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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五十年文革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徐友渔

 

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并且在30年左右包揽了几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于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从1966年夏、秋季就开始发表对于文革的研究论文,它们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

《共产主义问题》从1966年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主义是什么”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论文是“毛及其学说”,另一位专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论文是“毛及其政治学”。该刊接着开展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主要论文有格尔曼(harry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陈(theodore his-en 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里尔(ross terrill)的“围困心理”,迈克尔(franz michael)的“权力之争”,等等。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人员和顾问在1966年夏末开始系统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由罗宾逊(thomas 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是其第一项研究成果。此书由5篇长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多里尔(W.F.Dorill)谈文革是权力之争、政策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第二篇哈定(H.Harding)谈毛泽东的政策和组织理论,第三篇罗宾逊谈周恩来,第四篇戈托夫(M.Gurtov)谈中国的外交,最后一篇是巴姆(R.Baum)谈中国农村。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划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并取得丰硕成果。第一阶段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各种小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导致文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时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与冲突,一些研究者从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参与者那里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资料,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始终是中心议题,答案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一种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victor c.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

有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藉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划分和对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用利益冲突而不是思想认识的不同来解释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安德佳(jonathanunger)、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白霖(lynn white)等人都有这样的主张。

李鸿永指出,在文革“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发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基本区别是对运动对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另一派攻击知识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支持“自来红”观点,激进派根据是否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分阵营,反对血统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

陈佩华、安德佳和骆思典在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中提出,学生的冲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不广阔;二、由于入学标准的变化(从重视成绩到重视家庭出身),学生为升大学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三、许多学生的竞争手段是入团;四、政治上的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69年,张旭成(parris h.chang)就看出,文革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文革中的清洗并未按照党章国法规定的程式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干部是好的还是“三反分子”,无数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张指出: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

泰韦斯(friderick c.teiwes)在研究中共领袖合法性问题的专著中认为,文革产生了信任危机,对毛泽东的权威是个重大打击。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识份子,在农村过着贫苦生活的知识青年,以及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种种怀疑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天安门的抗议事件,这是对毛的权威的直接打击。

许多研究者敏锐地看到,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后的中国》的第20章“文革的社会后果”中说,千百万人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会、派性武斗、镇压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严重创伤。孩子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发,数百万人被非法监禁,数百万人在穷乡僻壤虚度光阴。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前程被毁掉了。青年学生的理想被粉碎,因为文革的崇高目标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 鸿沟,他们从理想的一代变成迷惘的一代。辛格(martin singer)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白鲁恂(lucian w.pye)认为,文革使中共领导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失败的现实,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还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优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国的好东西。没有文革,他们就不会和苏联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决裂。

中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早在1967年和1968年,许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总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论述,分3期连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驱者、思想者,他们之中很多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很有经历的活动者,在70年代就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和研究,并以文字系统地、明确地表述、传播自己的思想,不时还有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它的初稿完成于1971年底,1980年12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的特刊上,这部长达10多万字的论著于1986年由陈佩华翻译为出英文,在美国出版。另外还有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回应晋君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信件的产物,在其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提出了文革的副产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国崛起,等等。

在80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大部头的文革著作也问世了,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在压制和阻扰中艰难出版,接着,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发表。当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党的决议精神写出的书,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1996年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研究文革的强劲势头在这一年展现了出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为此推出4期文革专集(后由刘青峰编辑出版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在日本由中国学人主办的《中国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专号”,以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为主编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研究》把秋季号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专号,香港的《亚洲周刊》5月26日那一期做了题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专题,《明报月刊》 在10月号上登载王若水的重要论文“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这年5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文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有关当局的禁阻,受到邀请的大陆学者未能赴会,会后编辑出版题为《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

在中国大陆,也有各种学术活动。几个学术单位召开关于文革的研讨会,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1月5日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文革研讨会,从多个方面讨论文革,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1月30日召开题为"1966-1976: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几家杂志做了关于文革的专题,《青年报刊世界》从1995年第4期起每期都有文革专题,直到1996年5月被强令停止,《焦点》杂志7月号有“蓦然回首看文革”的专题,著名的《东方》杂志在5月号上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题:“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发行前被强令撤销。附带说一下,以上3家杂志后来都遭到了停刊的命运。

在于光远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图书馆在这年4月完成"关于北京图书馆对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情况的"查报"",根据这"报告"北图(现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资料共计2611种,66797期。需要顺便说明的是,连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以及统计资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机会接触材料,他们的工作只能靠查阅目录卡片进行。

在"化大"命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学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然后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学者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专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之下,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专著(比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年〕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2005年〕)和论文集,他们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从2006年2月号起连续5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专题。该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宋永毅等旅美学者合作,于2002年出版发行(中文大学出版社)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该资料库提供了3000多万字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这个资料库在2006年进行了升级,增加了1000多份新的文献,成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网络数据库。

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种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1998年,宋就和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The culturalrevolution:a bibliography,1966-1976),他和周原等海外学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3辑,共达112卷,包括了2,700种小报;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已经在2006年出版。宋永毅还和孙大进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另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学者王友琴对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单独一人进行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录文革中受难者的个案情况。她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很多读者通过访问这个网站而了解文革的真相,关心文革这段历史。2004年她把自己的成果汇编出版,书名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几年前就发表评论说,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我为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文革学的研究已经回到中国"这个论断具有阿Q意味,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已经是美国公民,不得不承认,正是能够享受思想、言论、出版、交流自由的条件,才使他们的研究能够进行,研究成果能够发表。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年,结束30年的纪念周年,若干研讨会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3月2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文革的小型座谈会,主持人为郑仲兵先生。郑仲兵先生和他的伙伴编辑了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小报《往事》,主要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性材料,这些资料对于今后研究文革是很要的。紧接着,在3月24-26日举行了"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5月12-14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了"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虽然应邀参加会议的多名大陆学者被禁止赴会,但仍有几位学者与会,并且宣读了未能出席会议者的论文。5月17-19日,渤海大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

除了文革的专门研究者,对于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贡献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休干应山红主编和自费印刷了一本《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又如上海学者王军胜自行刊印近百万字的3卷本《文革沉思录》,这些书籍都分送到了文革研究者的手中。

“两个文革说”的冲击

"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中争论最集中、最激烈的问题。

据我的了解,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1971年至1975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冲突论",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支持"社会冲突论"。

杨曦光是这么说的:文革史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的理论框架有3种,一是"权力斗争说",用中央上层政治人物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主线分析文革,一种是中共官方"路线斗争说",以中共最高层的"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解释文革,文革时毛派的官方采用此说,文革后邓派的官方也采用此说,只不过正确与错误调换了位置。再一种就是"社会冲突说"。最后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红卫兵及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

陈佩华断定说:"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说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画的独立力量。"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王绍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证明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论据,他说:"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说,不是毛泽东掌握着文革的进程,正是难以控制的文革推着毛泽东团团转。"他的论据是,毛原先预定文革只搞3个月,结果搞了10年还未达到他的目的,这说明"不是他所发动的运动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牺牲品。"

文革到底是上层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呢?为了概括这两个方面,有人从"两个文革"这一概念中寻找解答。比如,李鸿永反对把文革仅仅看成上层权力争夺,认为文革既包括上层分化,也包括群众的分歧,还包括上下层之间的复杂关S。杨小凯也是借助于这个概念:"在上层,这是一场以1959年后政策分歧为背景的权力斗争,而在下层,这是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与现体制的造反派的冲突。"郑义说,他在80年代末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分析,1989年在《历史的一部分》,1991年在《红色纪念碑》中作了进一步阐述。

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对陈佩华、杨小凯的论断表示不赞成:"应该承认,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仅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他还说:"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

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网络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中"。卫子游在《北京之春》2006年3月号上发表"评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刘国凯发表了回应文章"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对刘自立的"'人民文革'说驳难"再加以驳难。

关于"两个文革"的争论涉及到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与评价,何蜀在"论造反派"一文中的观点不同于"社会冲突论":"假如没有这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不可能允许民众起来造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的'运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何蜀给"造反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核心允许下,以反现代文明的、非宪政民主的、从以往政治运动中学来的方式(如大字报、大批判、揪斗、监督劳动、肉体折磨等),对本部门、本地区以至更上级的官员(特别是执政党官员)进行攻击,直至将其打倒、夺权(真正的打倒与夺权均须得到更上级甚至中共领导核心的批准),在这一过程中,以'革命群众'或'革命群众组织'名义结合而成的政治派别或这一派别中的人物。"

周伦佐在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强烈主张重新认识和评价造反派,把泼在造反派身上的污水清洗乾净。他在论文"'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主要界线"中说:"虽然按官方的说法'文革'的时间是十年,但属于群众运动形态的时间不足三年。就全国范围而言,这是以'路线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三年,这是运动的重点以整党内'走资派'取代整党外'阶级敌人'的三年,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瞩目的三年。群众组织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只存在于这段时间。民众之所以大分化、大对峙,只是因为这时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各级当权派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正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离开当时两派群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来谈论造反或者保守,难免会失去实际的背景。"他还说:"落实到具体的事发起因、行为动机、攻击对象、追求目标,双方的分别就更明显:保守红卫兵的作为,无不是为了纯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化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从而维护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造反红卫兵的作为,却客观上淡化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进而冲击了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尽管后者所体现的还不是自觉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为,但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民主冲动--距离民主主题并不遥远。"

周伦佐在"'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中从文革是3年还是10年的角度间接支持"人民文革"观点,背景是这样的: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

我认为,在1996年和2006年关于文革的两个纪念日产生的最热烈争论都围绕"两个文革"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值得文革研究者注意。特别是,今年的观点中,出现了重新评价、正面评价文革中造反派作用的呼声,对于正确地、深入地认识文革,是有意义的。文革确实需要一个"再发现"、再评价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我的理由是,如果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文革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伦理

结合自己研究文革的心得体会,我觉得中国人研究文革要想取得应有的成果,应重视方法问题,特别是以下问题。

首先要明确,研究文革固然是在履行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但一旦具体进行研究,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学问来做,不必也不能在文本中让责任感、道义感、历史感彰显无遗而让学术规范和学术风范缺位元。事实上,在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立场先行,立场、感情压倒理智分析和理性论证的情况。

做学问就要讲究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但中国人研究文革往往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忽视阅读以往文献,尤其不重视、不善于利用西方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文革时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在方法上很有讲究,背景知识相当厚重--特别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具有坚实的、恰当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学者常常流于直观的描述和常识判断,夸大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有时显得理论视野狭窄。

当然,经验和背景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孰为第一重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文革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本质上说是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经验研究,因此经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学者,更多情况是在西方大学以文革为题目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往往在理论框架方面很强而在经验方面很弱,有的时候他们的论著简直是各种理论的重述和罗列,经验事实只是一点不得不要的点缀。有时他们显得是在不相干地卖弄理论知识,他们的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明显是分离的两张皮,彼此没有关联。

经验--特别是亲身经验--相当重要,比如,依靠文革中的出版物进行研究容易落入陷阱,因为那时的出版物,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群众的,都充满了意识形态狂热、偏见、宣传性谎言,需要高度的技巧才能解读这些材料,而经验,尤其是亲身参加过文革的经验,非常有助于这种解读。

当然,我并不认为亲身经历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研究文革的必需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这些亲自参与过文革的人之后文革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显然与历史研究的事实不相符合。事实上,我发现中国大陆的文革经历者和积极份子对于文革的理解非常成问题,常常还不如外部的研究者,这也许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即使是具有一定经验,不论是亲自参加得到的经验还是从大量的访谈中取得、积累的经验,也不能过分地相信,不能以偏概全,从有限的经验事实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一个不容易避免的毛病,因为我们的观察和调查总是有局限的,而我们一定会受到抽取出一般结论的诱惑。当我们辛辛苦苦地、深入细致地从事调查之后,我们容易相信我们掌握了带规律性的东西。而文革的特征在于它在地区、人群等等方面的差异性,某些西方的研究者不自觉地在这方面落入了陷阱。

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是非常扎实、非常优秀的,但对于这些外部研究者极其冒险的一件事,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采访和研究中概括出全国的情况。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运气都很不好,他们透彻研究中国一个省的情况,推导出一般的结论,但不幸的是,他们挑选的省份情况都具有特殊性,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的研究完全基于广东省的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文革期间,中国完全向世界封闭,香港是唯一可以观察中国的视窗,从广东逃到香港的前红卫兵成了唯一的,也是丰富的资讯来源。但广东情况特殊,因为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尽管镇压造反派,但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官员那样被撤换,因此广东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保守派始终没有垮台,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没有发展成为运动中后期的主要矛盾。他们对于群众组织派别对立的观察、分析局限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这就没有反映全国的情况,也漏掉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

另一位研究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看到了上面的问题,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zhejiang,1966 -1976)中宣称,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那里的情况代表了例外而非规律,他认为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是对干部的评价,这个标准在全国也适用。但他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也是特殊情况:浙江的造反组织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支援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保守派而一直受到压制,浙江的"老造反""红暴会"长期受压,而原因在于中央首长表态出尔反尔,这在全国是十分特殊的。

中国人虽然对于与研究文革相关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较为隔膜和陌生,但反而爱表现出一种理论癖好,觉得不把问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就没有达到某种高度或深度。我经常听到有人对我的研究高度评价和赞誉,但在过奖之词以后则鼓励或要求我一定要在"理论层次"上下工夫,把分析和结论上升到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文革研究的问题用不着升华得那么高,高入云端未见得是深刻,很可能是空洞、大而无当。我认为在研究的初期,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收集、积累、辨析和梳理也是不错的,当我感到可以作一定的理论概括的时候,我追求一种我所谓的"中等程度"的理论化,即高于经验事实但不过分抽象而远离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解释文革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时,爱一下子就追溯到文化传统或人性的源头。我不相信,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要为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人用宗教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力求深刻,认为罪过的根源不是具体事件的当事人,不是文革的发动者,"我们有原罪,罪恶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我认为宗教伦理学原则在这里不适用,这种"深刻"与其说是在深入认识罪恶的根源,不如说是把罪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模糊、淡化甚至解脱了文革发动者直接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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