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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另类人”的悲惨命运

土家野夫

 

时下的青年,已经很少有人听到过“三种人”这一说法。因为文革一直是影视和出版的禁区,即便偶有文学作品写过,也很少有人愿去写“三种人”,似乎他们就是文革的凶手和罪人。他们即便怎样被惩罚和报复,都不应该得到理解和同情。

我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几乎是这些年第一次碰触了“三种人”这个题材。小说中那个女主角的父亲,就是因为在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因此被发配到公母寨监督改造。也因此他的女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女儿只能选择在山寨陪伴她的父亲,放弃内心深处的爱情。遗憾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依旧不敢触及“三种人”这个话题,而模糊化地处理了这个被放逐的父亲。

小说并非完全虚构,一切都有原型。也就是说,我是真正在生活中认识并接触过“三种人”的,甚至远远不止一两个。即便我家我父母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即便我本人深深地厌恶和反对文革,但是,我对底层“三种人”的理解乃至悲悯,都超越了正史的定调,也超越了个体的恩仇和好恶。

那么,什么是“三种人”呢?

根据官方文件,“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具体来说,所谓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官干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这是过去对文革史完全捣糨糊的一种分类和说法,除开第三类人是真正大量存在并有罪的之外,其余两种实际需要重新来界定和分析。

简单地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都是共产党这个革命集团的一分子,也不构成真正的集团组织,顶多算各自走得近的一伙人。

其次,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即便是夺权升官了的,也都不是跟随的这两个虚构的集团,而是紧跟毛主席造反起家的。没有毛的号召以及各种最新指示,根本就没有造反,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也就更没有造反还能当官的人。

第二种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更是一种荒诞的定性和定位。文革中在毛的号召下,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当时都是合法的。各个组织都为了保卫毛主席这一个唯一目的,而彼此血战对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他们从来宣传的都是毛思想,而不是什么林、江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之后,其中确有一些底层造反派不服,认为是走资派政变,抓了毛信任的人;因此他们为了保卫毛思想的传承,而公开表示了一些反对。于是,他们被纳入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而要遭到清算。所谓帮派思想严重,终归只是思想。事实上,当年从未听说这些所谓的帮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有过一次真正的暴动和反抗。

他们曾经给别人思想定罪,这时轮到他们也因为思想而被清洗而已。

我的故乡利川县,地处偏远,一样未能逃脱文革的一切运动和灾难。

前几年回乡,见到学妹郭君,问起她的家人,她忽然泣告:父亲死于狱中多年,她一直努力希望为亡父平反。我仔细询问,她拿出一些陈旧的文件给我,我才知道在利川,曾经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三种人”,以及他的悲剧故事。

郭启彬,1934年出生于利川县团堡乡村,1950年16岁应征入伍,之后入朝作战。1955年退役还乡,进入利川一中读书。1957年毕业参加工作,1961年调往恩施地区汽车运输局,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汽车修理工兼司机。

1966年文革爆发,32岁的他是工人中的读书人,喜欢思考一些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于各种灾难,要比一般人清晰和反感。那个时代的这种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皇上圣明,一切祸害皆因下面奸臣当道。于是,当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他们本能地觉得时来运转,该他们出面来扭转乾坤了。

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彭成红组建了“工人赤卫队”这个群众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副司令。他们奉旨造反,开始批斗运输局的前领导,并接管了运输局的工作。当年的汽车运输局是恩施地区最大也最时髦的单位,管辖着八个县的全部客运和货运业务。也因此,这个赤卫队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整个恩施地区的政局。

他的组织属于造反派,必然会卷入与当地“保皇派”的斗争中去。批斗围攻老干部乃至小规模武斗,在当年的中国都势所难免。他是那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的是打倒官僚主义改造祖国的志向,因此并没有打砸抢和杀人夺命的血债。

文革十年,并非造反派一直得势。最初的红卫兵组织,反而是官二代构成。他们以红色正统传人自居,开始迫害地富反坏右各种他们眼中的坏分子及其子女家人。等到他们的父辈被毛打倒,真正的草根红卫兵和造反派才开始起来夺权,并报复打击他们。

但是到了1975年,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全面崩溃,毛重新启用邓小平。这时,邓开始整顿秩序,恢复各地有经验的老干部的权力,并开始打击处理一大批造反派,史称“右倾翻案”。在这一运动中,无数文革中的冲浪儿,遭到了严酷的整肃。

郭启彬曾经打倒过的领导,重新掌权,于是他在当年八月被运输局以“暂不戴帽坏分子”的名义开除公职,遣返故乡利川团堡赵店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其妻亦随之调往团堡乡下供销社,举家顿时陷入困境。

坏分子是五类分子之一,但何为戴帽何为不戴帽,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那时,利川县的另外一批著名造反派,如杨闻生等,一样被清算处理。他们彼此同一战壕,同病相怜,开始思考和质疑这个时代的诡异。他们始终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鼓动他们造反,然后又如此抛弃并惩罚他们。

1976年注定是历史的分水岭。周恩来离世,四五运动爆发,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驾崩,四人帮被捕,华国锋掌权。对任何一个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一年中闪现的这一切大事记,都无法不眼花缭乱。

像郭启彬这样的草根造反派,即便躬耕垄亩监督改造,一样暗中关心着国家大事。他们看不懂时事的巨变,却始终抱着忠于毛主席的孤心。他们对江青并无感情,但对于毛之尸骨未寒,就遗孀被抓这个事变,一时仍无法理解。这些被靠边站的造反派们开始私下聚会,议论与他们似乎相关的朝政。

他们这时大多四十多岁了,依旧还像一批热血青年。其中的杨闻生似乎更为激烈,开始走向大街演讲,直接指控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变。当然,他很快被捕入狱。而与他过从甚密的郭启彬,自知危在旦夕,选择了逃亡之路。他有个二哥在成都,他投奔过去指望躲过一劫。但是很快,就被利川派去的干警抓获。

负责抓捕押送的任某和罗某,按说和他并无私仇。历史已经很难厘清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这两人要在途中万州,将他严刑殴打以致腰椎骨折。

1977年11月,他被利川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20年徒刑,并投入著名的沙洋第五农场劳改。具体罪行是“与他人议论时,散布了有损于毛主席周总理的言论,同时对四人帮进行吹捧,污蔑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与他同罪的杨闻生,则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一年我正读高中,被组织参加了这次公判大会,并目睹了这一公开枪毙过程。

已经瘫痪的郭启彬,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究竟在沙洋农场又遭受了什么折磨,无人知晓,1979年11月4日死亡。妻子只是接到通知,连骨灰都没有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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