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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蒋经国能复制吗?

张清扬

 

在当今大陆的民主派中,欣赏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以专制结束专制”方式者大有人在,他们希望中共领导人也循此路径带领大陆走向民主,结束因专制政治体制而造成的孤立状态。他们自认为理由十分充分,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那一边能够做到的,大陆这边也一定能做到。因此,这些先生们对颇有魄力的新君寄予了很大的期盼,赞赏并支持他的打虎立威,迅速集权而成为像毛皇帝那样的独裁者,届时,只须他一声令下,就能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民普选,中国大陆便从此融入世界民主潮流,迎来自由幸福的好日子。

出现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对共产党所崇尚的暴力革命的恐惧,希望中国再也不要出现战乱和动乱,令百姓颠沛流离,生存在险恶的环境之中。于是就有人根据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出现了苏、东和平转型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由,提出了“告别(暴力)革命”,力求以“和平演变”方式来解决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更有人感到共产党的权力庞大,镇压起反抗的民众来无所顾忌,手段血腥(如8964),认为它是无可撼动和取代的,要它让渡权力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对实现民主的前途十分悲观,因此委婉而虔诚地提出了“党主立宪”的恳求,意思就是说,只要您让渡出权力,我们就把贵党像西方的君主那样供养起来,行不行?冀图以此感化专制者。后来,主张“党主立宪”的先生们思索了一下:八千多万的“党主”如何供养得起?犯难了,而且中共对此提议根本不予理睬,认为这是对他们光荣、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污辱,竟把他们与反动的、享受特权的国王相提并论!于是这种主张便逐渐销声匿迹。眼看海峡对岸所出现的“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蒋经国模式使台湾社会的民主日趋成熟,这就让部分民主派人士兴奋不已,此种情绪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文化所培育出来的“盼明君”情结的自然反映。

笔者不好意思批评这种幼稚的思维,但这些先生们绝对是一厢情愿。笔者认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蒋经国先生很难复制,我的论点如下:

1、“以专制结束专制”不是普遍规律,而是一种特例,无法推而广之。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到皇权专制以后,“打天下坐天下”便成了民众可以接受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皇家的宫廷政变还是民间的起义,都是以血腥的暴力作为权力更迭的手段,从来就没听说过主动让出手中已有的专制权力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我们只看到了蒋经国先生这一例,所以我们认为蒋经国先生是历史伟人。历史伟人不需要一生都“高、大、上”,只要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做了正确的选择就是伟人。

2、占有欲和统治欲是人的天性,发挥这种天性极其容易,因此,特权和专制就成了人们的追逐目标,人类社会绝对不缺乏财富贪婪者和权力野心家,这就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一旦出现足够的社会财富后,便进入到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皇权专制时代,幻想人能违逆这种天性极其困难,只要条件合适,这种人性便会展现得淋漓尽致。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毛泽东打着民主的旗号、以一党专政为手段当上无冕皇帝,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人的贪婪和欲望只能靠外部力量制约,而绝不可能完全靠自我道德约束来消除。

“君主立宪”是早期的民主形式,君主为何同意立宪,交出权力?原因就在于人类进入资本社会(工业社会)后,形成了可以与国王抗衡的强大的资本家集团(笔者回避使用“阶级”这一名称),国王如不交出阻碍资本社会发展的专制权力,则有可能被资本家集团暴力推翻,最终会落得鸡飞蛋打,立宪后则可保存王室的尊严和优厚的待遇,国王们也就只能顺坡下了,这绝非他们的睿智和开明。能顺应这种时代制约的就是明君,欧洲(尤其是西欧)的许多王室都做到了,这些王室至今还受到所在国国民的尊重。亚洲在科技发展上落后了,没有出现新兴资本集团力量的冲击,所以皇权专制延续的时间较欧洲长,政治转型十分艰难,结果被半路杀出的马列邪说钻了空子,拖了后腿,出现了一党专政这样的专制怪胎。

3、蒋经国先生也不是主动放弃专制权力的。他之所以在临终前能走出这伟大的一步,与他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容)​共的背景下,1925年,作为蒋介石的儿子、只有15岁的少年蒋经国被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苏俄的革命,在那里生活了12年,娶妻生子,并加入过苏联共产党,也经历了痛苦的磨练。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在中共周恩来的帮助下,斯大林才准许他回国(后因蒋介石要消灭苏共的代理人中共,蒋经国实质上是作为“人质”留在苏联的),在苏联的这一段经历使他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手段和所造成的灾难十分熟悉。回国后,他的父亲蒋介石安排他在国民党的政坛历练。1949年他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先后任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国专制文化中的血缘世袭惯性以及他几十年的政坛锤炼,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威权独裁者(大陆这边称独裁者为“伟大领袖”或“核心”)。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他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自然”成长为独裁者的,不是因为想“以专制结束专制”而有预谋先当上独裁者的。部分大陆民主人士主张当今中共领导人先当独裁者,然后结束专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荒唐逻辑,他们误把特例当规律了。


他上位后所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1971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共,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主动向中共透露苏联欲对中共施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秘密,毛泽东则猴急地以“乒乓外交”作为回应,然后就是尼克松派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造访北京,确定次年尼克松访华,消息公布后,造成了世界性的轰动效应。以此为契机,美国不再抵制中共进入联合国。在一帮亚非拉的穷兄弟的帮助下,中共被“抬进”了联合国,并取代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华民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愤而主动退出(并非被驱逐或开除,谁也没有权力取消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国共双方的外交格局彻底翻转,国民党政府的邦交国纷纷改换门庭,投向中共,国民党政权被边缘化,陷于国际孤立的境地。此外,海峡对岸,中共仍然重兵密布,虎视眈眈,台湾不敢稍有懈怠。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岛内的民间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呼声,因为反攻大陆无望,也知道了大陆民众所遭受到的共产极权的深重苦难,对中共要“解放”台湾心怀恐惧,他们要设法回避“赤祸”,认为采取自决公投,实现独立,不失为一项合理的选择。由于国民党政权是从大陆逃到台湾来的,处于少数地位,以外来的少数人长期统治本土的多数人,要拒绝主流民意,其困难可想而知,这种靠高压求稳定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正是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引发了蒋经国先生的深思,使他得出了“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一清醒的结论,迫使他萌生了放弃专制给社会松绑的想法,但他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毛泽东的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抓捕四人帮,终结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的文革。篡夺了华国锋手中权力的邓小平决心与毛的阶级斗争极左路线切割,开启改革开放,挽救濒临崩溃的大陆经济,他不得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经济建设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那就必须改变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准战争状态”,于是中共将“解放台湾”的口号降格为呼吁“两岸和平统一”,并开出极为宽松的“一国两制”条件,向国民党伸出了橄榄枝。蒋经国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酝酿解除实施了30多年的“戒严令”,以此作为对中共橄榄枝的回应。

最后促使蒋经国先生下决心结束专制的重大事件就是震动美国和台湾朝野的“江南命案”。

江南是笔名,本名刘宜良,早年是蒋经国一手培养的国民党政工人员,后脱离部队,成为记者,曾被《台湾日报》派驻美国。随后又在美求学,获得博士学位,转而经商并从事写作,成为美籍华人。1984年,出版了他多年的心血之作《蒋经国传》,这是一本史料性的书。由于该书记述了蒋家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污蔑元首之嫌,视江南为国民党的“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民间广为传说,由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国防部情报局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江南的被刺杀,使美国勃然大怒,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令美台关系跌入谷底。此事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的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十分痛心。他不得不把陷入事件漩涡的儿子蒋孝武外放新加坡,绝了蒋家后代的从政之路。通过这次事件,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这对蒋经国先生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

在上述背景下,蒋经国先生说出了载入史册的那段话:“我知道我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

笔者之所以花较多笔墨讲述蒋经国先生的处境,就是为了说明他的“以专制结束专制”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想复制他,谈何容易!

4、中共是否有可能出现“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伟人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理由如下:

A、中共从来就不承认自己的政权是专制政权,他们声称自己所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的是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建立的是人民共和国,宗旨是解放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劳苦大众,它的领袖毛泽东特别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哪有一点专制的味道呢?只有皇帝才行专制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些都是谎言。因为皇权专制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迫使权力野心家们不得不迎合世界潮流,也披上民主的外衣,以政党作为夺权和控制社会的工具。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隐瞒的,那就是要垄断权力,永远执政,以集团的形式将权力延续下去,所以他们坦率地说要实行“专政”。“专政”的解释之一,即权力永归共产党专有,并将其公开写入宪法。不过他们不好意思直接写上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而是转弯抹角,用了一个模糊的名称,曰“人民民主专政”,文革期间一度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但为了避免民众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明,便又在宪法中写上了国家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字样,两相结合,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意思便完整了。

“专政”要比“专制”好听得多,“专制”含有霸道和强制之意,令人难以接受;而“专政”则可以将其说成是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种需要,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完全具备永远“专政”的资格,只要不停地宣传和灌输,民众就能接受这一说法。不过,“专政”还有另一种令人恐怖的解释,就是让一部分人(阶级)公开压迫和歧视另一部分人(阶级):如“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这些都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所熟悉的。然而,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极左路线的破产,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专政”彻底动摇,尽管“专政”还在宪法上写着,但中共已没有勇气去宣扬它,现今,“专政”几乎成了他们的忌讳词,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公开把一部分同胞圈定为敌人实行专政了。

一个不承认自己实行专制的政党,你让它如何去结束专制呢?岂非天方夜谭!

B、再细观那位最可能成为蒋经国式的伟人——今上,令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经历了三年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今天,笔者已找不到他有丝毫要结束一党专政的感觉。

诚然,与前任相比,今上是一位很有魄力和底气的人,这源于他身上有“红色基因”(该词由他自己创意而流行起来),他的老革命父亲受过毛泽东的政治迫害,坐了十多年监狱;在他的少年时代,因受父亲的牵连而成为“黑帮”子女,曾两度被关进少管所,并下放延安农村当知青。由于有这样受难的背景,所以当他被推上龙位时,绝大部分民众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带领大陆走出专制峡谷的人。果然,他以反腐开道,雷厉风行打虎、拍苍蝇,连正副国级的大贪官都挖出来了,贪官们个个胆战心惊,官场及社会的腐化风气迅速得到扭转,受到百姓的欢呼和赞赏,他自己也迅速树立起了威信。与此同时,他大力集权,把反腐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从他的言行中发现有点不对劲,疑窦丛生:

(1)在绝大多数遭受过共产极权体制奴役的人们看来,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是大好事,它率先终结了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共产极权制度,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然而,今上却感到奇怪,那么多共产党员,为何“没有一个是男儿”,敢于站出来保卫苏共和苏联?这是他感情的真实流露,以他的这种思想和心情,如何能指望他带领国家走出一党专制的桎梏?

(2)他说:中共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这就奇怪了,邓小平不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极左路线,如何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如果毛泽东在水晶棺内有知,看到邓小平这个被他钦定的第二号走资派如此变本加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还不把他打入地狱?法学博士怎能说出如此缺乏常识的话?人们不得不升起疑问:今上究竟要跟谁的路线走?如此挖空心思肯定前30年,难道要回到毛的路线上去吗?毛泽东可是典型的专制独裁者,口里高喊民主,却容不得半点反对意见,想整谁就整谁,如果继续维护毛的路线和神圣地位,大陆还有望结束专制吗?

(3)新君反腐伊始,民众很是兴奋,三年过去了,随着打虎的常态化、持久化、胶着化,人们的心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怀疑今上打虎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了以下的现象:

一是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揭露出来的贪腐内幕触目惊心,可是从未追查造成贪腐的原因。谁都知道,严重的贪腐是由专制特权体制所造成,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不腐败才是怪事!今上只铲草,不除根,只求短期效应,实质是回避改革落后的一党专政政治体制,胡、温时代,还有温家宝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新君上任后,“政改”就成了敏感词,再也无人敢提及。怎能期盼他将来会“以专制结束专制”呢?

二是在所打的老虎中,几乎看不到红二代的身影(薄熙来是自己撞到枪口上的,算例外,而且是胡、温拿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根出身的官员,难道红二代个个都很干净?当今百姓的口头禅是“无官不贪”,“贪官反贪官”,君不见在专门反贪的纪委部门里也照样抓出不少老虎吗?这是令人笑破肚皮的丑事。红二代在特权格局中大都处于优越的位置,怎么可能不产生老虎?只能说,新君是要保护红色根苗和包括自己在内的红二代的集团利益,因此,今上的反腐具有很强的选择性。

三是对落马贪官仍存有一份同志之爱和惋惜之情,只清查经济上的受贿和贪污,并将数额大幅缩水,而回避政治上的追责和渎职所带来的国家损失。虽然将法杖高高举起,但却轻轻落下。平民犯罪,动辄死刑,而对这些远超平民所犯罪行的官员老虎却能刀下留人,不仅如此,高官即使坐监,还能继续在监狱内享受特权,如同进入了疗养院一般。今上如此怜惜特权者,怎能期盼他以铁腕手段取消专制特权?

四是新君若真打算“以专制结束专制”,那就应当未雨绸缪,做一些思想舆论准备。首先要放开言路,保护争取民主的异见人士和大量维权的访民,不要做伤害他们的事,因为未来的政治转型要依靠广大民众及知识精英们的配合。然而,我们看到的正好相反,大众好不容易从互联网上获得的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警权横行,随意抓捕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据说,所抓的人数超过了上两代领导人时期之和;纵容毛左,收买五毛,极力将舆论控制在官方手中。新君的这种两面出击的手法造成了四面楚歌的局面,使他陷入了孤立和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议之中,而他却懵懂不知,沉溺在“中国梦”里,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能完成体制转型?

五是靠党规(所谓的“双规”)代替国法进行非法治的党内反腐,司法成为党手中摆弄的工具,法庭审判只是走过场,此种反腐方式注定会演变成脱离社会监督的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这样的反腐绝不会成功,更不可能开启由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今上的反腐完全依靠纪委甚至是孤胆英雄王岐山一人。表面上接受群众举报,但实际上举报人常常遭遇迫害,使得民众对中共的自身反腐完全失去了兴趣,认为事不关己,关心也无用,弄不好还会引来麻烦(例如著名的铁流老人被捕事件)。毛泽东的看家法宝就是发动群众,而后来的党魁们再也没有毛那样崇高的个人威望,敢于去动员群众,相反,他们害怕群众运动,甚至害怕群体事件,只剩下“强力维稳”这一招了。失去了民心和民众的支持,今上怎有胆量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呢?

六是民众没有从反腐中得到丝毫的利益,不知道收缴贪官们的天文数字的赃款都到哪里去了。民生状况没有改善,压在民众头上的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大山依然如故,官员的等级特权未见有所触动,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没有任何缓解,使老百姓越来越糊涂:这样的反腐究竟有何意义?

从各种角度来看,新君反腐的目的还是要救党,他美其名曰“复兴中华”,实质是想将一党专政进行到底,使包括他父亲在内的革命者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不要在他的手里“亡党”。他若是有点睿智,就应当看到:中共腐败到了如今这样不可逆转的程度,在民众中,提起这个党就令人掩鼻,已经无可挽救了。明智之举是使之凤凰涅槃,死后重生,化为民主之蝶。

新君的集权度已经超过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届中共领袖,除了身兼党、政、军的三大最高职务外,还以小组长的形式包揽了许多理应由其他党政领导人行使的具体职权,使他在领导层中鹤立鸡群,十分耀眼,现在根本没有人(包括那个推举他上位、已经蔫了的“太上皇”)能制约他的权力了。不过他的威望却远远没有跟上,形成“权”与“威”严重脱节的局面,这是元老举荐制(与之对立的是竞争制)的必然产物。新君为了弥补个人威望的缺失,不顾他那十分贫乏、经不起推敲的个人资历,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宣传工具,人为拔高自己,想重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造神之路,连低俗的谄媚也尽收囊中,尤其是对外大把撒钱,以树立国际领袖的高大形象。现在,“核心”已然加身,《XI语录》也已问世,“万岁”不久将会重临神州大地……然而,这些做法却适得其反。短短三年,就使民意来了个大翻转,从寄予厚望到完全失望,网上充满了调侃和不敬之词,声望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他的两位前任。本来,人们对那个恋权、在国际场合出尽洋相的领导人十分厌恶,现今,这位新君的做派却更令人倒胃口,笔者一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这位今上的形象时,就立马换频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压倒并取代老J了!

“权”与“威”的形成有两种相反的路径:一种是“以威获权”,另一种则是“靠权生威”。前者得到的是一个自然而较稳定的威权结构,后者则是一种悬空的非稳定的权威体系。靠权生威者必须主动出击,扫除反对者和怀疑者,往往伤人害己,下场很难预料。然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无论是威权政治,还是权威政治,均已是昨日黄花,是已经进了或正在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东,放眼世界,当今还有几个人想当“伟大领袖”或“权力核心”?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已经家喻户晓,毛泽东这个独裁暴君给中国人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难道我们还需要一个“毛二世”降临神州大地?先成为独裁者,再由他引领国家走向民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啊!中共有义务防止并抵制党内再度出现毛泽东式的独裁者,大陆老百姓实在承受不起新的劫难了。有人说,以新君的家庭和个人背景而论,他一定会抛弃一党专政,恐怕这也是一厢情愿。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扛锄头的和坐龙位的虽是同一人,但不同环境下的思想肯定相去甚远。现实的、巨大的权力诱惑一定会消弭过去苦难记忆,好了伤疤忘了疼,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总之,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身上是极不靠谱的事,还是抛弃“以专制结束专制”这样乌托邦的幻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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