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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与告密

谈士屺

 

祸起萧墙

文革中所谓思想言论告密,所告者,多为在数十年极度困苦的生活中,人们说过的牢骚话,对某些干部恶劣作风的不满,对违反常情的政治举措的不同意见。包括文革运动前和运动中,数十年里,哪怕只言片语,概被视为反动言论。更有甚者,有不少人因“反动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挨斗、被捕、坐牢、乃至杀头,其实只不过是一不小心,把话说错了。

一般情况下的告密,中国人称作“打小报告”,运动年代的告密叫向组织个别反映“阶级斗争新动向”。告密者将某时某地某人自言自语或对他人说过的几句话记在心里,或记在纸上,秘密地告知掌权的组织领导人,并随之表现出自己的“无产阶级情感”来。此种表现那时都被认作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是紧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那种时代的一些革命积极分子,除去在斗争他人时表现得特别凶狠之外,也基本都有思想言论告密的积极表现。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正义的恶”。刘世凯先生2012年在文章中引用外国思想家卡夫卡的话说,人类有三种恶,一种为自然恶,一种为习惯恶,一种为正义的恶。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第三种——其在“正义旗帜”的掩盖下,对人性做出苛刻的要求,让人于不自觉中放弃自身善良的初衷,而委身于空洞的价值幻想,此所谓“以理杀人”。特别是文革中,革命积极分子残酷无情地斗争、摧残他人,包括以告密害人,都是在“誓死捍卫”“正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所以,斗争方式越来越残忍,告密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到个人私密的空间。从告密一般人到告密同事,告密朋友,告密师长,到告密配偶,告密父母。至今难以弄清,全国在过去数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到底有多少告密事件发生,有多少人因之受害乃至性命不保,家破人亡。

媒体披露,文革中某地农村,夫妻二人傍晚收工回家,妻子看到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在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为劝开自己的孩子,其妻随意说道:“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不料一句随口的无心话,做丈夫的觉得很是反动,这还了得,竟敢说伟大领袖的像章没有用!他顿时撂下锄头,跑到大队民兵连告密。民兵连向上报告后,其妻被捆绑抓入县大牢,不久就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杀。其后,丈夫因告密之功被提拔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文章说,这位副主任后来睡到半夜跑到户外大喊大叫,也不知何故。

现在一些人仍认为,那年代思想言论的告密是响应号召,不算作恶,健在的告密者也毫无忏悔之意。只有少数人醒悟,对自己过去的行为痛心疾首。如安徽蚌埠五河县年已61岁的张红兵,1970年某日,在家里听到身为县医院主治医生的母亲,讲出批评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话,便认为言论极其反动,仇恨其母,义无反顾地跑到该县军代表住处告密,其母被捆绑进县大牢。坐牢期间,张红兵及其父不但不给送换洗衣服及零用钱,在其母被暂放回家拿取时仍不给予,连要求在家洗头也被断然阻止。父子两人竟毫无情义地将这个为人贤妻良母的女性押返牢房。两个月后,其母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毙。行刑时,张红兵亲到宣判现场,见亲生母亲被摧残的惨状仍无一点怜悯之意,对抛弃在大沟里的尸体,张家父子竟也不去收殓。而今人性复苏的张红兵,已几次在媒体上痛悔当初了。

一位当年的知青曾讲到,他亲眼见本县医院一主治医生(戴着右派帽子)的女儿揭发父亲。斗争这个医生时,女儿上台就打父亲两大耳光,并宣布与其断绝父女关系。这位医生当晚在羁押中将衣服撕成布条,自缢而死。

害人以自保

文革中告密呈普遍性,大部分是被“革命思想”洗脑后陷入近乎癫狂状态之下所为。还有两种另类告密,即“立功赎罪”告密、“卧底”告密。“立功赎罪”型,即某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总感觉处于被告密的危险中,也有平时暗记他人的言论,以备运动中主动出击告密他人的。此举除能立功之外,更在于能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避去自身的祸殃。还有更恶劣者,能运用积极革命的方法,使心计诱使同在难中的他人讲话而后告密。1966年7月,笔者教书所在的公社,上边派驻的县“文革工作组”集中全公社小学教师,进行所谓的“暑期集训”,其实是在两个多月的强行集体关闭中,利诱、威逼教师互相揭发,以抓出阶级敌人加以批斗。这期间,出身地主家庭又有海外关系的小学教师刘某,首先积极投身运动,主动交代自己的所谓思想问题之后,竟处心积虑地对他的同事进行有时间有地点的言论揭发,其劲头胜过当时的革命积极分子,终使他的同事惨遭斗争。但到了“暑期集训”结束,学校开学,刘某未被安排回校教课,仍和一些受过批判斗争的罪人一起从事劳动改造。劳动中,刘某私下主动向一起劳动改造的一位教师诉说自己找对象遭受到的歧视。说他找贫下中农姑娘谈恋爱,被组织上视为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找家庭成分不好的又被说是臭味相投。他的悲戚之状终于引得那位教师说了几句附和的话。没想到刘某竟将这几句话,巧妙地改变成反国家领导人的话语去告密,致使这个教师遭到全公社教师大会斗争。会上,刘某第一个上场:“革命的同志们,让我首先来揭发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他狗胆包天,竟攻击我们伟大领袖!”会上,被斗者一再申辩说刘某是为立功而捏造,终因刘某找不出一个旁证人,大会也就开了一个上午而收场。刘某“立功赎罪”告密使他后来不但分配了工作,还去一所初中当了教导主任。

所谓“卧底告密”,即为了打击特定对象,设法拿到其“罪证”,组织人暗中与预定对象接近,以引出并记录他的言词予以上报。文革中因此成为“阶级敌人”受到残酷迫害的,不在少数。人在遭摧残时因倍感孤苦,而易于向自己亲近的人说心里话,乃人之常情。已逝著名诗人聂绀弩在难中,向常来的画家黄某说的“私房话”,被组织掌握后受罪匪浅还不知所以。直到文革后经媒体披露,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黄画家,原来是个“卧底告密”的人。

压力之下,为着避祸,人们往往让周围的人感觉他是傻呼呼,只知劳动出力的人。但时间长了又装不下去。特别是有工作单位的人,惧怕成为罪人的人,对大是大非不可回避地要表态,要有立场。有立场,政治表态,还得有极高的应变能力。常常有革命干部甚至“毛主席革命路线”内的高层领导人,忽地由最高权力方宣布为叛徒、反革命。曾经只知说他是我们的好领导的你,就得学会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向地认为他坏,坏得很。“9·13事件”之前,人们在祝伟大统帅万寿无疆之后,须接着祝统帅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而在“9·13”后,你必须转得过来,说曾被祝身体健康的那个人不是好东西。某些善于应变者,还表示他早就看出那个人爱搞阴谋。旁人听了明知是投机者的善变,却绝不能摇头。

阶级斗争天天讲,造成人的异化,竟使一种人告密成为癖好。笔者所在的县文教局有位工会主席,胸无点墨,写的字谁也认不得。他随时随地神情专注地搜寻“反革命”的蛛丝马迹,口袋里常带本和笔,时时大街小巷东瞧西瞅记录着什么。有时径直闯进他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家里寻觅讯问,记录人家的所谓反动言论。一天,他到近郊一个公社,走进一位民办小学教师家中,神秘地将这位老师贴在门上的一副对联抄录下来,神情紧张地跑回文教局,向局长汇报,声言自己发现了一个教师公然张贴反动对联。在大家的追问之下,他念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众人愣了一下,随即指出这不过是毛泽东的两句诗,他张口结舌。此事在局长的圆场下,才算了结。

人何以成兽?

在无情斗争的年代里,个人窥视他人行踪,偷看他人日记,记录他人言语,私拆他人信件的行为都不罕见。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中,人就充满了兽性,这时的人,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如果人是兽,他就比兽还坏”。毋须讳言,文革是曾使很多的人变兽的。作家巴金在应《新民晚报》专栏“文革轶事”之邀所写的一篇短文中,谈到人变兽时说道:“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我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笔者一直认为,文化才是人类历史运行、人类社会运动的本原力量。就一个国家而言,思想言论自由是国民精神智慧的自由表达、交流,是国家文化发达、国民精神向上的表现。思想言论专制的社会就是只准一种思想存在,不准独立思考,它是对人的思想的管控、窒息,是对文化,对民族的文明进步极其有害的恶政。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走上专制的道路,它就要强化思想言论管控,随之就会助生思想言论告密。管控思想言论的险恶手段是兴告密之风,告密是思想言论专制的帮凶。它直接扼杀人的独立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危害极大。作家罗曼·罗兰就说过:“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谋杀犯。”还在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先生在《中国人的病》一文中说,“一个国家多数的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赐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从文革运动走过来的人不会不知道,思想言论告密之风兴盛的年代,中国人是怎样的愚昧又野蛮的状态。那时物质生活极度贫困,长年被强制着从事繁重的劳动却缺衣少食,处在饥饿之中。但数亿人共有一个脑袋,丝毫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笔杆子们写文章,都只在阐释、宣传一种思想,文中都无例外地以黑体字引证着“某某教导我们说”。人与人相处,以少说话为佳。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都得先念一段语录,然后十分小心地拣广播、报刊上的宣传词交谈。对国家媒体宣称过的国内外敌人都得恨之又恨,凡媒体宣传过的英雄模范,包括大跃进亩产十数万斤稻谷的劳模都得深信不疑。尤其对领袖都得敬仰、崇拜得泪流满面(当下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仍在某邻国重演)。只要不搞错对象,人们只好尽管多用赞颂的语言,直至常呼“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因为,只言片语的错话,随时都会有人告密的。

那些年,国内认定的敌人有五种,简称“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种人是时时处处被严加监管,除劳动之外丧失一切权利的贱民。他们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之外,需要不停地接受形式不同的无情斗争,需要在居住处悬挂“守法公约”牌,需要定时向干部汇报自己做过,甚至想做些什么坏事,需要不断地低头认罪。国家权力要求全国上下均要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因之,举国上下大会小会,也都要弄来几个黑五类斗他一斗。而且让所有人都知道,五种人随时可以扩充新的成员,其中的反、坏、右便是可以随意扩充的部分。反革命中的现行反革命,很多人原来也是革他人命的人,他们中往往也不乏说错了话,有的仅因喊错了口号而走进五种人行列的。有些坏分子、右派中某些人原也是揭发、斗争他人的积极分子,有的也只是某时某地的话语转眼之间被别人告了密,于是自己也成为了五类分子中的一员。

那时喜欢告密的人很多,前面说过,他们主要在于邀功,也还在于免祸。须知明明听到“反动言论”不告密不揭发也是有罪的,即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那时代,任何人对任何事,最好都不要有自我独立的看法,即使有,也绝对不可轻易讲出口。总之,政治生态严重扭曲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人性中的恶,空前地膨胀起来;善,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

为了民族,拒绝遗忘

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很多人揭发斗争他人是凭着自己所做的记录,对方言语的时间地点准确无误。天长日久,告密、揪人斗人的恶风劲吹,伴随其后的抓捕、关押,乃至屠杀,在十年文革中屡见不鲜。几乎人人都感觉可怕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身,大家谨小慎微,时刻都得提防他人注视自己,抓住自己的语言或行为过失。可以说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扼杀了一个民族的自由之精神。这样的时代,谈什么聪明才智,谈什么中国人的创造、创作、创建!

文革过后,官方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但随即号召向前看。国人自然领会向前看的含义,一些大难不死的文化人也响应号召,见到当年不择手段陷害、摧残自己的积极分子时,竟表示“相逢一笑泯恩仇”。更有位名作家发表讲话,说什么文革运动整他是娘打儿子。不少人都觉得运动已成过去,只要文革不再来,上有官方的号召,下有遭殃受难后幸存的人们的大度宽容,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历史是容易重演的,倘若国家、民族对过去的灾难不予正视,创伤不加医治,人类还要历史做甚,人类记住历史,对历史的认识、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数十年中,中国的多次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除了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之外,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极其深重。十年之中,中国人本不富裕的精神世界几乎被洗劫一空。长期阶级斗争理念的洗脑,使中国数千年农耕时代传下来纯朴的互爱之心不再,传统的敬老爱幼精神至今难以归来。对于一切的说假造假,人们不用费劲就能追溯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那种大谎大假的恶之源头。道德缺失,坑、蒙、拐、骗已成公害,只要人们不健忘,很难不想到是十年文革那种人与人互相窥视、告密、陷害之谬种遗传。当下社会生活中,利益面前没有人格底线,为谋取一笔小小的钱财,不惜杀人害命。各种漠视生命的罪恶行径,难道不是十年文革运动大量残杀无辜罪恶行径的延续?一个民族、国家,曾经有过的灾难虽然已成过去,但它却是避免灾难重演的教材。自觉不自觉地忘记过去,忘记历史都是危险的。见怪不怪,事实是当今生活中文革思维还在,重庆薄氏施政模式就是明证。至今还有大学教授赞颂文革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上呼唤文革重来者有之,喊文革口号者亦有之。近读一篇“微杂文”写道:“几十年前,年轻的造反派打砸抢、坑人、整人;现在,一些老年人碰瓷、讹人,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拨坏人变老了!”

由于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巴金先生曾大声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但至今不能实现。数十年前鲁迅先生救治国人灵魂的呼吁,对于当今中国,显得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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