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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初士大夫思念异族的蒙元而不爱汉人的大明?

 

1952年4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不久的钱穆,应朱家骅之邀赴台北演讲,结果途中演讲厅楼顶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脑部,几乎当场死亡。抢救过来后,钱穆在台中住院,养病间隙,开始读元明之际士大夫文集,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不要说郑玉、叶子奇、杨维帧这些边缘知识分子了,即使是宋濂、刘基等位高权重的明朝开国功臣,在私下里也经常流露出轻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时群士心情,实有为后代人所难于想象者。”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主义者钱穆而言,反对胡元和反对苏俄一样,对于汉人来说本该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残暴,不吝酷刑,但他毕竟赶走了蒙古人,从此“乾坤洗涤,天地清明”,这些汉人士大夫为何不识“尊王攘夷”之大义,反而以蒙元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钱宾四试图强为之解,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已经居于异族统治下几十年,难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后皆不免被汉化——这种观点,几乎被所有民国学者所认同,其影响延续至今。只是偶尔有吕思勉等人发出微弱的声音,指出南北朝之后,北方民族的自觉性明显加强,拒绝被彻底汉化,主张保持民族本位。与中国学者大唱反调、消解“大一统”论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尤其东京帝国大学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们强调的是游牧文明压倒农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国历史中被长期贬抑、忽略的“内亚性”。与最近围绕“新清史”的争议一样,当年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战,动机也颇为复杂,掺杂了学术分歧与政治影射。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辩“满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国”,可谓这场论战的巅峰。

1952年出身的衫山正明,虽然是京都大学的著名蒙元史学者,却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东京学派的衣钵。新书《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两册,就是这样一部大东亚视角的蒙元史。作者认为,以1303-1304年海都之死为界,“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度。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这种论述,明显与民国学者所描述的野蛮、落后、腐败的“胡元”大相径庭。但如果按照衫山的观点,那元明之际士人对元朝的怀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绝非如钱穆所说“不可思议之尤”,大汉族视角和大东亚视角,到底哪种更符合事实呢?

首先,让我们分析下衫山正明的论述。在收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里,衫山曾指出,自从蒙古以多部族统一的“兀鲁思”形态出现之时起,“它就已经基本上是现成的国家了,而且是组织极善的军事权力体。”换句话说,与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鹘,以及后期的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国的成功不单是靠武力,还是“兀鲁思”(ulus)这一制度创新。

“兀鲁思”制度有点像联邦国家体系,只不过它适应的是北方民族那种居无定所、随聚随散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圈层形的差序朝贡体系不同,“兀鲁思”没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资如水银一般跟随战争流动。除了要效忠一个共主,听从其军事指挥以外,各个“兀鲁思”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宗教信仰与内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许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状态存在,乃是蒙古人的共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还将“中华民国”称为“中华人民兀鲁思”(DumdaduAradULus),犹见传统的烙印。

“蒙古”一词最早的意思其实是“淳朴、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边有金、西夏、高昌、葛逻禄等强敌环伺,“这些邻人既拥有知识和经验,又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其策略、骗术以及操纵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尘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泛吸纳各族人才。所以后来“大蒙古国”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指“由蒙古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由多个兀鲁思组成。”

相应的,蒙古军队中除了来自塔塔尔、钦查、康里等部的蒙古骑兵之外,也有契丹的游牧军团,做后勤的畏兀儿人,以及从各地搜刮来的,担任筑城及运输任务的“哈撒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还有水军。萧启庆在其著名论文《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里就曾指出:“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着征战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蒙古军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对平民的大屠杀。对于这点,衫山正明特意为之做了辩护,指出蒙古联军在西征到中亚一带时,忽然开始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屠杀,那是因为“在伊斯兰的史书中,数字表记多用一位数或两位数,本身带有估计的性质”,其实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所以数据本身并不可信。而且在尚武的蒙古人的观念里,在记叙战争时尽可能地夸大杀戮数字,是为了彰显军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确进行过破坏和杀戮,但并不是人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

衫山所提到的“伊斯兰的史书”,指的是14世纪初,伊尔汗国(位于今天的伊朗)宰相拉施特主持编纂的《史集》。但细读此书,就会发现蒙古人“对平民的大屠杀”并非发生在其剑指西亚之后,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频繁。比如突厥部落曾击败蒙古人的祖先,“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才侥幸延续血脉。而成吉思汗在打败塔塔儿之后,也下令“在扎撒规定的限度内,一个活的也不留,妇女和幼儿也要杀掉,孕妇剖腹,为的是将他们消灭干净。”

每逢大战之后,必进行斩草除根式的血洗,这是游牧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常见举动,并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游牧部落间,生产方式其实基本类似,相互间没有互补功能,若不能纳入“兀鲁思”,则存之无益。反而是南方农耕区,有牧区生产不了的茶叶、丝绸、金银器等物品,需要开榷场以互通有无。所以蒙古在伊斯兰地区的大屠杀,只是延续了游牧传统,他们后来意识到多留被征服地区的活口以征收赋役,好处似乎更多,于是减少屠城,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突变”。

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转变最终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交手,结果以后者的压倒性的胜利告终。蒙古军队不败的神话被打破,引发连锁效应,显示其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了其极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势力的阿里不哥,和代表东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间爆发汗位之争,总共持续了四年。在决定国家“往东”还是“向西”的路线和权力双重斗争中,忽必烈最终获胜,全赖背后富庶的汉人补给基地。衫山考证后认为,1260-1264年间,其实蒙古帝国上下都视阿里不哥为大汗,只是元朝建国后,相关材料被系统性地删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夺得蒙古大权时,其实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们:“这之中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里,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用令人难以想象的扎实与罕见的计划性,和他的智囊们一起一步步实现了构想规划的国家蓝图。”在忽必烈把权力中枢从蒙古高原偏向东方后,元帝国的形态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汉化”两字能够解释的,因为元朝还有成为海洋大国的抱负,这是之前的汉人王朝所没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只从元大都的内港出发,可以直达东海、黄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远征日本,虽然最终以惨败告终,但征高丽的海战却获得了胜利;除此之外,元朝还鼓励与东南亚地区的通商贸易。与这些积极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摆出的是被动的姿态,南宋的海洋活动始终是依存于民间行动的”,更不要说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国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衫山才把明朝称为元朝“极不合格的继承者”,“忽必烈时期之后的很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最显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缩,明朝其实从没有彻底推翻元朝,只是将其赶回北方而已,结果就是后来蒙古残余势力一直威胁着明朝,亚洲东部陷入“南北朝对立”的分裂状态中。而在海洋层面,除了永乐朝短暂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东西力量逆转,为19世纪西方侵略东亚埋下了伏笔。

由于“兀鲁思”制度的影响,元朝在中国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无为而治”,就连钱穆也不得不承认,像倪云林这样的汉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还是颇为自由的。但明初却是一个通过国家强制力对社会进行重组的时代,包括基层“里甲制”的建立,民籍军籍匠籍的划分,对于文化人的噤声和杀戮,都导致明初与元末相较,很多方面出现了倒退现象,万马齐喑,“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仿佛是为了反驳钱穆,衫山正明认为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难怪士人会怀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间地狱的人,“只能说受到‘中华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对中国的这种自大观念做最系统剖析的,是京都大学教授那波利贞1936年出版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说认为,北魏、辽、金、元、清五个王朝统治的年代,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华”从来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的统治呢?

所以钱穆、傅斯年的观点,其偏颇当然不容否认;但衫山正明这本读上去给人不少新启发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也不自觉地继承了日本二战前的某些危险观念。衫山此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很多社会力量的发展,早已溢出了国家划定框架之外,中西势力的消长,也并非单个因素能够解释,更何况有满清入关的干扰?元明之际的断裂与延续,是史学界至今聚讼的问题,衫山的观点,最终还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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