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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纽约市参加支持民国活动记(节选)

曾节明

 

一,去程小记

十二月八日,徐文立前辈邀我去纽约,参加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的纪念台湾光复暨南京大屠杀78周年活动,因请假问题踌躇不决。徐文立兄建议:要多结识人,不要画地为牢,否则路会越走越窄;另想起王军涛八月份在纽约见我时的告诫:既然参与了政治,就要参加活动,不要躲在书斋象牙塔里。于是毅然决然,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请了假,订了双程票,下午三点十五分坐上灰狗。

黑人司机启动灰狗,驶上HIGH WAY开了二十分钟,那样子就像进入八点钟之前抵达的状态了,突然他减速岔向了出口,同时以含混不清的英语嘀嘀咕咕,好像是说什么东西坏了,要开回总站换一辆车。这黑人做事也荒唐,他为何不在出车前检查好,以致于耽误这么多时间。这一折腾,就耽误了四十分钟,等再换车开出来的时候,已经四点零几分了。冬天早黑,不到五点,天已全黑,车到纽约的时候,恰逢下班高峰塞车,抵达曼哈顿的灰狗终端时,已经九点。

二 再会徐文立前辈

在法拉盛的一个廉价的旅馆下榻了一夜,条件不错,有浴缸、卫生间、有平板电视还有WIFI,条件比我去国时的中国旅馆要好,比驴粪蛋般的泰国廉价旅馆好太多。只是美式的席梦思很不舒服,太软,睡下去陷进去半个身子,我本有择席之症,睡在这上面整晚睡不深,早上又​睡了一阵效果也不好。

上午十一点多点退了房,文立前辈发来短信说,他还有一小时就到了,約​在一所教堂前见面。文立兄比我辛苦多了,他从罗德岛​州​赶来,清晨五点半就起来乘车。十一点半走在纽约市的街上,满眼是棕色的裸砖公寓楼,不然就是巨型商楼,空气比广州好但比紐約​上州差很多,气温比​紐約​上州至少高摄氏三度,穿毛衣和棉毛裤有点热,天蒙蒙的但是可以透过太阳光,阵阵海风吹来恍若​是在春天。

文立很守时,在教堂前等不多久他就来了,头戴黑色的贝雷式无沿便帽,身穿黑色西装大衣,棕黄色的料子裤很得体,只是他的容颜竟比2013年首见他的时候,象是苍老了七八岁,真是年岁不饶人!注意到多位中国人来美都老得快,这应该是生活方式不适应造成的:饮食和居住的不习惯,特别是美国社会没有午睡的时间。

相互问候后,徐老要请我吃饭,我很过意不去,提议就在地铁站附近、我昨夜吃饭的馆子吃快餐,一份才五块五钱,有四个菜一个汤,但文立兄以为:地铁站附近的快餐店不卫生、饭菜油也不会好,他选了一家中档酒店旁的餐馆,文立说:这家酒店是有素质的人住的,酒店旁边的餐馆不可能差。落座之前,徐老提醒我,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嘴角没弄干净,就着这个机会赶快去卫生间洗一下,我照了镜子才知道,嘴角有牙膏余沫。文立兄之谨细和注重仪表,可见一斑。

文立兄喜欢吃上海小吃,在得知我祖籍湖南、口味偏辣之后,放弃他自己的口味,专门为我点了麻辣水煮鱼片的川菜,又点了一盘青椒牛肉丝。我很惶恐。等菜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请邻桌一对华人情侣中的男青年,为我们照了几张合影,随后他看时间,提请餐馆男服务员:我们的时间比较紧迫,能不能快一点上菜?这家馆子的菜确实不同凡响,吃了有意犹未尽满嘴香的感觉。

在我从少的力主下,尽管只有两菜一汤,但仍然剩余,文立兄即请服务员把麻辣鱼片和青椒肉丝打包,还顺便令包入两纸盒米饭,让我在归​程中吃,服务员打好包后,老徐很快发现,服务员忘记给筷子,急请补上。离桌前,文立儒雅地对服务员奉上小费,并问:“够了吗?”

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紧前往附近开会的地点,我们都不知道华侨文教中心所在,我正打算问人,文立兄却操起手机,熟练地用起了手机GPS,我惊讶于他以七旬之龄,竟能够这么快地学会使用新技术,这一点反映了他的不菲的天赋和可塑性,这大概也是他作为“四零后”中人,毛共身上的痕迹却出人意料轻微的原因。

七十二岁的文立兄,步行速度很快,快得我这个四十出头的人都几乎赶不上,其恰合“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睡如弓”的养生古道,也反映出他的身体底子——真不愧军人出身。

到了会场,文立兄如鱼得水,立即在到会各名人、大佬、长老中周旋开来,他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张弛有度...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笨手笨脚。

老徐的行动家气质——心细如发和有条不紊,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交际者和管理者,他接人待物行事的周全、细致、入微和有条不紊,我想绝对不让周恩来,这么一位够担任内阁总理天生好手,居然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容身之地,被迫要到地球另一面来退休,这实在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政府的耻辱。


三 台湾华人和大陆华人的差别

纪念台湾光复暨南京大屠杀78周年活动,由台湾在美蓝营民间团体举办,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常委张学海先生主持。台湾中华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一位典型的台湾中年女士也与会,并作了讲话。她一点不象政府官员,而象一位和蔼的大妈。张学海先生也很平易近人,且洋溢着儒雅之气,他们都没有中共政府官员身上的那种满清般的官腔和冷傲之气。如果不自我介绍,根本不会以为她是官员。

根据安排,先是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三十万以上同胞默哀三分钟(这天恰似1937年日军开始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我很感谢台湾的的国民党还惦记大陆同胞。接着是放纪录片,关于日本投降后,向中华民国方面投降的投降仪式。纪录片中也出现了中共在陕北的镜头,给我最深的感觉是:原来抗日胜利后中国是很威风、很喜庆、很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在受降仪式上是威风凛凛,没有辱没中国的尊严,可惜这些都被中共有意遮没了。当年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府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完全象一个合法的、正规的政府:身着德式制服的民国军政代表,无论蒋介石还是何应钦,都整洁笔挺、威风凛然,不输美英代表。几乎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穿得都是德式制服,戴的是德式钢盔,直到1944年才有部分国军换了美式制服,可见当年德国对中国抗日帮助有多大,这点中国人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而毛泽东和中共割据政权,无论是着装和气质,都象土匪和伪政权。

张学海先生发表讲话:原来他是国军后人,自己也在台湾当了十八年的国军,他有一颗浓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炎黄赤子之心,他呼吁习近平今后会更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抗日的功绩;但是我却不敢苟同,因为习近平无论如何是不会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日的,因为一旦公正评价,中共政权的非法性就暴露于中国大陆民众的眼前。(​他特别强调“国军”的全称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大陆称的什么“国民党”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抗日“国军”序列中的一部分。——徐注)

民国史家、思想家王康先生特邀与会发表演讲,王康先生六十多岁的样子,生得天庭饱满、长须络腮,有一种人文大家所常见的矜持和清高。他的演讲,历史功底深厚、见解独到、且震撼人心。王康指出:中华民国拖住了几乎所有的日本陆军,为“二战”中盟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抗日的胜利成果,被英、美盟友出卖了——这就是《雅尔塔协议》!这也是抗战后不久,整个中国被赤化的首要原因!

演讲中,王康先生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心理原因和文化背景,他指出:“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达尔文弱肉强食、暨军国主义教育,就是在准备着南京大屠杀。王康前辈并剖析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他指出:日本不仅是除苏俄之外,祸害中国最深的民族,七十年来,它不仅对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道歉,没有一分钱赔款,它也是“六四屠杀”后第一个打破西方制裁、扶助和解困中共当局的国家...日本的狭隘、自私和不负责任,其实没有眼光,今后对它自身也是威胁。(​而且,准确地指出自古师法中华文明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背母弑父”的大罪——徐注)

就世界大势方面,王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今后将对世界和平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主张:联合国的宪章中应该写入孔夫子的一句话,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简意赅的四字足矣!”全场响起爆豆般的掌声。

对此,我深以为然;试想,苏俄赤化中国,不是害人害己吗?而日本侵华、扶助中共、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不是典型的“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吗!?但在后半段,王康先生的精彩演讲差点被一个人干扰,一个大陆新来的人看见王康站起来演讲,急喊:“坐下!”连喊两声,会场上起了小得骚动,前面有个大秃头老者很不满地回敬:“吵什么,你就让他站着讲嘛!”

听完王康前辈的演讲,我思绪和心潮都翻涌,举手申请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发言中,我表达了对王康的赞同和钦佩,同时补充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对满清入关后“扬州十日”等种族大屠杀的模仿,目的是吓倒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对中国全面开战之前,特意向陆军发放《满洲征服支那史》以激励斗志(日本其后对抵抗区中国平民大搞“三光”政策,也是这个用意)。

由于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集中讲几句“三民主义”。我说,现在伊斯兰国的威胁和欧洲的绿化,反映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新时代的优势:在基督教衰微的情况下,脱离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没有凝聚力,无法抵御穆斯林的征服,而“三民主义”则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比较均衡...未及收关结束讲话,我被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后排角落里一个上海口音恶狠狠地狂喊:“罗里罗嗦讲什么三民主义!...”与会者起了骚动。台湾女主持人面带歉意地来到我面前提醒说:“先生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我也很抱歉地向她表示歉意:讲的太长了。

散场的时候,那个打断我的上海口音——一个戴着鸭舌帽、满脸横肉的红脸中等身材男,突然走过来握手,说:“你姓什么?”随即他把脸一变,大刺刺地说:“你讲什么三民主义!?这里比你有资格讲三民主义的人多得是...一个年约六旬的大陆干瘦半秃头老头子,也当着徐文立的面,以江浙口音对我恶狠狠地说:“你讲些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快走吧!”余不理,问徐文立此为何人,徐答不认识。走之前去了趟卫生间,出来后正碰着一个与蒋大为有几分挂相的眼镜男,莫名其妙地一边往外走,一边冲我咋呼:“你写你的文章就得了嘛!你和徐文立这种神经病搞在一起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回到会场与文立兄道别,结果在会场出口处碰上一位戴眼镜的华侨,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讲得很好!...”随后他瞟了一眼在另一边的鸭舌帽上海口音,低声说:“别理他,他是个无赖。”赞扬我的华侨刚离开,一位台湾中年女士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年轻人你讲得很好哇!中华民国以后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文立前辈叮嘱我尽早去乘车,以免被动误事,我低声对他说:“这里面应该有中共特务和线人。”文立兄点头不语。第一次感觉到纽约市的复杂性。

遂启程回上州,幸亏订了双程票,到家时十一点多,夜色正阑,整了一篇短文,赶紧洗漱睡觉。

记于民国104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于雨后纽约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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