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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前沿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的前沿”,它正在重新寻找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政治价值的三大定格,在目前仍“未定格”的不确定过程中,对内对外“必然引起很多紧张”。

汪玉凯本月接受本报专访时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后,正好遇上中国“崛起中的后段”,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二,美国又推行“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巨变。

他分析指出,习近平与国际交往策略是在新国际格局大背景下制定的,外加习近平本身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或外国人认为的民族主义精神,在维护国家主权等原则立场上,采取了“比较强势的国际交往策略”。叠加起来的效应是: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状态。

汪玉凯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的一个棋子”,引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外加日本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麻烦。同时,中国在重新确立自身在国际和亚洲的地位,则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成立亚投行等改变原有世界经济基本格局的举措,引起美国的不安和疑虑。

中国与外部关系紧张,也反映在台湾及香港问题上,港台问题又相互联动。汪玉凯认为,尽管香港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香港“与外部的关联度比内部的关联度更高”,这两年香港给大陆添了很多乱,连带激化台湾问题,“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句话的杀伤力就很大,在今年5月台湾亲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台后,台独问题将成为潜在的麻烦。

但汪玉凯仍乐观评估,一旦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世界上的大小国家、周边邻国与国际社会,最终都会大体认可中国“重新定格”的地位,那时候,中国的国际关系就“相对平和,相对紧张的局面会趋于缓和”。

中国需要找寻“新定位”

根据汪玉凯的分析,中国寻求的第二个定格是经济发展上的定位。在维持了30多年双位数高增长之后,中国本身累积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再加上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已不可能再保持高增长的状态。汪玉凯指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中国需要给经济找寻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定位”,官方称之为“新常态”。

在汪玉凯看来,“新常态”的意思是“遇到一大堆新问题”:从高增长变中高增长,从过去主要靠要素驱动变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无法再承受重压,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调结构、转方式和稳增长的内部结构问题要平衡。

中国政府给经济开出的多贴药方包括“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去除过剩产能。

汪玉凯分析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上看是改革供给的结构、质量、机制问题,但过剩的产能实际上并不是市场机制配置出来的,而是行政手段和行政审批造成的。所以,“经济侧问题实际上是政府问题,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本质是政府改革”。他指出,从另一个侧面看,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能不能让更多人受益,还是继续让少数人把钱都拿走?”

在“新常态”下,汪玉凯认为,中国经济的重新定格必须从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内在需要来确定,而不是去迎合世界的需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必须保持“三个转型”:一是由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二是由“引进消化”型转向“走出去”、对外扩张型;三是由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这三个转变趋势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以及它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定位。

第三个定格是中国政治与价值形态的定位。汪玉凯指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一条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借由“中国梦”的构想将这个执政理念加以概括。

他认为,习近平掌权这三年多来,中国的政治价值定位逐步走向清晰,进一步强化“绝不走西方道路”的主张,在某些方面与西方的体制和价值形成对立。

同时,有两大因素让中国的政治价值与西方渐行渐远:一是美国担忧中国崛起将动摇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因此以“亚洲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这与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甚至是胡锦涛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维持所的“相互拥抱”关系,有了明显的差异。二是互联网时代与之伴随而来的中东、北非“颜色革命”给中共带来一定的冲击,高层领导担忧互联网传播平台和西方价值观将颠覆中共政权。因此,在中国政治价值定位的过程中,突出要警惕西方体制与价值;在政治体制架构上,进一步强化邓小平说过的“不搞三权分立”。

不过,汪玉凯指出,中国在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颠覆政权的过程之中,在外界看来可能有些反应过度,无意中把一些西方文明价值也给排斥掉了,就像当年恩格斯讲的,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水和小孩一起都倒掉了”。

例如,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不到两年,思想界出现诸如批宪政,批普世价值,批公民社会等现象,并引起左右之争。汪玉凯说,十八大以前这些概念都不是禁忌,具有正当性,甚至前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闭幕之后的总理记者会上都曾经公开肯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然而,这些概念这几年都避谈了,似乎都不具备正当性了。

汪玉凯进一步分析,中国为重新找寻政治定位而提出“三个自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宣示中共的执政指向意志。现在的问题是,在理论上,理论解释改革实践的能力还不足够,中国的理论落后于改革现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上,缺少创新的实际成果,再反过来由于制度缺失导致的腐败问题至今任然困扰着当局;道路上,也缺乏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借鉴,特别在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以后,更是如此。

只要权力能相互制约 共产主义国家也可采总统制

汪玉凯认为,检验一个制度的优劣,最终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本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选择,也要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不管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或者新加坡事实上的一党执政制,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都是如此。如果遵循了上述规则,特别是得到了本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就会受到世界的尊重。

基于此,汪玉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色,需要聚焦到三个关键词上:即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三者统一,而真正实现三者的统一并不容易。

从第一个关键词“依法治国”来说,中共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首先领导人要带头垂范,决不能个人讲话替代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针对第二个关键词”人民当家做主”。汪玉凯分析指,要让人民当家做主,就一定要依循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但外界看到的的是,宪法和法律的一些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时很难兑现。比如让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未经法律审判定罪之前,先在媒体上“认罪”,很容易给人产生舆论审判、推理定罪的感觉。因此,如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无疑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党的领导”。身为体制内学者,汪玉凯判断,中国目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替代共产党的地位,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党禁的制度设计,因此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已聚集到共产党内。汪玉凯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应该肯定是获得民众的认可,关键是如何更好地执政?加大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力度,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找出能够真正被人民认可、被国际社会大体认同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才是高层必须要做的。

至于有人说,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汪玉凯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决不能只更改一个领导人的职位,而必须是“系统性改革”。也就是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下,如何加强人大的立法权、监督权以及政协的参政议政权,使其各司其职,在最高层的权力结构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汪玉凯认为,只要能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架构让内部权力得以相互制约,“共产党执政或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总统制”。他说:“体制只是形式,叫什么体制只是个符号,关键是形式后面是什么内涵,它有没有制度架构能够制约公权力。”

汪玉凯指出,知识界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他说:“如果再回到文革的价值形态上,中国肯定没有前途。历史潮流肯定是向着民主和法治方向演进,这个潮流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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