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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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难忘76年

 

(一)周恩来病逝

1976年新年钟声还未散尽,元月8日便传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前线歌舞团和话剧团所在的卫冈大院顿时充满极度的悲伤。哀乐声不时响起,文工团员们戴上黑纱和白花。歌队的合唱室挂上了周恩来的照片。照片中还有歌舞团演员当年同周恩来的合影,其中周恩来同歌队副队长丁梅华亲切交谈的照片尤为注目。那时,团里白天的工作就是排练缅怀周的节目,晚上的活动则是聚集在合唱室及排练场的电视机前收看新闻。电视里哀乐,哭声不停,电视旁的抽泣声也凄凄不断。歌舞团食堂内的墙壁临时成了缅怀专栏,上面贴满了诗歌,文章。舞蹈队的女队员平时的爱好就是文学,她们几乎个个是写诗能手。歌队的老黄,谢舒在这方面也很擅长。谢是陶白的女儿,也曾插过队。记得团里组织的周恩来缅怀会上,谢舒还曾动情地朗诵过自己的诗作。直到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周的追悼会的时候,人们才逐渐从最初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在电视机前,大家开始议论,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那年头,人们对四人帮(当时还没听说这个叫法)已经有了想法。追悼会上姚文元弯身鞠躬时,歌队的赵志克忍不住为姚的举止作了同步解读,引起大家的喝彩。小赵所作的解读是,“谢天谢地呵,你总算走了!”。

在团里团外都沉浸在缅怀的悲情之际,我的感受却独自游离在外。农村插队的几年,我的头脑已经被彻底“改造”了一番。周恩来标志性笑容的后面,我看到的是一片阴影,那是成千上万个冤魂汇成的阴影。记得半年前有一次在排练场上,有人说五年内全国将基本实现农村机械化,我凭着农村的感受,立即反驳说不可能。结果硬是中央台播放的周恩来报告中提出来的。显然,即便在经济工作中,周也严重脱离实际。更不用说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当时虽然这样想,却身不由己,情不由衷地夹杂在颂扬周恩来之列,我怎能不感到另外一种沉重。

(二)南京事件

周恩来去世的余波还未平息,新的社会冲突却已经开始。到了三月下旬,矛盾开始公开化。针对上海文汇报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南京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刷大标语,让沉寂的南京吹起了一股久违的春风。

卫岗大院也在议论着这一话题。3月30日恰巧有个搬运钢琴的任务,歌队的男队员们乘坐解放牌军车进了城。当军车驶进鼓楼广场,眼前的情景似乎是文革的重现,到处是针对上海帮的标语和大字报。站在车上的我们顿时兴奋起来,大家指东点西,尽量大声地读着标语的内容。军车缓慢地饶场一周还不够尽兴,又特意再饶了一圈。返回的时候也同样演绎了一番。

晚饭后没什么事,我找了个借口请了假,直奔新街口。此时的新街口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虽说我对悼念周恩来并没有什么兴趣,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不能错过,更况已经出现超越“悼念”的迹象。由于身着军装,我在新街口并没有停留过长的时间,感受到了那种气氛就已足够了。

4月1日南京事件被中共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在大家偃旗息鼓之际,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写出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标语,这是南京事件整个过程中的最强音。当时,我是从心里敬佩这些学生,正是他们才使得这场“政治事件”名副其实。几天之后,北京爆发的更大规模的四.五天安门“动乱”,依然是这一旋律的延伸。

“事件”之后,按照常规总要搞搞排查和清算,歌舞团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必须写书面“交代”。虽然可交代的东西非常有限。就我自己而言,3.30晚上去新街口的事,绝对不会提及。即便是其他“交代”,言辞上也绝不能昧着良心,这是我努力坚持的底线。自己说的话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当时大家私下言谈的气氛还比较自然。记得男低音班的吴世虬就说过,如果他在北京的话,四.五一定会在天安门。或许与普通团员的身份不同,歌队教导员的那付政治脸,还是让人感觉不舒服。好在团里的排查很快就结束了。

作为部队的政治宣传队,歌舞团免不了要“配合”社会形势。曲艺队这时就成了“冤大头”,因为快板,相声等曲艺节目来得快,紧跟形势的任务多半就落在曲艺队头上。“冤大头”是我这么想的,曲艺队或许不这么看。后来转业在江苏省总工会的老孙,当时也算得上快板名嘴,他在丑化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段子里,添加了那么多自己的佐料,实在是谈不上“冤”的。

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动乱”,后来被誉为四五运动,据说在历史上会有相当的地位。自己虽说参与的不够,但毕竟参与了,参与其中的感觉,总是非常美好的。

(三)好八连

六月,歌舞团有个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的安排(一个星期)。团里每个队各有两个名额,加上创作组的人员,大约十人左右。歌队有谢舒和我。到基层体验生活,在歌舞团是常事,去好八连可是难得的机会。 包括领队龙飞在内,大家都很兴奋。

八连的营地就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营房后门紧接着人民公园。我们到达八连后便各就各位,分别安插到具体班组,开始体验。八连主要担任南京路一带的巡逻任务。体验巡逻的美差被谢舒揽了过去。她或许早已想象过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巡逻的浪漫而潇洒的场景。我被安排在炊事班,基本上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在炊事班应该有更多交谈的时间。

对八连的了解,除了听八连干部的介绍之外,还组织了交流座谈会。剩下的事儿就要靠个人的观察思考了。那时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军学习好八连。好八连被捧着,是不能不好。不过平心而论,在我接触到的部队,八连的思想素质的确是最高的。首先八连的官兵都不抽烟,这让我有了一种亲近感。八连的出发点是艰苦奋斗,而不是考虑影响健康等因素,这也许是个不足。不过,戒烟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即便在今天,也难以想象还有哪个单位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南京路当时是国内最繁华的地段。面对着灯红酒绿,“霓虹灯下的哨兵”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为人民生活的提高而感到欣慰,自己则以艰苦奋斗为荣,因为社会物质还不够丰富么。八连的所为,使人联想起古人“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八连的干部都是自己洗衣服,床铺也与战士相同,这同其他部队很不一样。八连对周围的事物总是非常敏感,总抱着一种思考或批判的态度。比如有一次开交流会,窗外公园里传来小号的声音,一般人司空见惯的乐器练习,八连的干部也能够即兴批判,说那是为私而练。记得当时龙飞领队苦笑着自愧不如。

八连营房的二楼宿舍,背对公园的玻璃窗都贴满了报纸。他们说这样做是出于无奈。那年头社会上多少有了些性解放,八连战士为了抵挡诱惑,只能把窗户贴上,这实在不能怪八连战士。上海人当年的“解放”,往往会使外地人目瞪口呆。只要看看上海外滩的那道人墙风景线,就能体会到战士们的感受了。

在炊事班后来的几天里,交流的话语多了起来。甚至提到上海帮的话题。炊事班长告诉我,就在不久前,王洪文来过八连。对于王的到来,八连感到亲切和自豪。文革中,正是八连保护了当时还是工人造反派头头的王洪文,让他躲在八连营房,避免了被对立派追捕的灾难。保卫了副主席,就是保卫了党中央,八连自然功不可抹。现在副主席回“娘家”看看,大家怎能不兴奋!八连官兵整装列队,“请首长指示”。可是场景却出人意料:“首长今天是来看望大家的,不讲话了”随行人员解释说。“那么,就请首长用午餐”,八连为了王洪文的到来,把养的猪也杀了。“首长自备了面包,就不吃饭了”随行又解释说。此后,王洪文掏出面包,啃了起来···.

你可以想象,这盆凉水是如何将八连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彻的(炊事班长虽没这么说,也会这么想)。象八连这些敏感的官兵,显然知道社会上对上海帮的议论,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班长告诉我,他们把赌注押在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判断上,因为他们感觉到了毛泽东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事过三十年,即使是今天,我对八连官兵当年的敏锐也深感佩服。尽管他们赌注是押错了,却情有可原。

现在想想王洪文当初在八连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他或许希望在八连找回一点起死回生的灵感,但对未来的命运并不自信,内心也不坦然。八连的官兵可能没想到这个层面,否则也不会对王的举止感到困惑了。

我们一个星期的体验快结束的时候,八连领我们参观了属于他们管辖内的国际饭店。那是座二十四层的建筑,却是当年国内最高的楼房。以后,我虽然也登过不少高楼,但当初的感觉是最新鲜的。

(四)天灾

从好八连赶回南京没几天,朱德逝世的哀乐再次奏响。不久,唐山就爆发了毁灭性的地震。天灾人祸似乎都没有结束的迹象。

全国都谈地震就色变。与其他城市一样,南京城的居民也纷纷搬出住宅,在露天搭建帐篷。塑料布一时成了抢手货。卫岗大院还特地请来地震局进行测量。测量数据表明,中山陵一带的地质结构还比较牢靠,即使南京发生地震,卫岗也问题不大,尤其是我住的房子(歌队合唱室的钢琴房),据说能防八级地震。这个信息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当时社会上传说邓小平的宅院可以防十级地震,房屋地基是球形的,造价很高。这事儿是否属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反正是邓的又一条罪证。

尽管卫岗大院相对安全,却还是不能让人十分放心。巧在地震检测部门就在卫岗大院附近,我特地拜访过他们。他们说,要不是怕引起市民恐慌,早就公布测试数据了。显然形势仍十分严峻!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太多地受地震局信息的影响,可能是对他们的测量缺少了解的缘故。

如今,唐山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多的反省。如果我们当初的信息透明,及时,如果我们有所准备,更多民众的准备,而不是少数人的准备(假设邓小平的球形地基是确实的),我们有完整的救援机制而不是地震后两天才赶到的解放军,相信灾情会得到真正的控制,人员伤亡会极大的减少。天灾不可免,事情在人为。

(五)上海帮

八月中下旬,歌舞团为上海空四军慰问演出。我们住在五角场空四军的营地。任务结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增加了为上海市委演出的场次。平时为部队演出之后,照顾部队同地方的关系,为地方政府演出,也合情合理。可是,为上海市委演出就有些微妙了。上海帮中的张春桥本身是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南京,上海也是相邻的两个大城市。是否想借演出,联络一下上海市委同南京军区的感情?考虑到上海帮当时的孤立处境,上海市委主动的可能性要大些。

果然,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市委领导王秀珍亲自到后台接见了歌舞团的何仿团长。

经历了南京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上海帮在民众中的形象应该说是糟透了。连好八连也是看在毛的份上,才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可见,被上海帮接见绝对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不过现实中还真有人会兴奋,何团长便是其中的一个。

演出结束之后需要立即拆台,拆完台后大家已经十分疲惫,都想尽快休息。可是何团长的兴奋仍然止不住,他坚持要把这种兴奋传递给我们。于是大家只好再耽搁半个钟头,陪着他“传达不过夜”。大家心里在嘀咕,加上疲劳,传达也听不进去,只记得传达王秀珍说什么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此时的何团长由于兴奋过度,嘴里的假牙也脱落下来,吐沫星子直喷,手也不停地擦着嘴角,可我们还是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平心而论,何团长还算不上在政治上要同上海帮捆绑在一起的那种政客,他不过是趋炎附势罢了。当然趋炎附势也应该付出代价。

(六)毛泽东逝世

76年恐怕没有哪件事能比毛泽东的逝世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更大,更深的了。九月九日下午,团里的党员集中在合唱室听传达。我在合唱室边的钢琴房,可以感觉到合唱室里面的动静。简短的传达一结束,就听到有人呜鸣着夺门而出,我一看是歌队的老黄,便知道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是为之一振!

悼念活动很快就进入程序,部队规定若干天内禁止任何娱乐活动,打扑克也应该包括在内。可是,我们当时的“赶猪牵羊”正在兴头上,停下来谈何容易!终于“扑克牌事件”案发。作案人主要是男低音班成员。其中有赵辛,徐永黎,吴世虬,王松庆,周正,加上高音班的徐志详。报案人则有高音班班长张学辉和陆鹤鸣。事发之后,低音班的何新荪立即对事件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首先应该进行规劝,那才是正确的态度。不过,我觉得向领导汇报情况也属正常。

扑克牌事件立刻成了卫岗大院的话题,这让团领导伤透了脑筋。几天过后,话剧团发来话语,说是歌舞团再不将此事上报,话剧团可要报告了。团里这才硬着头皮上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团的领导关系并不融洽。说实在的,歌舞团的领导不是不想“左”,而是不如话剧团善于把握机会。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导演漠雁,就曾在文联会上同刘宾雁有过争夺话筒之举,“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漠雁为此立功又提级,还当上话剧团团长。

扑克案最初居然被当成政治事件。案子的处理免不了抓一小撮的模式,即希望找出一个领头的。领导实际上已经有所指,好在大家都否认有发起人,事情才没朝那个方向展开。扑克案里没有党员,当时积极追求进步的要数小赵,他是低音班的副班长,所以案发后,对他的影响最大。我门看着他一天天消瘦。对于后果谁也没有底,复员转业直至开除军籍都有可能。最终的处理还算冷静,小赵和小周作为代表,到部队农场劳动两个星期,扑克案就算了结了。一个玩玩扑克牌的事情,上纲上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今天回过头再去看扑克牌事件,我倒觉得它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大家迅速地从“悲痛情绪”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毛泽东的追悼气氛显得不如周来的浓,尽管毛的追悼规格是最高的。

就在人们对未来充满困惑的时候,10月中旬传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们不免想起上海演出时,何团长传达王秀珍接见的情景。歌舞团领导这时还没转过神来,仍在自欺欺人地说四人帮只是四个人,并不能说上海市委同四人帮是一伙的(此时的王秀珍们正在策划上海暴动!)。幸亏上级没有追究,否则同上海帮搅和到一起,那就不是玩玩扑克牌的事儿了。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歌舞团领导在政治上糊涂的程度。不过领导很快就有所“醒悟”,不失时机地把乐队的冯军(上海市委冯国柱的女儿)给弄转业了。天真无暇的冯军满脸的无奈,简直是对现实莫大的讽刺!扑克牌事件中,领导意念中的发起人徐永黎躲过了一劫,不过一年后还是被复员了。谢舒为了追求这位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男中音,据说休了地方上的男友。徐因此被领导认定是破坏军婚!

从年初周恩来的逝世,经历四.五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直至四人帮垮台,天灾人祸的76年总算划上了句号。今天无论从哪方面来看,76年都是一个值得回味的一年。首先,它对老三届的命运影响是太大了,可以说是仅次于66年。如果不是76年,老三届的命运就会更为坎坷。当然,从更深远的层面来看,四五运动才是76年最为重要的事情。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四五运动,才使得76年永远被历史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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