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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混淆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

朱大可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20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新文化运动(1915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由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19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1915年1月签订的“21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1918年1月凡尔赛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语义。

然而,知识界在为这两场运动划清界限的同时,无疑又犯了一个新的技术错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左右手固然要加以区别,但它仍然是同一躯干上长出的东西,与其说是左右互搏,不如说是左右互补。它们的亲昵关系到了1920年代初就已经昭然若揭。陈独秀和李大钊最初跨骑在两个运动之间——一半属于五四运动,而另一半属于新文化运动,而后,由于他们的个人努力,这两场运动发生了戏剧性的汇合,进而演变为激进的政治革命,并从这同一个母体中裂变出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两大思潮。(本文节选自《流氓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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