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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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柏拉图


一、中国模式走红的是是非非

近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犹如洪湖水浪打浪,至今浪涛依旧。据百度文库告知,截止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论文有999260多篇,著作310多部。其规模在近代学术史上,已是空前绝后。而这其中最为当道得势,也最为蛊惑人心之论,便是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和赞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即,政府干预经济),转换成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体制模式,再反过来作为一个与西方挑战,与普世价值相抗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由此不难见出,这场由西学东渐而来的中国模式问题之争,已经超越了究竟有无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是什么的学理范畴,而演变成一场围绕中国经济为何得以崛起,中国该如何崛起,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之争了。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所谓的中国模式还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论争就不会停息。

而我之所以要重新审视中国模式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大致了解了上述汗牛充栋的各家高论和皇皇巨著之后,得出一个“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结论:由西方发源流向中国,再经过中国“金身镀造”之后,又转身流向西方的所谓中国模式,是由于西方人被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滚滚黄金白银晃花了眼,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非理性认知和虚假命题。原因是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那光鲜靓丽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后面那充满血腥和丑恶的一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与腐败共同崛起的;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中国经济崛起的规律和奥秘是小腐败小发展,大腐败大发展;没有腐败不发展;反腐败更不发展。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和实质,是由权力的“第三只手”主导和垄断市场的腐败经济学。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对世界具有正面参照价值的中国模式存在。

故而,如果硬要从中国经济崛起的华丽表象之中,推演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模式。由此,本文随后将对它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崛起的原因及其整个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透视与解析,并对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进行理性的揭露和批判,以防止这种经过“政治镀金”后的理论“黄祸”继续浩荡回流,危害文明世界的正常秩序。


A、“9.11事件”与中国经济崛起之谜

本来,本文论说的主题是中国模式问题与它的腐败经济学问题,因而开篇当紧扣论题说起,但由于在我的视野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说者,都是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大论特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而闭口不谈中国经济崛起的曲折过程和赖以崛起的国际大环境。更有甚者,则是直接从洋人那里接过中国模式的流行话题,进而去反复论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优越性和它的奇伟瑰丽之功。以致让世人产生这样一个虚幻的感觉:似乎中国经济崛起,是在与当今世界现代化大潮没有交流融汇的情况下,完全凭借所谓的“制度创新”而“自立、自强”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何以崛起的原因说起。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尽管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但如果没有恰逢其时地赶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尤其是没有“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进入“黄金十年”所带来的双边贸易大发展,及其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技术投资热潮,那么原本处于一无金融资本滚动,二无现代产业技术支持,三无现代经济管理人才的中国经济,要在短短几年之内由侏儒变巨人,就无疑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谭了。以此可见,那些撇开国际经济大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而单方面论说中国经济崛起的论者,从一开始便离开了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甚至是背道而行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十年文革浩劫”时期,已经处于崩溃境地。而它后来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是由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而中共当时实行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改掉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两者合起来的治国之策,就是由建政初期施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改变为向美国“一边倒”。对此,邓小平说:“二战后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很穷,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而胡耀邦则指出:“改革就是退步。”其中两者的意思都是一个,只有退到建政之初的起点上进行改革、开放,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才能富强。所以,中国此后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则正是在以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以致从79年至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经济在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对华投资及技术援助之下,很快就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这种好势头到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出现了极大的逆转。首先是美国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战略对手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发展的措施和手段。其次,是分别加强了日本与台湾及南海诸国的合作关系。并在台海形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公开放言:“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美国将强势介入”。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由于相继发生了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的边缘。两国之间各种交流几乎陷于停顿,甚至倒退,中美双边贸易随之大幅锐减。进而使刚刚展现强劲发展势头的中国经济,又处在了危机与困顿之中。

而“9.11事件”,本来是极端伊斯兰教组织者本.拉登发动的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事件对美国来说,虽是头等大事,可对中国来说却任何关系也没有。但奇妙的是,却正是有了“9.11事件”的客串与搭桥,使面临绝境的中美关系由此化险为夷。其原因是该事件突发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在最早时间内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善意和问候,并阐明了中国支持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从而使小布什政府很快转变了对中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重新开始与中国建立以国际反恐为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说:“‘9·1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却让中美关系走出了低谷,告别了冷战后的冰点时期。美国从此开始将恐怖主义视为头号敌人,并主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9·11事件’是美国之祸,却是中美关系走出冰点的契机”。(1)

这个契机反映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就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随之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双边贸易迅速成倍增长。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80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中方出口额54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中方进口额2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2%;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0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中方对美出口2327亿美元,增长14.4%,占当年中方出口总额的19.1%;自美进口694亿美元,增长17.2%,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7.3%。中方顺差1633亿美元,增长13.2%。其中仅此6年时间,中方出口顺差就增长了5倍多。

而此时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则是出现一路飙升之势。2001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为10,965,517元(人民币),1,324,818元(美元),增长率仅为8.3%。但到了2007年,即为26,581,013元(人民币),3,495,664元(美元),增长率达到了14.2%以上。也就说在“9•11事件”发生后的6年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创造了一个世界近代经济史上的奇迹。而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尤其认识殊深,他说:“有人说‘9•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2)

总之,通过以上大量客观的数据证明,“9.11事件”对中国经济崛起产生的推动力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对此,尽管很多论者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甚至试图将中美关系趋好后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也极力淡化和抹去,以此彰显中国经济崛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然而这样非但没有提高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反而给人留下一个狂妄负义的口实。而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问题,记得笔者数年前曾与一个被称为民间智者的老人,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一是日本人帮了大忙。理由是89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是日本最先向中国提供了近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和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机电产品生意,使已经陷入停顿的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二是本.拉登帮了大忙。理由是他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反而促使美国改变了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进而在美国的带动下,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参与到了与中国做生意和投资的热潮中。虽然,他的观点和认识并非不无偏颇,但道理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中美之间由摩擦和对抗而擦枪走火,甚至走向战争状态,不是没有可能的。倘若这样的话,中国哪里还有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更谈何崛起了。


B、中国模式在西方的兴起和走红

客观地看中国模式,其实它与所有困扰和危害中国百年的各种“主义”一样,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外国人生产出来的“西洋镜”。2004年,也就是“9.11事件”之后的第三年,由于中国经济JDP的连年增长,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攀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齐舒雅.库珀.雷默在英国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此君后来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雷默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作用带来的。因而提出了一个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随后,美国著名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在不同文章中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提法,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符合他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3)

再随后,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于2005年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中国模式》的文章,称:“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4)至此,由雷默率先提出,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呼应,及至右派经济学家也转而赞同的中国模式,就这样逐渐升温,形成了热门话题。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曾对此感叹说:“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西方经济学家缘何提出和赞同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中国知识界近几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各种看法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其中最有代表性,又占有话语权的看法,当数国内那些到处吃香喝辣的毛左派经济学家。因为在他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和视线之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和赞同中国模式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和走出了一条以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中国道路”。因而,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个事实,并正视中国模式后面存在的制度优越性。所以,他们肯定中国模式,是出于尊重中国崛起这个已然事实的不得已。这些人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就竭力鼓吹将国家资产权贵化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此,他甚至不惜到全国各地兜售自己的这一观点:“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而我的看法则与之大不同,西方经济经济学家由长期推崇“华盛顿共识”,转而赞同一个对他们来说仅此是根据传言和感觉,而非真实了解了的中国模式,其中必定有着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绝不会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和幼稚。而这个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多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和作用,致使西方经济普遍衰退,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福利逐渐减少,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社会要求变革的躁动情绪。本来“华盛顿共识”是苏东剧变之后,由美国经济学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提出,而后被广泛认同和遵循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东欧和拉美国家由社会主义转入繁荣的资本主义,而制定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内容包括“国企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以及防止通货膨胀”。其中,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主张政府的干预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虽然,“华盛顿共识”由此成了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由于它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失败,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由依赖性而丧失独立性的阴影。更主要的是它提出的在经济中政府干预最小化的主张,和只关注增长,不关注贫困和平等以及低福利等方面的政策,使西方经济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和制约,甚至阻碍了西方经济的发展。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华盛顿共识”的可行性形成了挑战。从而,使他们想探索和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新的市场制度,以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西方经济学家蓦然发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原来是采取与“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政策造成的,顿时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产生了太多窃喜之情和溢美之词,就是不难理解和想象的了。

中国模式在西方的大合唱

于是由此伊始,西方经济学家为打破“华盛顿共识”的桎梏,而提出的参考模式:中国模式,就这样成了西方社会的流行话题,并形成一个左、中、右各派都赞同、叫好的舆论热潮。一时间,各种媒体上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话语都消失了,中国模式的文章频频出现在要闻和显著位置上。对此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通过调查的数据证明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而在这场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热炒中,美国新闻媒体表现得尤为起劲和出色。2005年,美国三大报刊同时推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做了多角度的解读;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宣称: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大头文章,其中分别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给予了肯定。在此组报道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甚至感叹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5)

及至2008年,由于中国在席卷世界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发挥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势作用,使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因而热议中国模式的话题又再度升温,以致连一些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由此而使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说,越说越远离中国实际,越说越玄乎,越说越像中国人的“说聊”。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亚克在其当年畅销欧美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中,竟然这样预言:“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6)

另一个以总结中国模式著称的人物,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一书中进而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可以称为“纵向民主”的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7)

而在这其中,最令世人感到惶惑不解的事,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参与和言说了。2009年8月26日,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其中,福山是这样论重新描述他的“新中国观”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甚至认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8)这也就是说,由于他认同了中国模式的存在,而改变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和立场:——历史并没有终结。

当然,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看法,也不是都说好,不说坏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就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9)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认为:“邓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都只不过是为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10)而美国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其新著《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也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这些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的最大威胁。”(11)显然这些,无疑是与西方主流舆论导向截然不同的清醒睿智之见。然而相同的是,他们毕竟还是随了大流,认同了中国模式的存在。

至此,中国模式在西方兴起和走红的来龙去脉及其状态,轮廓已经清晰了。这即是:他们所有对中国模式的言说和评论,都是从中国经济崛后,国家富强了,有钱了,这一“光鲜点”来重新打量中国,看待中国,评说中国,赞美中国的。其实,也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和把握,从一开始,便是从中国经济崛起这一表象出发,来对中国进行“评头品足”的。而丝毫没有用智慧和道德良知去问一问:这些钱是从何而来的?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抑或这些钱的来路是不是道义的?这就不难见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显然是很势利和很片面的。甚至,是与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包含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的。因而所形成的观点和看法,都是与真实的中国,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真实,相去甚远和格格不入的。其中包括约翰.奈斯比特,弗朗西斯.福山这类饮誉世界的著名政治学家在内,也概无例外。


C、中国模式的“西洋镜”在中国的走红和异化

中国模式这个由西方经济学家生产出来的“西洋镜”,昂首阔步进入中国知识市场,并形成走红之势,是2008年冬天。也就是说是在中国取得如下三个“光鲜点”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一是中国经济2007年JDP增速达14.2%,创下史前最高纪录;产值达到3,495,664美元,形成超德赶日的强势。二是由中国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万国来朝,盛况空前,世界瞩目,大国形象开始凸显。三是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作用下,增速不退反升,显示出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极大的发展后劲。或者反过来看,如果不是由于有着以上三个“光鲜点”为之撑大了面子,鼓囊了腰包,挺起了腰杆子,否则它无论再神奇,也是不可能被这么高调“请进”高堂学府,奉为“理论国宝”的。比如此前的2005年8月,也曾经在北京召开过“‘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可由于那时没有这些精神底气撑持的缘故,因而未能形成大气候。

2008年12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模式由西方“进口”转入中国“内销”,开始进入“中国特色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镀金打造”,而后再企图向西方“出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关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会议主持人和发起者之一潘维在开幕词中,是这样开宗明义的:“中华民族在60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震惊全球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呼之欲出…..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寻找,是对世界因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也是形成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挑战的现代‘中国学派’的重要的一步”。(12)

此时,当我们面对着次会议的主题,再回头查看一下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便不难发现他为中国模式给出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13)而在他的阐述性文字中,甚至干脆把中国模式称之为“新物理学”。可见他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是经济学概念的适用范畴。而当它一脚迈进中国知识界的大门,就完全异化变质了,成了一个与“人民共和国”私生出来的政治学概念。这其中逻辑慨念的转换,就与中共当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所私生出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或“穿西装的秦始皇”一样。而正是由于这个逻辑概念的成功转换,从而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强信息:中国崛起之后,是毛左派“中国学派”的崛起。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中国学派”领军人物的潘维,是这样为中国模式定型、定格、定调的:“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14)而来自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的赵穗生教授,还凭借自己的西学优势,将中国模式作了普世价值的转化:“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而且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15)

这次会议,由于50多位参会者,都是来自海内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并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演讲和论文,因而被海外媒体称为是中国模式在国内正式登台亮相的造型会议。会议由于准备充分,收到的学术论文多达17,303份,堪称为中国学术会议史上之最。而这些论文经过编选为《《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出版后,转身就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人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向国内外发行。从此不难见出,由这次会议为人民共和国量身打造出来的中国模式,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有多大了。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中国梦。因为实际上,中国梦这个创意和构想正是在这个会议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率先提出来的。他说:“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16)尽管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认同,未能与中国模式同时“横空出世”,而要等到习近平登基执政之后,才被视为新的“理论国宝”而堂皇打造出来,成为指导和引领中国政治走向的方向和指南。但也决不能因为它晚生一步,而忽略了它与中国模式之间本是同根生,具有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政治取向和目标一致的“兄弟情结”。

总的来看,由于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拉开了中国模式由进口转内销的舆论大闸。随之而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逐渐在社会上热乎起来。2009年8月24日,《人民网》“中华共产党新闻频道”,首次以“中国模式,人民共和国60年的成果”为专题,全面报道了和肯定了这次会议的研究成果。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述评》的文章,文中除了正面报道中国模式的命题、定义及其研究方向外,还对中国模式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建国6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灵活创新模式等提法给予了认同。这是中国模式自“中国学派”提出后,官方由不支持和响应,态度暧昧,转向逐步认同,并公开宣传传播的开端。于是自此开始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便很快成了社会的“兴奋点”和“亢奋剂”,其走红程度和社会影响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于是由此之后,一场重新给人民共和国60年镀金、美容、化妆,再现“伟光正”高大形象,进而给平民百姓重新洗脑的理论宣传教育活动,随即在全国兴起,并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小媒体上,以致连中小学生的课堂也无从幸免。

再之后,2011年7月5日,国内各大媒体同时推出“人民日报刊文肯定中国模式,称其核心为中国制度”的文章。2013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王义桅《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的文章。文中称:“历史上,西方拥有普世价值(文明)梦,中国拥有天下大同梦。在新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梦,因为中国模式正在丰富普世价值内涵。通过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后西方时代’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至此为止,由西方进口而来的中国模式,通过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踊跃参与,通力合作,精心打造,完美施工之后,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作为挑战西方,与普世价值抗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但即便这样,这场持续5年之久的中国模式舆论热潮,不但没有随着习近平的上位而有所降温,反而呈现出更热火的劲头。2013年6月,求是杂志主办的《求实理论网》以“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为题,重点推出介绍该杂志社总编辑王天玺编著的《中国模式论》一书。并以编著按的形式,对该书在当代思想理论界的贡献作了肯定。其中称:“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心。全人类的目光“聚焦”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第一新闻话题”,成为国际热议的重大政治和理论话题。但偌大的中国,尚无中国模式的学术专著。《中国模式论》填补了这个理论空白,为掌握中国模式的世界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而在这本书中,作者的突出贡献其实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施政纲领和路线,划出了一幅精细的“中国模式图”:即它的5个是:“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明”。(17)这是截止目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学者型官员,为中国模式所编著的的权威性定论之作,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模式论了。可这还不够,新华网紧接着又推出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习近平打造中国模式2.0版》,文中称;“时代在呼唤一个新的中国模式。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这就是中国模式的2.0版。”而这,即是当下正引领着中国政治走向的习近平版本的中国模式。

概而言之,中国模式走红中国之后,就这样异化变质,变为彻头彻尾的“中共模式”和“中国后极权模式”了。

四、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A、 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

接着前文之三的话说,中国经济的整个发生、发展,直至走向崛起的过程,是一个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而在这个充满艰难与曲折的斗争中,权力的相继“被腐败”、“自腐败”和“积极腐败”,是它之所以能够打破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遏制,而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由权力腐败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巨大力量推动的。而这种力量产生的作用和价值,用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即边际利润=边际成本)来看,无疑就是一种生产力。以此足以证明:中国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和同生共长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阳光、水分与植物的关系一样,凡是没有阳光、水分的地方,植物就难于生长、繁茂起来。同理所在,凡是没有权力腐败的地方,经济也一样发展不起来。以致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权力的腐败,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

同时,在前文的叙述中,笔者通过一个个客观的事实证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成分的中国经济,是伴随着权力腐败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不断强大而强大,再随之崛起而崛起的。其中,既包括过去是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现在已“瘦身”降格为国民经济次要成分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过去一无所有,现在已荣升为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的私营企业在内,都是由于权力腐败产生出来的巨大成果和果实。因而它们的崛起,都是腐败的产物,而不是公平、公正和正义的产物。由此之故,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说,如果避开这一“腐败兴邦效应”不谈的话,就必然会坠入“英雄不问出处,“金钱不问来路”的丛林法则之中,成为“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论者。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者,都是这样的论者。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仅此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之一,而不是它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而笔者的上述分析,也仅此是对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不是经济学分析。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此,要弄清它为何得以崛起的关键之点和要害之处,只有从经济学方面去找。而依照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这个极为重要的过经过脉之处,就是中国经济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参与到了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并有能力进行竞争的。

但由于这一问题,知识界至今依然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任何一个定见。唯有中国模式论者,对此倒是认同感极强,都把它一笔归结到“前30年为之奠定了基础,后30年把握好了机遇”之类的宏大叙事之中。似乎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党定”、“天定”的必然发展过程。而这,实际就是一种“中共特色”的历史决定论。而笔者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决定中国经济崛起的极为关键一步,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争相“自腐败”,而使数十万亿之多的国有资产,被集中整合到了少数人手中。进而为中国经济进入国际一体化的快车道,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以此足以见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少数人发国家之财,多数人利益受损害为代价换来的。

在此,为了揭示中国经济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奥秘之处,有必要从历史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国家。长期以实行“重农抑商”,作为治国安邦之策。但即便如此,并没有抑制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而到明、清时期,陶瓷、刺绣、茶叶等商品的生产方式和规模,已经达到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通过古丝绸之路,远销到了亚欧各国。据国外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中国宋朝时期的人均GDP达到2280美元,占世界GDP的45%以上。而到明朝万历时期,人均GDP已经达到3460美元,占世界GDP的55%以上。虽然到了清朝同治时期,中国经济的GDP,再没有出现宋、元时期那样的高增长,但它的经济总量依然占世界的17%左右。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率,也仍然保持在7%以上,明显高于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

为什么中国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商品生产和商贸活动,并创造出了比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却始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见地精深的论述;“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始终没有发展出来,原因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思想,由于中国家庭严格遵守父系结构,继承权只有男性家庭成员从沾的上边,同时父亲的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平分,在子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划分之后,每一个农人说能分到的耕地就越来越小,到最后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了。这种现象到20世纪还看得见。即使在富有的家庭里,继承权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家产在一两代入之后会坐吃山空,其结果是很少有中国名门望族像欧洲的贵族一样,偌大的家产经过好几个世代后,仍然由同一个家族所拥有。”(1)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在搞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方面,起步时间并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晚,却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原来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嗣平分家产的思想,影响和遏制了它的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是由于长子合法地占有了家族人的财富,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这一情况,却正好与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由少数人非法地占有多数人的财富,进而迅速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如出一撤。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国企改革这个天赐良机的话,那么,它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就是俨然不可能的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用短短10余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同治中兴”到民国这100年间没有走到的富强路。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是权力的腐败,使它创造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奇迹。对于中国经济瞬间崛起的这一奇理斯玛现象,本文前面提到的旅美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学者胡平,在《“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现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89年更小》等文中,对此均有精辟的揭示,故不详述。

而与此情况正好相反的是,那些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由于在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时,采取的是“明市交易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把国家资财与全体国民进行相对平等的分配。以此之故,如果从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角度看,无疑是大惠于民之事。但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此举就弊多利少了。尤其是对俄罗斯这个自古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结的国家来说,就更不利于它实现瞬间咸鱼翻身的的梦想了。因此,当它实行“休克疗法”和“无偿私有化”的转轨经济政策,把庞大的国家资产化整为零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陷入了萎缩停顿,徘徊不前的泥泞之中。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出现任何高速发展的势头。至此,倘若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着的一个“国家机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是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而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却学习、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模式”。所以,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经济,之所以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和帮助下,依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这样的高增长态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或者换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没有能够快速成为繁荣资本主义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理论不当,是完全没有对症下药。因为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只是一种指导和帮助那些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国家,如何建立稳定、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大多数苏东剧变之后的转型国家,在开始进行经济转轨时,所采取的就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也就是在将国有资产进行“化公为私”之时,兼顾到了“起点平等、交易透明、规则平等”等方面的社会道德因素。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后,都变得就像中国古代大家族被“平分家产”后“富而不强”的状况一模一样了。因而,也就失去了生产集中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即便它们后来无论采用什么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强壮起来,腾空而起的。由此可以进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盲目质疑与诘难,与他们对中国模式的盲目赞赏与认同一样,都不是客观求实态度和理性精神的反映,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


B、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产生的政治原因和根源

到此回顾前文各章的主要叙述,实际归总起来只有一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权力由“被腐败阶段”,走向“自腐败阶段”和“积极腐败阶段”的一片欢歌笑语声中崛起的。或者说,是中国经济在权力腐败的月拱星托之下,就这样崛起了。而后,一个由西方进口转内销,再转身销往世界的“中国模式”,也就这样崛起了。再进一步说,是一个带有后极权体制特征的“中国模式病毒”,就这样产生和蔓延开来,并试图影响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发展格局。因而,笔者后面述说的问题,就是追寻这个“中国模式病毒”为何产生,何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及其过程。

毋庸讳言,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几乎是从苏联那里一锅端来了斯大林那套以党治国的专制体制。而这套体制,实际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卡尔.A.魏夫特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升级版。当然,也可以说是穿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外装的“秦政制”。但它比“秦政制”更严酷与邪门之处,是随之建立了一套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管制体系。因此,这个斯大林创建的党国体制,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一个权力绝对化的专制体制。而专制体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不是“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自身无法打破的因果循环: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专制;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直至灭亡。而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对谈时,两人所讨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其中,苏联这个老大红色帝国”的“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历史的生动证明和明证。

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专制:1949——1989

关于中共建政之初存在的腐败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世人知之甚少。而事实上,中共在建政的第二年,腐败便已经很严重了。据田心铭主编的《反腐败论》一书《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一文披露:“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2)于是,中共随即开始了它建政后的第一次反腐运动,史曰:“三反五反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3)

这其中,特别是毛泽东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之前说的话,更能反映和说明当时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4)但实际上,他所说的20000个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仅仅是被查处出的120多万人中的60分之一。这即是说,中共在建政未稳的1950年,腐败便已经深入到它躯体中的各个部位了。可这一点,却被许多御用学者们给遮掩过去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误以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事,而不知道它是与这个专制体制连体而来的。

但更为奇妙是,在此之后的26年间(1953——1979),中共便再也没有开展过一次像模像样的反腐败运动了。以致我们无论从中共党史资料上,还是从文史资料上,竟然查找不到几个贪腐案件的记录。难道说是它的“三反五反运动”,就一下子把政府官员的“私心杂念”给彻底清除了,进而都变成具有“钢铁般意志,水晶般人格”的革命者了。但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却分明不是这样。而是由于中共自建政之后,便开始把它的执政智慧和施政能力,全都用在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上了。以致把它存在的腐败问题,彻底掩盖和遮蔽过去了。

关于在这26年间开展的政治运动,据胡甫臣在《历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一文记载,中共自1949——1975年的26年间,所开展的政治运动就有52次之多。几乎是每3年必有一个大运动,每2年必有一个小运动。

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改革运动

(2)、反革命运动

(3)、抗美援朝运动

(4)、第一次整风运动

(5)、连队民主运动

(6)、三查运动

(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

(8)、清理“中层”运动

(9)、民主改革运动

(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

(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

(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

(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17)、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

(21)、整党建党运动

(22)、学习运动

(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6)、整风运动

(27)、反右派运动

(28)、工商界整风运动

(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0)、大跃进运动

(31)、人民公社化运动

(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

(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

(35)、增产节约运动

(36)、养猪运动

(37)、整风运动

(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

(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40)、爱国卫生运动

(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

(42)、学习雷锋运动

(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

(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

(46)、增产节约运动

(47)、文化大革命运动

(48)、清查“五•一六”运动

(49)、批陈整风运动

(50)、批林批孔运动

(51)、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

(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5)

在此,笔者增补上文遗漏的几个运动:(1)、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2)、1962年的机关整风运动;(3)、1963年的新五反运动;(4)、1964年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这即是说,由于中共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都在热心搞此起彼伏,没完没了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心思和精力搞经济建设了。而不搞经济建设,政府官员也就没有了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于是,也就没有再开展反腐败运动的必要了。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由于中共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人变成了没有人性体温的政治机器。因而对金钱物欲,已经失去了兴趣。以致人们提起那时的政府官员腐败情况时,大多不过是说他们利用特权,多吃多占一些生活上的便宜罢了。可即便这些小贪小污问题,也还是成了文革中把普通老百姓发动起来,参与到运动中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据笔者阅历所及的文革著作、史料、回忆录来看,可以说在那些被群众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中,几乎没有见到几个真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如支持包产到户,集市贸易等)。而他们遭到普通老百姓痛恨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或多或少存在着生活腐化堕落的问题。以此说明那时的政府官员,不是有没有腐败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问题。

至此,如果仅从表面去看, 从1953——1979这段时间内的官场,确实没有出现过什么大腐败案件,更没有建政之初那么多的腐败问题发生。因而,这种看似“无官敢贪”的官民平等现象,却成为了“毛左派”为毛氏极权政治招魂的“伟绩丰功”。仿佛在他们眼里,只要政府官员不贪污,不腐败的社会,就是好社会了。但与之截然相反的问题是,这个时期正是法治遭到严重毁坏,社会处于失序状态,经济面临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遭到严重践踏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之所以“想贪不敢贪”,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抑或是受到法治环境的有效制约,而是他们都被接踵而来的运动给搞怕了,搞晕了,都被驯化成了政治的动物,自己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能属性阉割了。再说那时的社会,到处穷得“鬼见愁”,也实在没有多少可贪的东西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不惜赘引上述“政治运动名录”的目的,正是是为了借此反驳中国模式论者“前30年为后30年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的荒谬绝伦之论。因为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共建政后前的30年,分明是一个年年搞运动,天天人整大,人害人的30年,以致根本就没有认真搞过多少功在当代,造福后人的经济建设。因此,倘若硬要说它为后30年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岂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自欺欺人!

那么,中共在建政之初出现的第一个腐败高峰期,是缘何原因而起的呢?对此,倘若实事求是而言的话,是由于中共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急于稳定政权而采取的方法不当引起的。或者说,是它在将少数人的私产变为“公产”、“党产”之前,由于没有制定出一个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出来,而造成的执法混乱之所至。因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的。故而,致使那些参与者对于被抢夺得来的财产,究竟交不交公,交多少,都在他们愿与不愿的一念之中。由此之故,在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才会反出120万人之多的腐败问题出来。须知120多万人这个数目,按当时军队和干部的总数400万人计算,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了。而这也就是说,中共进京之后,并没有避免李自成进京之后大肆掳掠民财的乱象发生。以致这种乱象,在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竟然又一次得以重演。只不过稍有不同的是,一次是以革命的名誉“化私为公”,一次是以改革的名誉“化公为私”。而相同的是,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的集中整合。

随之而后,历史的脚步终于蹒跚着迈到了1979年。这一年,中共经过持续30年的大折腾,终于在“洋务运动”打开国门119年之后,第二次打开了国门。同时,也是在“戊戌变法”失败81年之后,第二次走上了变法图强的复兴之路。而这,就是我们至今仍念兹在兹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依据邓小平的说法,“改革也是第二次革命”。但对于这个“改革”或“二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当时99%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其中包括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内,也不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一向持守的信条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说。所以当时的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问题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在保持那套旧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而对于这场正在进行的改革,可以说胡耀邦要心里有底得多。他说:“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而所谓“退步”,实际就是对他们自己过去搞的那一套,进行自我否定。而对于具体退步到什么阶段为好,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层,始终意见不一。如按照薄一波、李先念的主张,是退回到文革前的1965年;按照陈云的主张,是退回到大跃进前的1955年,而被称为党内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没有说出明确的主张。但从他们的政治作为和取向来看,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而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因此,要弄清他的圣意如何,要等到他92南巡之时了。

此时的中国,在“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推动下,一个中共高层与社会各阶层形成上下互动,共同思考、探索改革之路的社会氛围,开始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一个思想大解放,人人思改革,话改革,说改革,讲拼搏,求进取的迎春向阳之气。然而,这种局面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纲领之后,很快就化为了泡影。如果究其原因,自然是当他看到国门打开之后,沉睡的中国人纷纷从30年来的噩梦中醒来,开始有了向专制讨回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冲动,而产生畏惧了。于是,才划出这样一条不可触碰的改革“红线”和“禁区”。由此见出他通过几年的改革实践后,所摸到的那块“石头”,依然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以及斯大林那套极权体制。因而,他此时所力主的改革,原来仅此是为了吸引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进行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罢了。虽然,在这之后的87、88年间,在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腐败问题时,也曾经数十次谈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都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

因此,由于以上原因和根源的存在,致使中国这一时期的改革,始终仅只停留在基层层面的经济改革方面,而无法上升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层面上去,对那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具体实在的改革。以致使那个导致腐败产生的旧体制,依然无处不在影响和决定着改革的方向、途径与步伐。尤其是随着城市的经济改革,由沿海经济特区不断向内陆城市的推进,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问题与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问题,顿时像沉渣浮起似的,到处冒头出来。由此而激起了社会对改革的不满情绪。一时间,骂官倒、骂贪官,骂腐败,已经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再之后,由于政府在“物价闯关”政策上的严重决策失误,以及胡耀邦辞职后的突然逝世,随之引发了那场千百万人参与的“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89民主运动”。最后使中国近代上的第二次改革,又重蹈了第一次(“戊戌变法”)的历史覆辙。

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1989——2013

如今,关于这次“89民主运动”爆发的真实原因,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其实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都是由于广大民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要求政治改革的激烈情绪,并被这种激烈情绪推向高峰的。故此,以致连官方最后也没有坐实那些所谓的“政治黑手”和“境外敌对势力”在哪里。然而,这场原本起源于反腐的民主运动,最后得到的恶果,却不是腐败的消失,而是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原因是中共随即在第二年,作出了两个极为重大的政治举措。一是恢复了88年由于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之后,而撤销的中央政法委。二是将数十万战斗力极强的野战军,编入到了武警部队之中。其中仅北京北京武警总队,就编入了38、27、63集团军的3个机动师。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它对内维稳的战斗力。也就是以后若再发生类似事件,便无需动用野战军参战,而担国际风险了。显然,这两个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化武装警察在治理国家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当它们付诸实施之后,也就把任何想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社会的路都堵死了。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这种以武警维稳的政治态势更是有增无减。总之,此时的一切,都像鲁迅早年独白的那样:“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剩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稚兔的偷生。”

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一个惶惑不解的问题。而当此之际,正是邓小平这个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挥出了他作为“解铃还是系铃人”的重大作用。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于走出了64劫难之后的倒退、停滞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进而走向与世界现代化大潮融汇,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接轨的快车道。因此,客观地看他的这次南巡,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乾坤倒转的神奇力量和作用。以致中共自此之后施行的大政方针和政策,都是按照他92南巡所开出的这个治国方略进行的。但与此同时,一个与它的正面价值同样巨大的负面价值,也随之产生了。从而,使中国自此走上了一条与社会主义不沾边的不归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也可以说中国的改革,由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政治改革至此已经失败和终结,自此开始的仅仅是打着改革旗号和披着改革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建设。

那么,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究竟有哪些巨大的负面价值呢?

其实,他的这个讲话所包含着的巨大负面价值,就蕴藏在他那著名的三句话之中。这三句话分别是:1、“两手抓”;2、“不问姓社姓资”;3、“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中,这三句话从表面上看,它们的含义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它后两句话,都是围绕着第一句话而说的。其原因是:他的第一句话说是关于政体、纲领、路线方面的问题;第二句话说的是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第三句说的是关于方法、手段方面的问题。因而对于他的这三句话,必须逐句分解,融会贯通,才能读懂和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

具体分解如下:

第一句话“两手抓”的意思是:既要坚持毛政制,又要发展经济。如换用他在这次讲话中的另一句话来注释,就是“只要权力在我们自己人手里,就要大胆去搞建设。”以此见出他的“两手抓”,实际就是一手“抓权”,一手“抓钱”。这无疑与毛氏政治中国时期两只手都在抓权,有了一个跨时代的飞跃和进步。第二句话“不问姓社姓资”的意思是: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并不重要;干资本主义还是干社会主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别人说什么都不要在乎。第三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思是:只要经济强大了,便什么道理都有;经济发展不起来,便什么道理都没有(也即:经济发展不起来,就是软道理,而软道理就是没有道理);只有经济强大起来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次要的。而这与他过去所主张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唯生产力论”,完全是一个意思,也与中国人常说的“有钱就是爷们”,也完全是一个意思。

在此,只要将他的这一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早起兴起的情况稍微作个比较,其中的是非善恶就泾渭两分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是先有个制度设定,而后再形成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的。相反,而是先有了商品生产,然后才出现商品市场和交换市场的,也就是广义的市场经济。因此,这个从生产到交换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自生、自长、自发的过程。但由于人生而具有着自私、贪婪的本性,都有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利避害本能。因而在具体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都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不顾社会道德、法律、公平、公正的非理性行为,也就是都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由此之故,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是非常残酷、血腥和野蛮的。而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人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所造的。对于资本主义早期这一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因此,通过以上比较不难见出,邓小平这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分明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好听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说法。而他这三句话所包含着的核心价值取向,都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不惜用最残酷、最血腥和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或者说,就是为了建成政治上最专制,经济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强国(红色帝国),可以不择一切方法和手段。而他此时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自由市场而言。所以,中国经济在后来的发展中,即便出现再多的血汗工厂和低人权,无福利现象,甚至权力的全面腐败现象,都不是问题而是常态了。因此,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这个讲话精神的直接产物和结果。

话说到此,回头接着前文关于胡耀邦“改革就是退步”的话说。其中,说到邓小平始终没有说出退到何时何处的主张。那么,现在可以从他的南巡讲话中,找到结论和答案了。——他主张的退步,不是退步十年百年的问题,而是一步退到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那个发展阶段上去的问题。显然,他的这个退步就比慈禧晚年的退步,退得更多更大了。因为慈禧晚年推行的“预备立宪”,虽然比她残酷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进步得多多了,但都没有邓小平晚年在64之后的这个“进步”,来得更大和更彻底。以此之故,即便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如他遗愿的那样大大增强了,强大了。并有了试图重建世界秩序的浩然之气。而从远处和高处看,却依然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预见的那样,还处在“历史大三峡”的困顿之中,始终没有找到方向和出口。

整个来说,邓小平南巡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极大的。以致自此之后,连一向存在左、右两派的中共高层,也没有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了。也就是说,他们都随着孙小平的南巡讲话,学会了“两手抓”:而成为“一手抓权,一个抓钱”的改革派了。甚而可以说,也使大多数中国人都变成信奉“发财才是硬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实主义者了。于是,在另一个政治老人陈云的力主下,几乎中共高层的子女和红一代的子女,都随之走上了 “一个从政抓权,一个经商抓钱”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个 “两手抓集团”与“利益集团”携手协作,互相配合,共主沉浮的联盟格局,就这样形成了。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权力自腐败问题,由于前文已述,便不赘言。

再随之而后,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数千万国有企业和类似于国有企业的工人,被以各种堂皇和好听的名目下了岗。但他们下岗之时,却丝毫没有得到任何社会福利、保险条件的保障。而这部分人,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存在生存问题的弱势群体。一时间,遍及全国各地的上街、上访的维权事件和反腐败事件不断发生,日趋增长。从而,给中共的“和谐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于是,中共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又作出了一个重大举措:即将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长进入常委,以加强公安机关的维稳功能。

但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就是说,法院、检察、公安三者在现行的司法体系中,是一个相互平等,互相监督、制约的关系。而公安局长进入常委后,就变成了法院、检察院的实际领导,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法定监督、制约,变成了“下属对上司”的监督、制约。从而,将本来就极不健全的法制秩序和法制环境,搞得更加混乱不堪了。

与此同时,还将入常委后的公安局长上升一级,兼任各级地方政府的副职(副省长、副市长,往下类推)。如此一来,就将整个司法机关,全部纳入到了地方政府的掌握和控制之中,作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甚至,作为政府官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所以,在后来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惨烈至极的暴力强拆、强迁事件,其最大祸根就在于各级司法机关,已经沦落成了地方政府的“保安团”和“家丁”。这无疑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大倒退。然而,对这一事关中国法治建设根基问题的大事件,至今却没有多少人注重过,质疑过,以致在网上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舆论文字。所以,由此之后的中国,便已经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警治国”了。所以,由此之后的中国社会,便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不讲道理,只认钱,抑或是只要有权和有钱,便有道理的 “西西里化社会” 和“灰色社会” (6)。

当然,客观地看今日中国为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政治原因和根源,其实还有很多。而笔者所揭示的上述问题,即:中共91年之后施行的3个重大举措和邓小平的92南巡,仅此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产生的经济学原因和根源,也同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只不过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即是:腐败与专制,还在不断的因果循环。


注释:

(1)、《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弗朗西斯.福山著 远方出版社1998 106页

(2)、《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张玉彬 原载《反腐败论》田心铭主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3)、 同上

(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薄一波著,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152页。

(5)、《历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胡甫臣 《共识网》 2014.9.28

(6)、此为笔者生造名词,其意思是根据不是合法、正当得到的收入为“灰色收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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