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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劳工运动、社会基础及社会联合

毕康

 

随着新极权体制的达成,当局对民间空间的打压愈加严厉,局势越来越严峻,被煽颠及被寻衅滋事等罪名愈来愈成为当局打压民间进步势力的有力武器。

总结过去几年的抗争经历,我们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拓出适合当前语境的抗争路径及组织策略。

柔能克刚,金大中先生曾说过:原则要坚守,方法要柔和。做事情要讲究彼此的力量对比并由此制定相应的策略,朱升曾力谏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用在刻下的大环境中,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维权及抗争向下扎根,获取社会支持及社会基础。在做事时,力戒过早打出政治主张、避免过早不恰当地威胁、刺激强大的对手,不要使其感到生存上的威胁与挑战。需要暗中积蓄实力及社会资源、蓄势待发。

现代政党政治是社会结构多元化、自主利益集团分化及多元化的产物(“西方的多党政治是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经验事实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自主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通过利益协商与讨价还价的契约关系以及妥协来实现各自利益的行为方式,是多党制政治整合方式的基础,这一过程最终通过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来实现。根据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作的分析,西方多党政治是以现代妥协系统为代表的。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之间又存在着契约性的妥协机制,以约定俗成的法制为基础的游戏规则,以及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机制,这些条件就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这些条件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才出现的。”---萧功秦),一个政党要避免民初“类多党制”的覆辙(民初“类多党制”失败的缘由在于: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为基础,没有与这种经济及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为条件,只是“横取它国已行之法,强施本土”),就要强调现代政党需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及实现社会整合功能,否则就会有形无实。

极权体制下的组织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一定要从几个具有民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分支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负责人也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及社会资源,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领导机构的缺陷。假如我们能在每一个地方,得到几个深藏在民众中、能领导民众抗争的同道,即便是仅仅这几个同道、仅仅少数几个分支机构,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某一省份、地区工作发展的核心。

刻下的教训是,只有少数进步公民的单独行动是失策,应领导、动员和发动相当规模的民众性抗争。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离开民众的日常抗争,离开组织广大民众,专门等待大变局,与民众的日常抗争、现实的实际生活一点也没有关联,则这样的组织就会必将离民众很远,成为孤立的组织。只以准备、动员大变局为号召,而不注意民众的日常维权抗争,不注意民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不注重从日常抗争中建立工会、农会、维权协会及组织,不注意从一切部分的需求联系政治转型的总要求,则组织大的变局性抗争是不可能、不现实的。

我们只有在各类抗争中洗礼、历练自己,在抗争中组织自己,才能逐步具有社会基础及积蓄可持续抗争的资源和力量。此外我们要掌握无组织时代的组织、公共传播及动员能力。

从势单力薄的公民抗争的喧嚣中挖掘,就会发现真正具有潜力及力量的是农民的土地抗争、劳工的维权抗争及市民、访民的各类维权抗争,农民、劳工、市民及访民不仅在这些抗争中得到洗礼,而且民主、法治及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民间涌现出很多维权抗争精英。这些民间精英分布各地、必要时加以一定的整合,会是未来大陆政治演进的不可低估的力量和角色。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大陆的劳资冲突近年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从富士康的N连跳到本田大罢工,从东莞诺基亚、深圳IBM、常德沃尔玛到东莞裕元鞋厂的几次大型罢工,劳工维权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冲突形式登上现实舞台,以越来越彰显的抗争方式成为社会变革预演的重大剧目。虽然在几次大型的罢工事件中,有不少NGO和法律界人士介入,但由于官方的强势维稳,将劳工维权抗争引入到其设定好的纠纷解决和谐轨道,严密切断、打压社会其他阶层的介入和联合网络,动辄使用武警、特警等暴力工具,将工厂和街道变成维稳战场,使得多次大型劳工维权旋生旋灭,被当局强力化于无形。尽管这些劳工维权抗争极大鼓舞了劳工阶级的信心,在抗争空间极为狭窄的语境中产生了一些活跃的维权领袖、积累了一些维权抗争经验、累积了可贵的社会资本,但从目前新极权汹涌彭拜的压制形势来看,劳工维权要想演变成劳工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大陆的劳资冲突中,不仅官方会出于维稳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偏袒资方,知识界也常或明或暗的为资方背书,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的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常常扮演资方的辩护人,而广大的劳工阶级却鲜有人为他们发声代言(我更愿意称劳工阶级而非阶层是因为我认为当下应该激活劳工群体的阶级意识),大型的劳工维权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程度也远远不够,只是近几年来,才出现了郭于华、胡石根、王江松等良心知识人,站出来为之鼓与呼。一位下岗工人曾振聋发聩地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几亿身处底层的庞大劳工阶级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道义声援,这不仅是知识界的悲哀,更是这个国家巨大的悲哀。

在新极权的残酷打压下,当下的劳工维权还没有形成劳工运动的可能,劳工维权需要不断在个案彰显下努力实现社会联合,社会道义力量也应看到劳工阶级的巨大力量,积极声援与之形成共振。只有劳工维权实现了社会联合,才会为未来劳工运动实现剧目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黎学文:劳工维权与社会联合)

201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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