时当有我的无我精神。才会赢得国内外热爱自由和民主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在海外所做的一切,就是成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马前卒,垫脚石,铺路石的作用,实际,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的同志和朋友,所付出的牺牲是更加巨大的。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是更加险恶的、

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要具有超越个人的境遇,看待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做一个坚定政治信念,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自己发光,才可以点亮别人。

今天是海内外自由民主运动遭受最强烈打压,且最为黑暗的时候。中国海外流亡政治运动流亡者,最需要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存在,切实有尊严的存在,且永远不会被他们消灭的存在。

维克多雨果曾经也是流亡者,他说流亡者生活是艰苦的,可以承受,但是不可以接受。我属于我的祖国,他可以支配我。有两个人可以成为注重功名的楷模,一个拿破仑一个华盛顿。我不是一个伟人,我不想效法拿破仑,但是我是一个正派人,我要效仿华盛顿。一个罪恶的英雄,一个善良的公民,二者之间我愿意做后者。

责任不容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是我这一个行动是正确的。我终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着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最后我想修改一下,直到中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成为我们的共勉吧。即使我们流亡至死,我们的自由灵魂也要安息在自由的中国。


2015年11月29日在德国科隆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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