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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之流复活是悲剧还是喜剧?

蔡慎坤

 

梁效是谁?或许今天许多年轻人并不不知道梁效为何人,但在疯狂的文革时期,梁效是红得发紫又祸害无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如今活跃在媒体上的任仲平、单仁平以及新近冒出来的周小平、王小石等都是梁效的变种,无论他们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扮演的角色就是文革中的梁效,只不过幕后人各异,文风却相同。

文革之后,善良的人们才知道梁效是北大、清华奉旨组建的秘密写作组,成员均是当时的学界精英,包括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以及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等文史哲高人。

这些人拼凑在一起,为了效力于当时的专制领导人,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公开发表了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从上到下的学习文件。署名梁效的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须优先转载。那些文章常常出现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喉舌的显赫位置,因而当时流行一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时代背景下,梁效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险恶的,对于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后,由于官方并未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梁效的阴魂常常游荡在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诚祖国和民族,狂热地卷入了宫廷内斗之中,认定党内国内还有很多坏人恶人,而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

梁效继承了千百年来中围知识分子的秉性,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歪理邪说辩护喝彩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没有基本的良知。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沉默便是非常时期知识分子的最好抉择。

当年掀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很难扛得过去。但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些恶人去害人?能不能缄默不语?是的,张志新、遇罗克、顾准毕竟是少数,但主动依附政治陷害无辜的罪恶值得后人彻底反思。

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给出结论:这些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正是因为从上到下都默认回避了文革的灾难,才有今天一些人对文革的怀念,也才有梁效之流的复活。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百姓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空前文明灾难。可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至于那些文革后出生的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体制成功“格式化”,更倾向于相信文革是一次反官僚反资产阶级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当然也有人因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为什么居然有人怀念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也许有怀念文革怀念过去的人,怀念的并不是文革和过去本身,而是怀念文革和过去所代表的时代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许多青春故事。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幻想,一些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来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回文革?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的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或者按习的说法是颠覆性的错误。

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其实不完全这样,应该是四种人:骗子、傻子、哑巴还有说出真相的人。多数情况是少数骗子骗昏了一群傻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傻子把说出真相的人都说成是汉奸、资本家的乏走狗、卖国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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