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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社会变革造福民众

——2016年元旦感言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费良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送旧迎新之际,人们难免为风尘荏苒和得失进退而感叹,并对来年有所期盼。

根治腐败需要阳光法案

习近平政权这几年来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力反腐,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确有成效,也博得民众掌声。但腐败之风并没有根本转变。究其原因,中国官场已经达到腐败的最高段位——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换。不腐败,当不了官,更升不了官。真正老实正直有才能的人,难以在官场立足。

官员是民众的典范。官员腐败淫乱说谎,上行下效,造成全社会大腐败。腐败扭曲了社会公正,扼杀了公平竞争。中国的商品市场假冒伪劣产品花样翻新,形成逆向淘汰。13亿人口的大国,竟然生产不出合格的婴儿奶粉。目睹德国华人大量向中国邮寄奶粉,令人心生悲哀。

任何贪腐谎言、任何丑陋发霉的东西,都怕见阳光。要从根本上反腐,必须建立有效的反腐制度,要把香港廉政公署整套制度搬到中国,要通过“阳光法案”,公布官员财产。在开放报禁之前,要允许民间办反贪报刊网站。选拔官员也必须阳光化。基层官员的选举要公正,中共不得操纵,也要防止家族宗祠实力以及黑恶势力操纵。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生存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殃及子孙后代。很多人拥有了别墅豪车,但是全民常常生活在雾霾之中,吸进肮脏空气。无论权贵富豪和平民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还要面临种种无法回避的危险,不知吃进去的东西是否有害,不知喝进去的水是否有毒。二十年前,和一位美国朋友讨论社会变革的问题。我提出中国需要中产阶级的形成带动社会变革。他说,当有钱阶层都失去了安全的食品和清洁的空气饮水时,社会变革就势在必行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要造福民众。如果获得豪车别墅是以失去保障生命的最基本条件为代价,我想很少有人这样选择。可惜中国的执政者太短视,中国的制度太腐败。不过,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只要中共抛弃一党私利,从制度上彻底根治腐败,放弃金钱外交,杜绝祸国殃民的对外援助,从现在起,倾一国之力,也许还能还中国人民青山绿水和一片蓝天。

“农民工”,这是中国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名词,一个遭到中共制度性歧视的社会群体。这个具有两亿五千万以上人口的庞大群体,却是一个常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弱势群体。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国必须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就业方便,有工作做,有房子住,有机会接受职业培训,有学校供子女念书,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必须废除对农民工及其孩子的一切歧视性政策。当然,农民工的福利待遇会给城市造成压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力所能及尽快解决。还应该采取措施,让一些农民工在家乡农村和当地城镇发展。

重建道德方能大国崛起

恶性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法官通吃原告被告,警察称霸一方,城管欺凌弱小。教师缺少师德,学生也缺乏道德。复旦大学医科研究生为了泄一己私愤,不惜毒害同窗的生命。医生缺少医德,救死扶伤者要冒被诬陷的风险,“碰瓷”式敲诈勒索有越演越烈之势。前不久竟然有捞到尸体者向死者家属敲诈巨额捞尸费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个道德多么沦落的国度?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吹大国崛起,一些民众也争相以财大气粗的大国国民自居,结果丢人现眼。仅仅经济发展了就可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吗?我认为,大国崛起受人尊敬有几个必要条件:制度优越,基本人权有保障,社会公正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家敢于承担国际社会责任;人民不忘自己身负的社会责任。今日中国,虽然在经济发展指数上与世界大国有得一比,但是因为推行专制制度,奉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让金字塔尖的极少数权贵攫取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一位在德国奢侈品商店工作的朋友,经常和一些外出旅行和购物的中国富豪聊天,他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社会不满,充满焦虑。再看看金字塔底部的中国穷人,更令人叹息。年年高考揭榜后都传出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却无力支付学费的事。月月读报刊都能够看到,穷人因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而坐以待毙。更不忍看到的是,老人辛苦一生被不孝子抛弃街头的事。中国号称世界大国,为什么用大把大把的美元支持金家王朝等流氓政权,却解决不了孩子读书的问题?解决不了穷人就医和养老的问题?一个只保护一小撮权贵利益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崛起的。

二战后,德国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当年的经济部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教授有一句名言:“要让所有国民共同走向富裕。”2010年微软公司创建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尔捐献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并倡议其他富豪捐献财产,回馈社会。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雨人物,因为”她坚定地反对暴政、投机,在一个缺乏道德的世界树立了牢固的道德风范。”因为“她的言行中透露出另一种价值观——人性、善意、宽容——这些向世人显示,德国的强大可以用来拯救而不是摧毁世界。”前不久,年仅31岁的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与妻子为了庆祝女儿出生,承诺将他们持有的脸书99%的股份(约450亿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

何时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家和这样的国民,中国就一定会崛起,成为被世界首肯的大国。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中共高叫社会主义,其实根本不懂社会主义的真谛。中共长期以为坚持共产党领导,搞公有制和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扯。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要让每一个人有基本生活保障,活得有尊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平等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并做到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治,伤残失业生活有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是对暴力革命的釜底抽薪。有了社会保险,不再铤而走险。有了社会福利,不再揭竿起义。“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那是由于没有饭吃了。人的一生需要医疗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护理保险五大基本保险。还可能需要职业保险、人寿保险、赔偿保险、官司保险、汽车保险、房产保险、企业保险等等,做到一人有难,万人相帮。此外,低收入者可获住房补贴,长期失业者有社会救济金,国家应提供改行转业的职业培训,妇女生小孩后应有补助金,儿童应获儿童金,家庭困难的学生应能获得助学金等等。但务必注意,要防止养懒人,要让每个人对社会做力所能及的贡献。权益、责任和义务要密切挂钩。

降低社会变革的代价

推动社会变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自由民主。他们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尽可能降低社会变革的代价。

推动中国的和平变革,需要体制内外进步力量的联合,需要海内外民主力量的密切配合。民运势力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揭露批判专制黑幕,但不应当排斥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有人说:“不能对体制内改革抱有任何希望。”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古今中外,体制内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例子举不胜举。商鞅变法,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难道不是体制内政治改革吗?当然,体制内改革常常需要体制外的巨大政治压力。一次到位的政治改革当然好,但可遇不可求。分阶段分步骤的改革,我们也应该支持。例如,先开展基层选举,再开放中层选举,最后开放高层选举;先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商会、环保团体等民间社团,再逐步开放报禁,最后开放党禁。

民运力量在揭批专制腐败时,要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争取民众支持,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让民主化水到渠成。暴力革命的主张,无论从民心、条件、代价和结局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值一提。宣扬暴力革命的人,有些人是出于对专制的痛恨,有些人是思维走极端,有些人是野心家。野心家让别人去送死,梦想自己有朝一日坐江山,甚至当皇帝。同毛泽东一样,野心家是不管人民死活,不顾社会代价的。在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看来,社会变革的最高宗旨是让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要兼顾人民的现实权益和长远权益。

但愿社会变革造福民众,但愿大同世界桃花源早日出现在神州大地!


2016年元旦 写于 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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