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告密”文化的恶劣影响至今尤存

徐汝芳

 

多年前,由于读顾准,我才知道在离我老家一百多里地的息县东岳镇,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曾设过“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五七”干校,也知道了来自“学部”的两千多人中,其中就有经济学家顾准、林里夫、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张卓元,张曙光,文化大家俞平伯、钱钟书、杨绛、任继愈、何其芳、吕叔湘、陆志韦、丁声树等数百位著名学者,在这里接受“锻炼”。从这时起,息县东岳这个地方在我心中的份量,就如同抗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那样沉重。不同的是昆明西南联大于国难当头,历尽艰难,为民族延续下了不绝如缕的文脉,而息县东岳所谓的“五七”干校则不啻是中国“文革”时期大革文化命的一个绝佳缩影。

徐方女士的《干校札记》,回忆的正是这一段历史。当年作者正是花季少女,随母亲张纯音来到东岳“五七”干校。四十年后再回首,点点滴滴浮现心头,刻在脑海里数十年那段难忘岁月的人和事,遂化为不磨的铅字,为那个动乱年代,也为“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宝贵的实证资料。朋友把书寄给我,我用两天时间圈圈点点,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此书吸引我,不仅因为作者笔下记述了我所敬佩的思想家顾准、吴敬琏等人的事迹,还因为作者和我同年,对那个年代有着共同的感受,并且记述的故事发生地,离我老家并不远,言俗相近,作者笔下回忆的不少农活情景我小时都见过干过,当作者及顾准们1972年回到北京三里河单位,我也于这年底来到北京当兵,防区驻地就在三里河附近,相同的时空环境,相同的认知感受,使我对徐方女士这本书越读越亲切,越读越感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关于启蒙的好书,是一本通过活生生的悲辛事例告诉人们“文革”是什么,“五七”干校是什么的好教材。同时也体会到,要认清当代中国的真实面目,只有从历史的细节入手,才能看清楚。谨将读后所得和感想记下。

首先,徐方的这本书帮我解开了脑海中关于顾准当年被打倒一事的疑惑。上海解放后,顾准在市长陈毅领导下,负责财政、税收,工作非常出色,为什么到了1952年“五反”时,说倒就倒了呢?读过的顾准传记,对这件关于顾准一生命运的事件都语焉不祥,或不知实情,或有意回避,接触的大量回忆顾准的文章,也都没有说清这件事。徐方的回忆,揭开了谜底。徐方记录了许多与顾准的“谈话”内容。徐方说:有一次,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帐,为了收税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了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还有一次,顾伯伯跟我们谈起1952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一事。他说:‘我心里很清楚,那次整我,把我打下来的就是薄××。

说来话长,这是跟解放初期上海的税收方法之争有关……”。顾伯伯说“那个时候薄××是财政部长。他要求上海的税收工作搞‘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是解放区的老办法,先确定一个城市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个税额摊派到各个行业,然后在行业当中大家来评议谁该交多少税。这个法子适合纳税户少,帐册不健全的中小城市。而顾准则坚决反对在上海用‘民主评议’的办法收税。”他认为:“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不合理的摊派。作为会计学家,顾准很了解上海的情况,一般大一点的厂商都有健全的帐薄,完全可以用查帐的办法征税。为此,他从已关闭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挑选了十几位会计师,聘请他们做税务局的特约查帐员。薄××对顾准居然改变解放区全面实行的税收方法十分不满,一再要求他恢复民主评议,而顾准却认为这在上海行不通,坚持据帐计征。顾伯伯告诉我们,他曾为征税的问题,当面跟薄××拍着桌子争吵”。

据徐方记述,陈毅市长在听取顾准汇报后,赞成废除“民主评议”,采取顾准的“自报、查帐、店员协税”方法。这场争论也捅到了中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而薄××却从此对顾准怀恨在心,并在一次会上讲,“顾准再不听话,就让他没饭吃。”1952年2月25日,薄××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反五反”的领导机关)主任身份到上海指导工作。在29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顾准被宣布为捉住的八只大老虎之一,排名第二,罪名是:“一 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徐方说:”顾伯伯后来跟我们说:“当时指控我的那些罪名根本不属于‘三反五反’的范围。我是个非常廉洁的干部,就算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对,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边。这是薄××挟中央对我打击报复,实际上是公报私仇……。”

徐方还说:为了理清这段公案,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薄××于1952年3月3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的报告中点了顾准的名,那一段是这样写的:‘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四川省档案馆,建康/1/2481/—5),这充分证实顾伯伯当年说的没有错。”徐方回忆的这段顾准亲口对她说的话,帮助我们揭开了顾准在“五反”时被打倒的真实原因,只不过顾准对徐方说时不可能说的是“簿××”,徐方的书稿上也不可能是有姓没名的“簿××”。资料证明,当时担任财政部长一职的是薄一波。顾准辞世已四十余年,薄公作古也已有年,双方争论对错,历史已见分晓,没有什么好刻意回避的必要了。以此事为开端,顾准一生的苦难命运便开始了。顾准的思想虽是从二十年苦难岁月中磨炼出的,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当年薄的重重一击是理所应当的。由此想到: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为什么总是留给世人凄凉和悲壮的身影?充满光辉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从无拘无束自由争鸣中产生呢!

其次,顾准六弟陈敏之同顾准一样都是了不起的人,微斯人,顾准的思想或化为云烟一缕,飘散而去。顾准五十年代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尤其是他晚年对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思考,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巍巍高峰。兄弟二人的交往以及陈敏之先生为顾准遗著所倾注的心力,过去也有所知,但阅读徐方著述,使我对陈敏之先生更加心生敬意。徐方说:文革开始,兄弟二人同时受难,1972年顾准从干校回北京,陈敏之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十年阔别,劫后余生,顾准请弟弟吃饭,饭桌旁谁也吃不下,老兄弟竞至悲从中来,抱头大哭。就是在这种生存环境下,顾准还建议弟弟多读史书,特别是西方史,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马克思主义。”此后,陈敏之返回上海,兄弟俩开始鸿雁传书,直到顾准去世。徐方说:“1973—1974年间,应六弟的请求,顾准伯伯将他多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加之那段时间的读书心得,写出一系列笔记形式的论文”。“文章的一些内容涉及敏感问题,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一旦被发现,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感谢陈敏之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论文保存了下来。之后又历尽艰辛结集出版。

这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徐方回忆中还说明:“顾伯伯病重之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立下遗嘱,其中交待:‘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陈敏之伯伯接下这沉甸甸的遗稿,心急如焚。他深知顾准学术思想的价值”,他说:“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陈伯伯没有辜负五哥的生前重托,在历尽坎坷18年后,终于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与读者见面。到了1994年,更出版了《顾准文集》,避免了一代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顾准文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顾准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人人争读顾准。凡读过他遗作的人,无不为其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所折报。李慎之先生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徐方在书中谈陈敏之的地方还有很多,仅从上述摘记足以看出,陈敏之先生不仅给了顾准晚年非常渴望得到的亲情,而且毫无遗憾地完成了传扬其兄薪火的崇高使命。顾准心虽戚,然有此弟,足尉也!

再次,“五七”干校让文化人斯文扫地,是对文化的无情摧残。徐方书中记:“学部”当年有13个研究所,2000人左右,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真正做研究工作的有1000人,而这1000人相当浓缩,水平很高,其中有一批中国文科顶尖的学者,堪称“国宝”。徐方回忆了其中多位文化大家在“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的往事。现在手机上有种信息传送方式叫“截屏”,如果把这些“往事”的每一幕都变成“截屏”,再联想一下当初情景,这每一幕、每一张“截屏”图,都是对“五七”干校为何物再好不过的注脚和说明。特截数“图”如下:

(1)吕淑湘卖饭票。徐方说:“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去玩。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饭票。’等我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啊?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吕淑湘?没想到竟在这儿卖饭票!”

(2)钱钟书当“通讯员”。文学所从罗山搬到东岳后,照顾钱钟书先生,让他当通讯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帆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干校点。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3)何其芳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他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4)任继愈养猪。“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

(5)俞平伯夫妇捡豆子。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干轻活,“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200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们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中自得其乐。”

(6)陆志韦养猪致死。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校长,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共产党曾安排陆志韦同李济琛、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到机场迎接。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76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身体就已支撑不住,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

(7)吴敬琏“把墙角”。学部人员到干校后,首要任务是解决住房,开始时住的是自己用秣秸把搭的席棚,为改善居住条件,经济所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建土坯房。“盖房技术难度最高的活儿是砌墙角,要求把南北向房屋的东西两面山墙砌成90度直角。吴敬琏叔叔当年是专门负责‘把墙角’的‘高级瓦工’。”徐方说:“最近见到吴叔叔,他还笑谈在干校期间曾先后为八栋住房砌过墙角。”徐方还记下了吴敬琏与顾准一块“起猪圈”的故事。

(8)顾准跪着割麦。徐方说,顾准伯伯在日记中提到1970年割麦,他说他实在弯不下去,只好跪着割,“可他是‘阶级敌人’,没人敢帮。很难想象,当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经济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他那时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徐方说写到这里,又仔细读了顾准的《息县日记》,发现他在干校从事劳动的种类繁多。有拉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抬土、脱坯、制瓦、和泥、供泥、打夯、出窑、卸砖、砌墙、做小工、上屋架、卸洋灰,筛沙、搭脚手架、挖埋杆子窟窿、打秫秸把、打井、耙地,挑水、建猪圈、喂猪、做煤饼等等,细数下来,竟多达51种。

(9)老太太骂“五七”干校的娘。徐方回忆的这一段让我笑得肚子痛,因为这种乡下的拾麦场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也没少干这事,邻村要是有哪一块麦地割了,快拉完的时候,四围就站满了等着哄麦的人群,不等号令就开始,人们拉着爬子万马奔腾,尘土飞扬如沙尘暴。徐方说的是:“一次,我们的人在地里收麦子,扎成捆的麦子还没来得及运走,附近村里的老人、孩子一拥而上拾麦穗。这本来没什么,地以前就是人家的,拾些麦穗倒也无妨。可胆子大的农民抱起整捆的麦子就跑,干校的人不得不出来制止。一个老太太跑得慢,被拦住不许拿。她气愤不过,坐在地头不断大骂:‘我靠干校的娘!我靠干校的娘!’刚开始人们不解‘靠’的意思,听着听着便悟出来了。有位烈士出身的学员实在听不下去,便走过去对老太太悄悄说了几句什么,但见老太婆瞬间闭嘴,颠着小脚忙不迭跑掉了。人们好奇这位仁兄究竟用了什么招数?他说我告诉她:‘干校哪来的娘?干校是毛主席叫办的,他老人家是干校的爹,您老可千万莫要乱骂。’不过这位老太太骂的脏话‘靠’在我们当地是“尻”不是“靠”。这位老太太的骂和这位学员的劝都太精典、太绝了。这个骂“五七”干校娘的老太太虽然不识字,可她曾知道,她与之对阵的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一群大文豪?想想这情景吧,想想这架式吧,我们国家把最顶尖的读书人派到了这种阵地上!

这就是曾被我们称作新生事物的“五七”干校。徐方还讲了许多人的干校往事,包括多位杰出的五十年代初的“老海归”的悲惨结局,这里就不一一“截屏”了。

正如徐方在讲到顾准时所说:“现在想想实在荒唐,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让他好好做研究,发挥其专长,却要弄到去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实在是浪费人才。”当时,我们这些被弄到干校的“国宝”精英们,哪一个不是被整的斯文尽扫啊!

四是对人性的感悟。人性既简单又复杂,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本性具有两面性,或“善”或“恶”,与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徐方的回忆触及到了人的本性,她讲到几起自己经历和见到的告密往事。有一次她和一位叫关友泉的阿姨在池塘边洗衣服,关阿姨在美国留学学经济学,五十年代初举家迁回国。在干校脱坯、踩泥什么都干,还挨军代表的训。两人洗着衣服,关阿姨说,当初在美国,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的。徐方第一次听说洗衣机,问洗衣机长的啥样?不想,两人的闲聊居然有人汇报到军宣队,在大会上受到批判。还有一次,徐方在河北农村插队的朋友写的信,只是说在那里如何孤独、苦闷,有干不完的活,结果被人偷走交上去,说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险些闹出大事。

徐方还回忆了与吴敬琏先生一块接受改造的人,因经受不住军宣队和班排干部的威逼利诱,诬陷吴敬琏等人,结果致使吴敬琏等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饱受折磨。结合回忆告密事件,徐方还解释了有读者对顾准《息县日记》的不解,觉得《日记》好像是“官方话语的复制”,与《文集》相去甚远。对此,徐方说了这样一段话:“顾准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的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本上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考虑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日记中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方语言,使内容都能‘摆到桌面上’。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当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时,应当时刻不忘当时的特殊环境。”从担心被“告密”的背景出发,顾准《日记》与《文集》的不同自然就好理解了。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彰显淋漓。吴敬琏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对人性是这样分析的:“从我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看,‘性善论’和‘性恶说’恐怕都有所偏颇。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都具有双重性,即所谓‘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在恶劣的制度环境下,性善的一面被压抑,性恶的一面都会膨胀起来。”“一些人在‘文革’中的悖谬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特别邪恶,而是特定的境遇将他们心中的恶性因子释放出来,在某些甜头的激励下无限鼓胀,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吴先生身受告密之苦,他对人性的认识入木三分。

藉此我想,中国几千年的制度因子,就与“告密文化”密不可分。商鞅及历代推行的保甲法,用意虽在保一地一国之稳定,但其要诀便是鼓励民众相互告发纠举。前些年笔者在基层主政,为使计划生育工作不被“一票否决”,也曾学习外地经验,推行“十户连保”,一家有超生,其他户都要连带受罚。现在想想,这法子实质上也是在鼓励大家告密。近年,也曾见饭局上瞎聊出惊天大事,实际上也是告密文化在起作用。“文革”年代是中国“告密文化”大盛行时期,其恶劣影响至今尤存。中国人若摆脱不掉这种劣质的告密文化,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法制文明的国家。

读徐方《平校札记》,感想多多,若如上述。总之,觉得此书不仅是作者少年时一段难忘经历的记录,更是一本关于“五七”干校、关于“文革”的启蒙读物。她使我们从细节处,认识到了真正的“五七”干校是什么样的,体会到了杨绛说的“饱受折磨,就叫锻炼”的含义,并进而帮助读者认清“文革”年代的动乱本质。

2016年6月初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