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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政治”:组织的长寿基因

鲍迪克

 

在史学家的笔下,宦官或许是集所有负能量之最大成的历史群体,他们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不仅造成了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也破坏了行政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即所谓“宦官乱政”。在职业官僚眼里,宦官几乎要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负全责。

但从家族企业治理和代际传承维度出发,却给宦官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如果中国家族企业要做世界500强,不必关注这个群体,但如果想做500年基业长青,则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宦官政治。

长寿基因还是致命毒瘤?

宦官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当时主要负责杂役、传令等内务工作。宦官政治则从秦朝才开始出现,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作为制衡职业官僚阶层的对立集团而存在。宦官也由负责皇宫的勤杂工变成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

宦官政治主要集中在汉、唐和明三朝中后期,史学家们把这三个时期一致描绘成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把三个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宦官专政。

但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先后存在过48个王朝,其中汉人建立的寿命200年以上的王朝仅4个:汉、唐、宋和明,竟有3个是宦官政治最为严重的王朝。如果宦官政治是封建王朝身上的毒瘤,那么其余44个没患这个肿瘤的王朝却早早灭亡了。这个历史数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邪乎?

那44个短命王朝中也有不信邪的皇帝,三国时的曹丕显然就受了东汉以来宦官被妖魔化的影响,开国后第一项新政就是废除中常侍这个专为宦官参政设置的职位,同时严禁宦官干政,只能从事皇宫勤杂事务。曹丕还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简策上,珍藏于石室,等于把“宦官不得干政”写进了宪法。而他之后的魏国皇帝们也确实严格执行了他的遗命。

但历史却和曹丕开了一个玩笑,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魏国不仅没能长命,反而只活了46年,关键原因就在于皇帝缺少对职业官僚集团的制衡力量,一旦产生司马懿这样的强势权臣,职业官僚队伍就几乎全部倒向了权臣集团。

相反,汉、唐和明这三朝恰恰就是在割了宦官政治这个所谓的“毒瘤”后迅速灭亡,关键原因在于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继位,皇位能顺利传承,完全靠控制着外戚、宦官和职业官僚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以袁绍为首的职业官僚联合,试图铲除宦官集团。最后外戚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政治平衡被打破,中央政权迅速瓦解,中国进入了从群雄逐鹿到三国分争的动乱时代。

唐朝的灭亡几乎就是东汉的重演,长期受宦官集团打压的职业官僚联系地方军阀铲除了宦官势力,职业官僚集团也被地方军阀投入黄河而与宦官集团几乎同时覆灭。延续100多年政治平衡被打破,权力被军阀所控制,中国进入了极度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在明代后期,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与以东林党为首的职业官僚集团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局面。崇祯继位后,铲除了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但仅过了17年,明王朝就在农民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灭亡。

天启皇帝在病逝前曾叮嘱即将接班的崇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崇祯显然没把哥哥的这句遗言放在心上。据冯梦龙《燕都日记》记载,明朝即将灭亡之际,宦官曹化淳曾对崇祯感叹道“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在上吊自杀前,在龙袍上写下遗言“皆诸臣误朕也”。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他才明白到底谁是最可靠的人。

辅政还是乱政?

宦官政治对当今家族企业的借鉴价值,在于不仅提供了制衡职业经理人的政治群体,还提供了制衡职业经理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

东汉时期,宦官只是以个人或群体的形态参与政治,所以只有“十常侍”这样的群体,却没有熟的配套制度。到了唐朝,宦官政治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配套制度,这就是史称“南衙北司”体制;到了明代,宦官制度设计达到了顶峰,形成了“票拟-批红”体制和“厂-卫”体制。

这里重点以“南衙北司”体制为重点介绍。

“南衙北司”体制成于安史之乱后。南衙指外朝以宰相为首的职业官僚们的办公机构所在地,位于宫城南部;北司指内朝宦官们的办公机构所在地,位于宫城北部。中央权力由此一分为二,职业官僚与宦官互相制衡,以便于皇帝控制。

“南衙北司”体制从本质上讲,是汉朝内外朝体制的延续。只不过用以制衡外朝官僚的政治力量由外戚替换成了宦官。

汉朝时用以制衡外朝的行政机构尚书台(省),首长一般由外戚担任。但发展到后来,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被违背,作为临时工的尚书、中书和门下省以及下属机构六曹逐渐演变成为正式机构,这就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全部由外朝职业官僚担任,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就好比尚书省相当于皇帝搭的一个违章建筑,违章建筑用久了,大家反倒这个违章建筑当作了主体建筑。怎么办,皇帝只能再搭一个违章建筑,这就是由宦官担任的北司。

北司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内侍省,掌管呈进章奏、承宣诏命大权,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另一是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相当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这由此分割了本属职业官僚的行政权和军权。所以宋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评价南衙北司制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三省矣”。

唐朝南衙北司体制与汉、明的宦官政治相比,最大特点在于宦官集团自始至终牢牢掌握着中央军权。这是由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朝是汉之后第二个超级大国,疆域广阔。这就像一个企业集团规模大了之后,一些事业部和分公司逐渐难以控制。这就是唐朝中后期出现的藩镇现象。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既不能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任免,也无法收税,甚至有些藩镇对中央政府还产生了直接威胁。

唐朝中后期之所以还能保持基本的统一和稳定,完全归功于中央还掌握着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神策军”,而这支王牌军的最高统帅称为“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中尉”,均由宦官成员担任。

神策军不仅对外可以扼制藩镇的离心倾向,也是宦官集团制衡职业官僚阶层的权力基础。早在玄宗时, “每四方进奏文表, 必先呈力士, 然后进御,小事便自决之。高力士已成为实际的内相。再如代宗用董秀掌枢密, 宪宗以刘光琦为枢密使, 参与决策,宣传诏旨。从文宗开始,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凭借掌握神策军控制朝政,“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整个唐朝中后期150多年,历任皇帝通过重用宦官及南衙北司制度,不仅加强了对文臣武将的监控,而且延伸了和加强了皇权。

乱国还是安邦?

唐朝皇帝不仅要面临董事会和总经理、各部门经理的关系问题,还要同时面临总部和各分公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央政府如何控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这一工作本应该由外朝的兵部、御史等职业官僚来完成,但实施起来皇帝发现,这些职业官僚无法完成这项使命,因此不得不改由宦官集团来承担,从而形成了宦官政治的两大职能。南衙北司体制中北司承载的重要官职,如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等职,都是为实现这两大职能而设置的。

第一大职能是保卫中央,平定四方。中唐以后100多年,尽管各地时有军阀混战,但由于神策军十万大军坐镇中央,首都地区再未出现大的动乱。唐中后期历次针对地方藩镇和边镜叛乱的战争,神策军也均是主力。到唐末黄巢起义,唯一忠心保唐,独撑唯局的还是宦官杨复光率领的神策军,协调各路兵马,分化瓦解义军,最终收复长安,如果不是其英年逝,病死军中,李氏家族的江山应该还能维持下去。

第二大职能是蹲点监军。在唐朝前期,对地方的监军由御史台等职业官僚负责。安史之乱后,皇帝认为职业官僚不可靠,监军工作改为宦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蹲点监督。大文学家韩愈对宦官监军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我监军俱公……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韩愈认为,宦官监军制度有效的解决了天子(皇帝)与方伯(地方藩镇)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维护中央权威,稳定地方局势,调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杠杆。

宦官分驻各地监军,也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军权,朱温篡唐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矫诏下令各地捕杀监军的宦官,可见宦官监军制已成为野心家们篡位夺权的绊脚石。

对家族企业的借鉴

如果把大唐帝国看成一个现代大型家族企业集团,南衙北司体制就相当于在以职业经理人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架构之中嵌入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和相配套的机构设置,从而形成一种混合型的企业组织架构。

这个代表家族利益的特殊集团成员,一方面在总部掌握着研发、市场和采购等企业核心资源,一方面派驻到各分公司对高管进行监督。这就是唐朝南衙北司体制的本质功能。

家族企业走向职业化的最大风险就是职业高管跳槽或创业,带走核心资源和关键团队成员。这在唐朝历史上也屡次发生。如泾原兵变时,唐德宗被迫离开长安逃往奉天。在这危急关头,德宗平素所倚重的一批文臣武将纷纷投靠叛军,唐德宗靠神策军军官李显、邢君牙等宦官与殊死奋战,才收复京城。安史之乱让唐朝濒临灭亡,之后能起死回生,维持150多年,正是依靠“南衙北司”体制,保保证了这个超大型家族企业的核心资源和关键团队始终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

唐朝宦官专权,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宦官专的是谁的权?事实上,南衙北司体制专的不是皇族的权,而是企业CEO和分公司总经理的权。宦官政治的出现,并不属于皇帝“亲小人,远贤臣”主观道德问题,而是家族和职业经理人权斗的产物。宦官势力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而是皇权的变形和延伸。

为什么宦官政治总是出现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因为经过王朝前期的权力积累,总部的职业经理高管们通过门生故吏逐渐形成派系,地方分公司则通过多年经营逐渐形成山头,而接班的二代皇帝们,无法像开国皇帝那样对这些派系和山头进行控制。为防止大权旁落,唯一可靠的只有宦官。玄宗即位前诛韦后和太平公主的两次政变,都曾得到宦官高力士等人的大力协助。玄宗之后,李辅国曾支持肃宗即位, 鱼朝恩有陕州迎驾功。其后,德宗时的窦文场,唐末的杨复光等, 这些宦官们都竭力辅帝于危难之中。

至于唐朝多次出现宦官废立皇帝的事,通常被认为是宦官乱政的重要证据,但“废掉一个李家皇帝,拥立的还是李家皇帝,宦官集团与皇室的根本利害是一致的”。这与历史上外朝权臣废帝篡位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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