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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和中国软实力的欠缺

郭良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新加坡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司机,有开公交车的,也有开班车的。这位从中国东北来的司机是开班车的。一晚车行至植物园时,路边有一辆小车停在有黄线的弯道旁,使路面变得狭窄,于是司机将车停了下来。我目测了一下,觉得小心驾驶的话,还是可以通过的。司机按了一阵喇叭后,没人回应,就大咧咧地往车上一坐,安心而且放心地等待车主回来,似乎找到又可以不干活又不用担责任的理由了;也不管车上的乘客是不是有急事,会不会耽误工作。

很快班车后面堵了一长溜大小车辆和摩托。这些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并不断有人下车到前面来查看出什么事了。当他们得知是有人违章停车挡了道,就想看看是否有办法通过。查看完前后左右距离后,几乎每个人都说可以通过,只要将巴士往回倒一点儿,调整一下方向就可以了。他们表示愿意帮司机盯着路面和车距和打手势。甚至有人说,如果司机不敢开得话,他愿意代驾。

那位中国司机一口拒绝,说他的是辆新车,如果有划痕或者车轮蹭路沿给弄脏了,回去公司会骂他,扣他的工资。众人异口同声说有大家帮忙,一定不会的,但那司机就是不干。随着时间流逝,被堵的人们火气在升高,说班车司机故意不作为。这边中国司机的火也上来了,吼着说你们为什么找我的不是,这不是我的错,你们应该打电话找管理人员(领导)来调查解决问题。

然而他终于承受不住不断增加的人群的压力,开始认真查看车的位置,是否可以勉强通过。这么一认真就有办法了。用不了一分钟,大家都上路了。

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很有中国特色: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怎么将事情办好,想的全是自我的得失。遇事首先考虑的是追责(lay the blame),只要不怪我,管他天塌下来。他们还特别怕事——要不是怕人越来越多,事情闹大了可能对自己不利(毕竟是在外国),这位司机是不会去主动解决问题的。公众的利益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是当官的事,小百姓用不着操心。这种观念已经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

推诿责任,没有担当,这是生活在威权体制下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特征。他们主要的行为方式是听从命令,服从安排,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少有机会独立自主行为。自主行动往往得不偿失,甚至很危险;功劳被领导占有,失败的责任由个人承担,中间还招人忌恨。没有人格健康发育的空间和条件,使中国人的“劣根性”疯长,扭曲的人格比比皆是。拆台、使绊儿、吹牛、诈骗、攀比、拼爹、坑爹、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相互倾扎、落井下石、嫉贤妒能、勾心斗角、做人无道德底线,这些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格的表现,其本质是一种奴性。

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自由和自主性有了很大的改善,上述劣行少了些。然而制度的惯性仍在,且有强化的可能。如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增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不许“妄议中央”,甚至“守纪律,讲规矩”等等,如果制度变革跟不上,都会削弱干部的担当精神。当所有人都恐上时,担当所需要的自主空间就没有了,消极应付或投机钻营是必然的。

近来为了推动经济转型,中国当局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良好的愿望却缺乏现实的制度条件。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应该深入研究一下美国的制度,不光是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

乐观向上、积极阳光、敢说敢干、见义勇为、从不墨守成规、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这些个人品质是美国软实力的最深厚的基础,也是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刀兵相向和浴血相搏,美国人(昨天的死敌)在越南比中国人(昔日的盟友)更受欢迎。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正直、容易亲近,甚至还有点“傻”。美国政客里不乏鲜廉寡耻、谎话连篇之徒;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接民众的地气,因而是个可靠的纠偏机制。即使短期内纠不了偏(例如对外政策上屡屡冒傻气),它也是透明的,因而可预测。这使美国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了。

反观在中国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法律、纪律、规定和制度都靠不住,因为这些都是由权势者制定并由他们来执行的,因而有弹性。虽然政府也奉行民粹主义和亲民政策,希望获得人民的拥护,但从根本上讲用不着求老百姓,不需要他们的选票来执政。加上决策过程不透明,使政府的行为和政策都难以预料。对外国人如此,对本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生存之道,中国人都热衷于努力编织一个人情网,建立一系列关系户,力图和权势人物搭上关系,储备足够的社会资本。一旦有什么事发生,这个关系网比任何东西都可靠,包括法律。人们长年累月在这种算计中度日,而不是靠原则和道德标准来行事,自然给别人的感觉是靠不住,也不可预料。这种人格上的缺陷,才是中国软实力不振的根本原因。中国每年有上亿人出国旅游,他们把不安全感和机会主义的行为方式(所谓“不文明行为”)带出去展现给世界,引人白眼。当国人得不到尊重时,国家也不会得到尊重;国家的强盛引起的往往是恐惧和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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