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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郑永年

 

从历史文明和全球化的角度探寻亚洲和中国的价值观

我自己也在思考共产党的比较研究,但不是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比较,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中来比较,思考共产党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要在几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因为要预见中国的未来,光看改革开放以后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够看得清。

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佛教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崛起。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那个时候的心态,跟我们现在的左、右派的心态没什么区别。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己往哪里摆?像今天这个阶段化的思想状况,历史上都发生过多次了。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已经有一百余年了,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涉及到后面的中西文化交融的问题。

总结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于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这个文明里面。

中西文化整合是老问题,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认为,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中学为主、佛学为次一样,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我们要有文明自信心。如果能够理解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那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中国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现在文明发展的大背景。

除了要看数千年的文化背景,要找到共产党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还要结合全球化的视角。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相比起政党和其他组织的角度,从民族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能够把握得更精确。因为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而是成百上千年的。

说到中西之间的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如何与西方产生联系的?如何与西方展开交流的?其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在这个概念里,中国是远东。从文明区分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西方把中国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大的变化。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谈亚洲,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也是第一次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化,这里面还包括了印度。马克思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斯•韦伯则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的理论。

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亚洲国家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西方做什么,日本就学什么,这一点在日本文献上也有记载。从日本的角度看二战,是日本要带领亚洲国家打败西方。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胜利了,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但是它最后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日本的方向错了,导致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

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他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研究亚洲价值观。但是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特别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是遭到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例如李光耀先生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之间的争论,金大中比较认同西方价值,不承认亚洲价值。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的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实无论走哪个方向,中国改变不了西方。现在都在讲我们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现在所说的中国模式还太虚,用官方的话是“中国特色”,但是又没有定义,这不仅使西方人困惑,我们自己也很困惑。

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义,使得对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他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尽管日本可以假装成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成西方。台湾也犯错误,台湾以前做得很好,是四小龙之一,现在完全照搬西方就不太好,因为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很多机制都是符合他们自己特点的体制。我个人对新加坡比较了解,觉得新加坡的方法很好,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再回到中国怎么走的问题,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是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把精英的意识形态或者党的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精英的意识形态很重要,像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还是继续把小部分精英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孔孟是社会意识形态,后来到了汉朝大家觉得有用,为老百姓所接受,就正式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所以从理论上很好说,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执政党的生命力更强。美国一样,欧洲也是一样,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大部分都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精英的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新加坡的体制,党报是内部刊物,在党员之间互相传阅,这就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开有很大的危机,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让少数民族接受精英意识形态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没有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因为没有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就会很难统治。

第二,国家意识形态怎么做?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这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学和国学。现在的国学太迂腐,如果把辫子扎起来,把长衫马褂穿起来,女人裹小脚,也不见得能够回到传统价值观。现在的国学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有些像佛教早期进入中国遭到抵制一样,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一种工具。

实际上不用去抵抗,而是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意识形态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这方面新加坡就做得很好。其实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从中国引进的。世界上历史最长的两个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中国生命力最长的就是中国的文官体制,有几千年历史了,就是官僚体制。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宗教神权时代没有这个体制,什么都是宗教教廷说了算。一些传教士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体制,把中国的体制介绍到西方。中国文明对西方有很大的贡献,一个是文官体制,另一个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就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没有老百姓教育普及的话,民主也同样生存不下去,这是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两个最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体制是西方的教宗制,罗马教皇制度已经一千多年。李光耀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不是能像罗马教皇这种选举方式呢?如果把教皇的位置交给所有的教主们选举,罗马教皇制度恐怕早就完了,发展不到象今天这样。”

所以说包容西方文明,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中国自己的制度上是完全可行的。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我们要承认有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都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但是在下一阶段,怎么传播这些价值观,并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老百姓很难理解。所以要把我们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让百姓了解、相信。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的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他们的强大不止在于媒体,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相对的,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当然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必须反思西方民主。西方有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开始,之前的一百七八十年就是精英民主,精英选举精英,再控制百姓的投票权。在精英民主时期,大家都有共识。瑞典是典型的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是瑞典的妇女选举权1971年才开始,二战以前有选举权的人只是男性、有财产的、交给国家税收的,妇女没有。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现在产生了很多问题。西方的民主充分保证一人拿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这样的情况下,以前没有经济全球化还可以持续,因为西方能规制他们国家的资本,资本流动不是那么大,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有钱人多缴几份。但是现在就出现危机了,资本全球化使得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例如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去伦敦了。同样的,中国的企业家、资本也会分散到国外去。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是这样,我想中国的某些方面也是这样。对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的前途,现在是一个考察的好机会。我认为美国这次选举不像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选举,更像是体制内外的选举。民粹主义世界上到处都是,英国的工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匈牙利的右派政党、波兰的都在搞,有的是右派的民粹主义,有的是左派的民粹主义,区别只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中国民粹主义也很强大,这次两会之前大家看得到,民粹主义的势头比较大,但是两会一开始就纠正过来了。

要建设价值观,首先就是关于社会价值的问题。中国崛起了,但是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价值体系。现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大家互相不信任,也是因为缺少一个价值体系,执政党只能靠暴力机器统治老百姓。如果有一个价值体系,大家自觉遵守才是健康的发展模式。

共产党的建设也是一样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一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比较有效的话,组织因素就少用一点,意识形态没有的话,就只能依靠组织。依靠组织就有强制性,大家就不接受。所以我觉得,无论政党本身还是社会,主要是价值观的问题。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

刚才也提到了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问题,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复兴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时代后已经消失殆尽了,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学习回来,当然也有数理几何这样的科学,还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指传统价值观已经失效,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西方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我想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而不是排斥其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仕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也是很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可以边总结、边实践地解决这个问题。

提到转型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党的转型。第一个转型已经完成了,即几千年的皇权顺利转型成为现在的党权。我们这个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党,是我们利用了这个党的名字。现在用西方政党的文献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只能用以前的皇权的转型能解释。至于下一步怎么样转型?现实一点来说,中国不能采取多党制,要搞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应该怎样使得党更加开放?可以看看罗马教皇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教廷意识形态是统一的,但利益是多元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一党制,包括社会利益,以及代表农民、工人的阶级利益,现在是所有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这是一个党制转型的大方向。另外在宗教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中国只是不容许邪教,几千年来宗教问题处理得很恰当。西方有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文明的冲突,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宗教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大家要有信心。

另外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未来,比起其他的因素,文明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如果制度层面的东西能够渗透进文明层面,这个制度就行之有效。现代很多观念和制度,例如政教分离,在过去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但现在有一些人,尤其是北方一带,还是想通过宗教化的方式来推动中国民主化。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以后会酿成非常大的暴力冲突。西方花了多少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通过宗教化来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我们需要从历史反思,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和相权分离得很好,公务员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定的,但是现在反而分不清楚党和国家。以前有三朝元老之说,皇帝换了好几个了,宰相还没有换,这个体制就非常稳定。

所以当现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有很多的精华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同时,我们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不然未来的发展道路就很难走下去。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失去了方向,尽管目前的中国是近代史以来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很强大的,但大家还是经常担心这个体系会不会垮掉。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但这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真正面临的大挑战,应该是文明转型。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冲击,解决的办法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实事求是的情况来转型,而不是说回避,而不是空想。我们怎么样发掘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和文明找回来,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样来看更清楚,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的价值观。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明明在东北亚是有共同的价值的,但我们没有把握好。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个非常重要,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媒体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认为媒体应该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体所表达出来的民意,其中70%是18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70%是高中毕业,70%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我想一个国家,国家政策被这样的70%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们要注意,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媒体应该对当今中国社会起作用,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现在人均美金七千八百美金,就有七千万的贫困人口;人均1.25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的社会底端还是很大,但是社会需要转型。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尽管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党的使命就是消灭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转化成中产阶级。我认为未来五年十年能让中产阶级的数量达到70%的话,这个政党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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