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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实说话:美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李西堂

 

本文就用中美百余年交往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中国最危难的时候,美国总是给予中国以道义支持,甚至有大恩于中国。即便是“滴水之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以利于促进中美关系更加密切。

当年,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就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2014年,新加坡李光耀也认为:“美国基本上是一股温和的力量,他向来不好侵略,对占领新领土也不感兴趣。”(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我们能说“美国侵略成性”吗?二、美国反对鸦片贸易

1、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美国在华传教士就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不断谴责鸦片贸易,此举对美国国内反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裨治文(1801-1861年)是最早公开在西方杂志上抨击鸦片贸易美国传教士之一,18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指出鸦片是“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1837年3月24日,以奥立芬为首的在华美国商人集体向美国国会提交请愿书,阐明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表示“无论是从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来考虑,还是仅仅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考虑,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在中国的结束。”他们还表示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并向美国政府告知在华美国商人也同意与林则徐具结保证书的决定。

1839年9月,在林则徐收缴鸦片和英国退出广州之后,美国来华传教士向美部会阐述了中国政府禁烟运动的重大意义。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当时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在华鸦片走私,禁止美国商人从事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任何商业活动。为了同鸦片贸易划清界限,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自己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1842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率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抵达中国海面,以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并“阻止和惩罚美国人或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国旗为掩护所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参考进《略论早期美国赴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所以,马士概括说:“美国方面的舆论是反对鸦片贸易的。在1834年到1860年间,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向国内各团体提出的报告在美国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识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旅居中国的美国商人中,有些是尽其所能地积极参加鸦片贸易,但是大部分的美国商人,却纯粹凭着良心,不但不参加这项贸易,而且还积极反对它,一遇到可以利用的机会就支持传教士们对鸦片贸易种种罪恶的谴责。美国政府公布的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见,在1842-1844年的第一批条约上,美国是唯一的支持中国禁止这项贸易的国家----不但是在该条约本身的本文上,而且还在关税税则上,加上‘鸦片是违禁品’的字样。……美国的海军军官却常常警告说,他们对于从事这种非法贸易的船只或个人,不会给什么保护。”(《关系史》第一卷599页)

2、负责签订《望厦条约》的美国专使顾盛赴华前夕,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他的训令中强调说:“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种类的走私,而且宁愿放弃对这类商人的一切管辖权,也不会出面袒护,使他们不承担他们本身非法行为的后果。”条约签订后,顾盛向美国政府报告说:“鸦片一项,在中英各条约中都未直接提到,但‘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公民从事与此种或任何别种违禁品贸易,将不受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国旗亦不得由别国滥用,以掩护其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望厦条约》正文及其附粘税则中,都明确规定了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33款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关系史》第一卷360-361页)

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派遣列卫廉出使中国,试图调停英、法与清政府的矛盾。“在任命列卫廉先生为全权公使的时候,华盛顿政府重申了它的反对鸦片贸易的政策,他也奉令要支持中国的政策和再度确认包括在‘望厦条约’中的发对鸦片的条文。”(《关系史》第一卷600页)4、为支持中国禁止鸦片,“1909年2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自从1843年以来,政府、人民和商人自从1856年以来,就一心一意帮助中国作反鸦片的努力;现在召集开会的正是美国政府,主持会务的是美国人勃兰脱主教,会议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禁烟……第二次会议是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的……主持会议的还是勃兰脱主教”。(《关系史》第三卷470页)同英法等鸦片贩子之国相比,美国衷心支持中国禁烟、尊重中国领土完整,更有正义感。

三、美国数次退还中国赔款

1、1856到1857年之间,美国商人在广州一带与中国民众的冲突中蒙受损失,清政府赔偿了五十万两白银。但到1885年,美国政府“根据国会于1885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退还中国前所付出而未经美国财政部发放的尾数。所付的款是五十万两银子,换为现款735288美元。……余数453401元(连同利息在内),全数付给了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郑藻如)。这位公使表示他的意见说,‘这样慷慨的退款……不能不使人起友善和敬佩之感’”这是美国国会“基于美国人民的正义和公平交易感,授权总统将国库中未发行的余额退还中国”。(《关系史》第二卷398页、第一卷585页注)

2、“1885年9月2日,在(美国)联邦属地怀俄明的诺克斯匹灵地方,一群暴徒对中国居民攻击,杀死了十九人,伤了许多人,并且把约计六百人从城市中逐出”。“而中国暴徒也在中国对美国的传教士们进行迫害”。“经过华盛顿与北京间的一些外交文书往来之后,美国政府偿付了在诺克斯匹灵地方中国人的物质损失147749美元,这‘不是根据什么条约义务或是什么国际法的原则,而纯粹是对于那些无辜和不幸的人们表示慷慨和怜悯’”。(《关系史》第二卷399-400页)

3、1901年,八国联军在商议赔款问题时,其他列强狮子大张口,而美国多次“企图限制各国的赔款要求。驻在北京的美国公使在二月中和三月底两度提议,对于赔款的数目,‘应该采取一个在中国支付能力以内的总数,倘使这个总数显然不够完全支付所提的要求,那么每一个国家应该同意将它们的要求作比例的消减’。这个提案并没有完全被他的同僚们欣然接受。”(《关系史》第三卷371页)由于争执不下,美国又建议将所有的要求提请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解决,但也没有被其他各国所接受。“美国公使于是主张要求一个中国支付能力所及的总数,每个国家的要求应该加以消减以便适应这个总数。”但这又遭到德、英等国的反对。(《关系史》第三卷376页)而美国继续与各国协商,向英法德日施加压力,希望减少中国的赔款数额,最后各国不情愿地陆续消减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4、在正式确定的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美国只要求2500万美元(合32939055两白银,占7.3%),而且宣布它的这笔钱“包括公私两项要求在内,并且这个数目将‘不论军事行动时间的长短始终保持不变’”。(《关系史》第三卷379页)而其他列强比美国拿走更多,却都抱怨不够。

更了不起的是,美国拿到这个钱没有动,且在其后二十年间,美国国会曾两次通过决议,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赴美留学生之用,进而成为唯一一个主动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美元)之外,所余1200万余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他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帮助中国开办教育事业,更是大有益于中国进步的善举。

5、在草约签订的1901年,100英镑兑换白银666.6两,而到1903年,100英镑兑换的白银则已超过750两,后来白银贬值更大,中国始终要求按当初确定的银两数目赔付。“列国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美国政府‘始终把这项的协定的含义理解为债务应按银两支付’。”(《关系史》第三卷395-396页)6、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所有各国都曾经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劫掠银条,但美国政府是唯一还多少退还给中国政府一些的一个政府。在1900年7月,美国军队在天津盐政衙门抢去一笔五十万两银子的款项,但在1902年1月24日以376300美元相等价值的一笔款项交还中国”(《关系史》第三卷395页)此外,八国联军战后,在设置驻北京使馆卫队人员数量方面,各国普遍要求卫队人员为250至400人,只有美国仅为100人。(《关系史》第三卷381页)

四、美国帮助中国开办教育事业

1、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并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在中国开办大中小学校。“英国人自1807年马礼逊的到达开始,美国人自1829年裨治文的到达开始;在后一个日期的二十年之后,在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计有19个英国人,44个美国人,2个瑞士人和2个德国人”(《关系史》第三卷442页)这些在华美国传教士本人是大学毕业生,利用他们的才能教学,开办了几百个学校以教授中国青年。“在1905年,基督新教会主持下的学校总数在中国计有2585所,其中14所(内有美国的12所,英国的2所,差不多中国所有的专门学校都是由美国人创办和配备的)可以说已经跻身于十足的专门学校(大学)的地位,学生人数达57683名”。(《关系史》第三卷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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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会大学包括:燕京大学(1916年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湘雅医科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国货”,以至于当时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说:“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和支持的。”英国曾经和美国联合创办协和医学院,但最终该校还是划归美国教会所有,其他列强更无一国愿意掏钱在中国办大学。

2、中国以前只有讲授“四书五经”、培养“之乎者也”人才的科举教育,而讲授数理化、生物、医学、地理、航海、制造知识的现代学校教育,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引进的。这些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自然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对拯救中国、走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百余年前,马士就明确指出:“西学----那曾经装备了列国并使他们能够凭以挟制中国的正是这个东西;那曾经使日本能凭以从同样俯首听命的地位跻身于国际平等之林的,也正是这个东西,那么所需要借以赋给中国以同样能力的,自然是舍此别无他物了。”(《关系史》第三卷447-448页)没有“西学”或“西方那一套”,中国能实现现代化吗?

3、美国政府还主动退还庚款,用于帮助中国开办教育事业。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提议退还中国庚款的咨文中说:“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于是,美国政府利用庚款在北京设立“清华国立学堂”,作为中国学生留美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并商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任、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同时,还用庚款为中国改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德日等国,则把比美国所得更多的庚款拿回本国,去发展自己的军事、经济了。

五、美国始终对中国给予道义援助1、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提出一个瓜分世界的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提议美洲圈归美国,大东亚圈归日本,但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同时提出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美国不为所动,断然予以拒绝,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对华侵略!随后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特别是对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实行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难以运转。同时,美国与西方国家携手维护中国的完整,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敦促日本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掠夺的所有权益。

因此,李光耀指出:“日本人增侵占中国,并占领了它所有主要城市。若不是美国人恫言禁运石油,他们或许已吞并整个中国。倘若如此,……他们必定会深陷游击战的泥沼。”(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2、在对日本实施全面制裁的同时,美国对中国抗战予以巨大援助,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2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主流媒体舆论一直站在中国一边,对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表示尊重与赞颂,同时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1938年6月11日,美国政府谴责日本轰炸中国平民行为,“劝阻向那些用飞机来轰炸平民的地区出售美国飞机”,随后国务院不再签发相关出售的许可证,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美国政府还组织人拍摄了日本空袭上海的记录片,美国公民观看后,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更加反感和愤怒。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参与中国抗战。1941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下,陈纳德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在七个月中,先后作战50余次,击毁日机299架,歼灭大量日军地面部队,自己损失飞机73架,牺牲飞行员22名,被俘3名。1942年7月,志愿援华的“飞虎队”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部队,次年3月又扩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帮助中国作战。到抗战结束,该航空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敌商船223万吨、军舰44艘、百吨以下的内河船只13000艘,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有效打击了日本在华空军力量。中国人民应当永远记住陈纳德将军和他勇敢的美国空军小伙子。

4、当日军切断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外出交通线----滇缅公路后,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协助中印缅战区空运司令部,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北部到云南的空中运输大通道----“驼峰航线”,从而保证了美国驻华空军及中国作战所需物资的运输补给。截至抗战结束,该航线总共空运各种物资73万多吨,美军损失飞机563架,死亡超过1500人。

5、1942年8月,应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决定放弃在华特权(包括治外法权),并将此意及美方拟就的简明条约草案通知英国。9月8日,英国正式复告美国,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10月9日,美英两国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即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有关权益,尊重了中国主权。

六、美国大败日本使中国迅速光复1、抗战后期,美国出动大军消灭了日本陆军主力。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其中在中国八年累计战死41万人(含中国远征军毙敌1万多),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2%;在缅甸被英军击毙15万人,占日军死亡总数的8.1%;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9万人(主要是诺门坎和苏联出兵东北两场战役),占日军死亡总数的4.8%;而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则击毙日军120万,占日军死亡总数的64.9%!

2、美国消灭了日本海军。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大型军舰300多艘,有90%被美国海军击沉,被击沉的商船、油船也是这一比例,日本本土几乎完全被切断外援,由此注定了日本的败局。而中国八年抗战,却未能击沉日本一艘驱逐舰,就更不用说航空母舰和巡洋舰了。

3、史料显示,直到1944年底,甚至1945年8月美国投掷原子弹前,日军相对中国而言,绝对还很强大。例如,1944年4月至11月,日本为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投入40万兵力,北起黄河,南至越南,在数千里辽阔的战线上,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而国民党5个战区投入130万军队,几乎等于国军全部主力。但日军几乎横扫千军,连战皆捷,日军只伤亡7万人,而国军竟损失60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沦陷人口6000多万、城市146座,丢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本在投降之前数月,尚能大败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要是没有美苏出手,能在数月之后的1945年彻底打败如此强大的敌人吗?

即使在1945年8月9日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御前会议作出投降决定,并命令侵华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立即投降时,接到命令的冈村大将仍不服气,当即致电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陈述日军无比强大的事实:

“陆军几百万大军未经决战即行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很少见。派遣军整八年间连战连捷,即使一个小分队在全军牺牲之际,也要把所有武器毁掉,不使落入敌手。而今百万精锐健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我坚信,屈服足以亡国,继续战斗,全体国民武装起来,团结一致,进行殊死战斗,必能死里求生。”这封电报,代表了全体侵华日军的决心和意志,他们竟把数百万国民党军队视为“重庆的残兵败将”,而对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竟然连提都不提!拥有如此强盛的兵力、气势和战斗力,他们当然不会投降!幸好美国威力无比的原子弹,迫使天皇不得不下令侵华日军缴械投降。否则,中国的抗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胜利!

显然,1945年8月,包括关东军在内的200万日本侵华大军依然健在,中国战区却突然接受了131.4万日军(不含70万关东军)集体投降!显然,这主要不是我们打败敌人的缘故,而是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威力。原子弹让天皇下令日军投降之前,中国军队也发动了一些零星反攻,夺取了一些炮楼和若干县城,但诸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所有大城市,悉被日寇占领,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我们还连一座也未收复。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果没有美国下狠手,日本远不会在此时突然宣布投降。

4、我们知道,要想彻底打败敌人使其投降,就必须经过大规模的战略大决战,将其主力部队彻底歼灭,迫使其不得不降。然而,八年抗战到1945年,我们一直没有和日寇进行过一次战略大决战,没有让日寇百万主力大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之前和日军进行的多次大会战,几乎都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原陆军司令张发奎的回忆录就说,以他的经验,中国就没有真正打赢过日本,国军战史上22次大会战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名不副实,每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日本攻打一个地方,无意于长期占领,占领几天就自动撤走,他一撤走,国军这边就说大捷了、赢了。整个抗战来讲,估计也就台儿庄战役确实打赢了,平型关小赢了,国军战场上就没有正儿八经打赢过。日本鬼子真想打或者真想占领一个地方,几乎都能达到目的。他还说:“我们的八年抗战,谈不上什么史诗,我们和日军的作战,几乎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最后赢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没有投降,誓死抵抗,百折不挠,最终在美国迫使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也“因人成事”,赢得了最后胜利。大规模的战略大决战是美国人(与关东军的决战则是苏军)替我们完成的。1945年3月18日至6月22日,美国发动了历时96天的冲绳战役,日军死亡9万余人,被俘9000余人,岛上居民死亡约10万人,损失飞机7830架,舰艇被击沉16艘、击伤4艘。美军伤亡75600余人,损失舰载飞机763架,舰艇被击沉32艘,击伤368艘,其中有13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67艘驱逐舰遭到重创。此役是美军在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伤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

美军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占领冲绳岛后,已经重重砸开了日本的国门,准备以更大的军事力量攻打日本本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计划,准备在1946年秋季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计划使用的兵力,光航空母舰就有90艘,各种舰艇3000多艘,各类飞机近15000架,地面登陆作战部队39个师55万人,后续部队更须源源不断。

然而,面对美军的强大攻击,顽固不化的日本大本营首脑们,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提出“举国玉碎”的本土决战计划,决心战斗到底,宁可毁掉整个民族,也绝不投降!冲绳惨败的当年6月,日本政府颁布《义勇兵役法》,规定凡15岁到60岁的男子,17岁到40岁的女子,必须服兵役;陆军部颁发了《国民抗战必携》,要求所有日本国民抱定本土决战的决心,都要参加“国民义勇战斗队”,进行战斗训练,以突击肉搏战法,协助军队作战。日本所有青壮年甚至妇女、儿童,都要手持竹矛、木棍及锄头,练习刺杀要领,准备全民族与美军拼到底。

面对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日本恶魔,美国如果按照常规打法,只有以冲绳岛为跳板,登陆日本本土,和敌人一刀一枪地浴血拼杀。但美国人经过计算发现,美军要从地面进攻、最后占领整个日本,至少要牺牲100万美国军人,日本也要丧失500万乃至1000万条人命。而原子弹所杀伤的生命,将比这个数字少得多!故杜鲁门总统下决心使用原子弹!事后也证实,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炸死不过30万人,就结束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侵略,既避免了美、日双方上千万人死亡,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福祉。如果发动地面进攻,真不知要激战到何年何月、伤亡多少中、美、日三国之人!

果然,8月6日和9日,两颗原子弹投下去之后,日本连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立即投降!后来天皇拜见驻日“太上皇”麦克阿瑟,检讨为何没有及早宣布投降时说:正因为美国放了原子弹,才使我有了决意投降的借口,不然我说话也没人听,有人会造反,把我送进疯人院……

显然,没有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没有美国人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就没有中国抗战的及早胜利。即使我们能够打败冈村宁次的百万大军,那也得在中国陆地上和日军一刀一枪地拼杀,对日本占领的930余座城市要一座一座地攻夺回来,不知要牺牲多少中国军民!人民该要承受多么沉重的灾难!即便中国能够光复大陆,但面对日本几十艘庞大的航空母舰,我们没有足够的海军,绝不可能收复台湾。况且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能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美国放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天皇当天便决定投降,并命令200万侵华日军全部放下武器。于是,我们不仅轻松地收复了大陆被日军占领的930余座城市,而且不费一枪一弹,日本就乖乖交出了它已占领了40年的东北、占领了50年的台湾!这还不算美国有大恩于中国吗?

可惜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美国在抗战中的贡献绝口不提。我们甚至不知好歹,把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大恩大德,视为“屠杀平民”的罪恶行径。在某些国人眼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罪恶要远远大于日本帝国主义!如此这般,我们怎能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七、美国在冷战时期也期待与中国接触

1、中美曾经有过友好的往昔,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帮助中国政府建设工厂、学校、医院等设施。然而蹊跷的是,美国的这种帮助,全被我们看做是在帮助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因而我们一下子对美国极为仇恨。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详细阐述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最前面是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这封信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引自《毛选》第二版1505页)

不料,艾奇逊讲的这些“有案可稽的”友谊事实,全被毛泽东视为谎言和侵略的证据。在这前后,毛还密集发表诸如《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公开抨击美国的檄文,明确向世界宣示“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只能倒向苏联而不是美国,从此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中美之间变成敌对关系。

但即使如此,美国从地缘政治考虑,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在南京国民政府沦陷后,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把使馆迅速迁往台湾,而是移至广州,期望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2、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对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亚洲危机----对美国政策的审视》讲话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一贯立场----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我们利益的敌人。”(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然而,当年10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中美更加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造成两国此后20多年的严重“冷战”和对抗。但在道义上,美国仍旧伸出和解与援助之手,积极期待与中国接触。

3、1959-1961年,中国发生了三年严重饥荒,美国决定对中国粮食援助,制定了援助方案与中方接洽;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后,美国也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可惜这些援助好意都被中国冷语拒绝了,且声称我们不要帝国主义的“嗟来之食”和“假惺惺的怜悯”,是“有骨气”和“敢于斗争”的表现。呜呼,这种贬斥善意、硬充好汉之举,究是何苦来哉!我中华向来提倡知恩报恩,可是面对美国长期给予的巨大帮助和恩情,我们不但没有对老美说过一声感谢的话,反而长期以怨报德,起劲地予以谴责、批判、丑化和辱骂人家,这能算公平、正义和厚道吗?能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吗?

当然,美国也做了很多对不起我们或不友好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胸怀宽广,牢记别人好处,忘记别人坏处,学习别人长处,理解别人难处;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增进邦交,以利发展。愿国人详察熟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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