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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二哥应该懊悔吗?

——谈美国中情局与西藏人的合作

茉莉(瑞典)

 

就像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糟糕的事件连接起来的,西藏的当代历史令人悲哀。当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撰写他的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西藏抗争中我不曾讲述的往事》时,面对当代西藏一连串惨痛失败的史实,身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心中充满懊丧、痛苦与无奈。

英国哲学家伯林说:“历史没有歌词。”即历史没有必然性,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人们也知道,历史是人类为未来而储备的经验,真实是历史的最高主题。无论如何惨败,人们需要追索历史,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真实的历史经验中去获得真知。

今年四月,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出版了这部英文回忆录。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嘉乐顿珠先生写出他守了多年的秘密,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为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份个人的证言。这本书让世人不只看到大汉族胜利者的“丰碑”,也看到一个弱势民族所遭受的集体磨难,看到在屠刀下不甘屈服的人们为自由所做的抗争。

嘉乐顿珠先生力图从芜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诠释过去,用以理解和指导现在。他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今天西藏人的处境是否会好一点?与嘉乐顿珠合作撰写这本书的美国教授石文安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这本书的始末。

书中的一个被媒体渲染的重大内容是:西藏流亡政府曾周旋于中共、美国、印度、台湾等多个政府之间,寻求支持,结果不断被出卖。嘉乐顿珠更后悔当年接受美国中情局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使藏人遭受了更大损失,失去了许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权利的对话机会。

我感到困惑。嘉乐顿珠先生在书中所作出的一些反思和论断,例如他对美国的指责,懊悔自己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等说法,显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认识误区,需要有人坦率地指出来。

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里,嘉乐顿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复杂的政治人物。他政治专业出身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直接介入并引导了西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说,没有嘉乐顿珠,半个多世纪的西藏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在嘉央诺布的前半生,他努力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者以抵抗中共,发展西藏抗暴事业。而在他的后半生,他致力于推动中共和达赖喇嘛的谈判,成为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的联络人,在汉藏接触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出生于1928年的嘉乐顿珠先生,从少年时起在南京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1950年西藏沦陷后,噶厦政府被迫与中共合作,嘉乐顿珠却逃往印度,声称:“我不能充当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他开始在海外推动西藏抗暴运动,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以拯救危难中的西藏。这个时期,他成为谋求西藏独立的骨干力量。

1954年,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联系。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嘉乐顿珠合作,训练藏族反抗战士。这些藏族战士在受训后,会搭乘飞机,携带武器、无线电等,使用降落伞回到西藏。

1959年,达赖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获得嘉乐顿珠及其美国中情局的协助。那些年,嘉乐顿珠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并获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353号决议,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权、文化和宗教。但美国中情局在训练了几百名藏族抗暴战士之后,于1969年终止了援助。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中国文化革命结束,嘉乐顿珠先生开始扮演他生平第二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成为达赖喇嘛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人。他于1979年在北京会见邓小平,重新开启汉藏高层的接触,建立对话管道。而后嘉乐顿珠频繁赴京,曾促成达兰萨拉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并与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胡锦涛等建立联系,交换意见。

尽管嘉乐顿珠一生扮演了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们可以理解,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图存,他努力在东西方列强碰撞的隙缝里寻找机会,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认识上却存在不少错误。

首先是嘉乐顿珠对美国的认识有误。在回忆录中,嘉乐顿珠表示他后悔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指责美国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点是,美国并未像藏人想象的那样无私支援,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乐顿珠还谈到美国提供的武器过于陈旧,通过空投藏人进西藏打游击,美国人获取了不少情报。

这种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确实有不够仗义的地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当嘉乐顿珠为了西藏人的利益与美国合作,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不愿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与西藏进行训练游击队的合作。

后来尼克松上台决定联华抗苏。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中情局终止了援助。在美国人看来这也很没什么错,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后来美国放弃南越,也与他们和中国建交有关。更何况,其时美国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战士已经十几年,没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来成功的可能性。

嘉乐顿珠先生因此愤愤不平,感觉到自己被美国背叛和抛弃了,这只能说明老一辈西藏精英的天真,他们对国际政治复杂诡谲的关系认识不足,误以为美国会为了西藏牺牲自己的利益。

其次,嘉乐顿珠先生没有看到,他当年与美国合作是一个必然事件,当时藏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五十年代“红汉人”势如破竹地占领西藏,一张“十七条协议”如同一纸空文,藏人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像被围猎的无助羔羊,没有资本与狼虎般的占领者讨价还价,只能转向其他方面求助。

这是很正常的国际博弈。不管后来结果如何,西藏人作为弱小的一方,借助国际上更强大的力量——美国,以对抗直接压迫自己的强权——中国,这个选择自然而且合理,即使后来失败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

我听说一些当年接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战士对此毫不后悔。那些后来定居于印度、尼泊尔的老战士,在垂暮之年接受台湾记者林照真和达瓦才仁的采访,都一致认为,为了拯救西藏接受中情局的援助是对的,只是抱怨美国的援助太少了。

再次,嘉乐顿珠先生说:“与中情局接触使更多藏人遭中共屠杀。”这种说法是不太有事实依据。据已故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所总结的情况,中共对藏人的屠杀主要发生在1959年藏人起义之后,那时有几十万藏人被抓捕,被迫害至死,更多的藏人饿死于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总而言之,即使流亡藏人当初没有和美国中情局合作,中共也不会因此少杀一个藏人。

西方学者卡尔·波普曰:“有时,对历史真相的解释,比对历史真相的发现离历史本身还要远。因为解释历史的权威们,总难免犯这样一个错误:为着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嘉乐顿珠先生在解释西藏历史事件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评断历史。

一直盼望中藏能够再度对话,嘉乐顿珠先生在回忆历史时,为中藏之间目前的僵局创造了一个解释,说:由于藏人过去信任美国中情局,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敌意与冲突。因为此举激怒了中共,导致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互信严重受损,失去了许多对话机会。嘉乐顿珠还说:跟中情局的关系使得中国彻底摧毁了西藏文化。

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带来某个方面的损失。但是,和美国中情局合作真的使藏人丧失与北京谈判的机会吗?没有中情局介入汉藏之间就有互信吗?西藏文化是因为与中情局合作而被摧毁的吗?

嘉乐顿珠先生过于夸大了美国中情局的作用及影响。不管中情局是否介入,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西藏人,1951年与藏人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只是缓兵之计,事后证明是一个骗局。到目前为止,西藏文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但不能说它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中共长期以来破坏西藏文化,与大汉族专制政权消灭传统藏人社会、将之同质化的目标有关,与美国中情局毫无关系。早在1912年,大汉族主义者孙中山就在《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励行种族同化”。后来中共虽然不明说“同化”,却一直在强行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取代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而美国既无对西藏的领土要求,也没有毛泽东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红”的雄心。

把当今西藏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嘉乐顿珠先生在认识上陷入迷途。他对西藏失败的历史刻骨铭心,但创痛的情感无助于更多地认识真相。为了寻求真知,我们除了需要历史感,还需要有广阔的眼光,要能纵横上下时空去比较。

当嘉乐顿珠先生一厢情愿地说,与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许多与中共对话的机会,他的潜台词是:西藏和中国原本是有很多对话机会的。在经历了一切失败之后,嘉乐顿珠先生现在似乎认为:依靠国际社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与中共谈判。

这是嘉乐顿珠先生所有认识误区中最严重的一点。笔者长期跟踪汉藏谈判,发现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共的接触及其对话,无不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英国法学博士、原天安门学生邵江和笔者讨论,他也认为,西藏人每次获得谈判机会,都由于中共在国际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间恢复接触与谈判,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甚至邀请达赖喇嘛回中国。一般认为,那是文革后中共改革的大趋势,表现了邓小平的开明作风,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对西藏人的善意。但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背后更深的原因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取权力后,需要站稳脚跟,要搞改革开放,急需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文革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需要大量引起外资发展经济。于是,中共领导人就在西方人关心的西藏问题上展现出温和姿态。

第二次中藏重开谈判是在2002年9月,这次完全是西方施压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共由于六四屠杀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当时中共当局亟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努力争取重回国际社会,但中国在1993年申办奥运输给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办到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

于是中藏谈判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嘉乐顿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开谈判大门,实际上,是因为中共需要在奥运前向世界释放其和谐的“善意”。自2002年开始的中藏谈判进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会谈中展现强硬态度,达赖喇嘛表示深切失望。这次谈判中断的时间,正是中国奥运盛会结束,西方各国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场之后。此时,中共已经大获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谈判秀”了。

过去的求援没有丢到雅鲁藏布江去

由此可见,过去中共与藏人谈判,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不肯谈判了,是因为腰杆已硬的他们不再在乎国际压力。如果将此归咎于和美国合作,这对美国也是不公平的。

至今为止,美国是对西藏支持最多的国家。当今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声势,美国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美国国会敢于介入西藏问题,历届总统都有接见达赖喇嘛,都过问西藏局势表示关注。在经济方面,美国对西藏的资助也比较多。美国还创办了几家藏语电台,这都是一些具体可行的支持西藏的措施。

在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谈判方面,美国也不遗余力。前面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断的汉藏谈判,到2002年开始恢复,那次主要就是美国推动的。在江泽民任职内的最后一年,布什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去布什家的农场做客。期间小布什施展外交手腕,敦促江泽民与西藏人好好谈判。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这样支持西藏,因为决定总统立场的是美国的民意。正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民对西藏的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笔者曾参与过的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因此,嘉乐顿珠先生当年求助各国的努力,并没有都丢到雅鲁藏布江去。大半个世纪以来,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奔走呼号,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一百年前被大汉族强行“共和”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满族,都已默默地被同化,失去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西藏人却因为流亡,其声音被世界听见,使藏传佛教以及文化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

因此,即使目前中藏谈判停滞,嘉乐顿珠先生也不要认为这是自己过去选择的错误,因此一味认错,一心去与虎谋皮。这不是西藏人的错,而是时代潮流所致,是大汉族强权过于强大的缘故。

在历史巨大的吊诡阴影下,西藏人背负着沉重的悲剧性的大山,在争取民族自主的道路上们踉跄前行。按照伯林的看法,人类的同情心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作为弱小民族,西藏人不能总是从一个强权转向依靠另一个强权,而是应该找到自己的着力点,继续争取各国民间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在民间公民社会的力量支持下,去争取西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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