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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选择和对待“朋友”的?

邢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塑造了美利坚民族与众不同的国民性格,也成为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外关系中,文化是国家确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更容易建立持久的合作,更容易形成朋友关系。

美国从文化视角判断与其他国家亲疏关系的三个依据,即是否是基督教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符合此三项标准且承认美国领导地位的工业国家是美国的朋友。

谁是美国的朋友?

对美国而言,从独立到二战结束以前美国在世界上是没有朋友的。尽管按照以上三项认同标准,早就有西欧国家符合美国的要求了,但在二战结束之前,它们从来没有承认过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不得不向西欧国家妥协,接受了违背自己理想和原则的《凡尔赛和约》,这说明欧洲国家并没有听从美国,反而是美国不得不屈从于欧洲国家。不仅如此,这些近代以来一直主导国际事务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嗤之以鼻,同时很反感美国对欧洲事务指手画脚。鉴于此,美国与欧洲之间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外,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都看不上对方,但与此同时保持互不干涉。

二战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实力对比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曾经左右国际事务的欧洲强国都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欧洲丧失了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心地位。而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非但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反而在大量军用物资需求的刺激之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二战后的美国,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远远超出了西半球,美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欧陆中心。在英国首相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的鼓动和渲染之下,早已存在于西欧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它们清楚地意识到,单靠欧洲国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抵挡苏联的进攻的,只有依靠美国的帮助才能求得自身的安全,所以它们纷纷倒向美国一边,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庇护。因此,在冷战阴影的笼罩之下,美国被欧洲国家推举为捍卫“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西欧国家则被美国当做对抗“邪恶帝国”的力量,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朋友关系就这样确立起来了。

美国对朋友——“顺我者昌”

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对依附于或服从于自己的国家都提供安全保护,美国也不例外,但远不止于此。美国不仅承诺在战时对盟国提供保护,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承担了对它们的防卫。此外,美国在经济上给予盟国大量的援助,促使它们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美国对盟国如此慷慨之举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更确切地讲,二战后美国与西欧国家形成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而不是盟友关系。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是如何对待朋友的吧。

冷战时期的美欧关系

二战结束后到1947年,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仍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无力自拔。1946—1947年冬,遍及欧洲的特大自然灾害更使它们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罢工频仍,社会动荡。欧洲的这种严峻形势令美国感到担忧。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开宗明义地指出:欧洲由于战争严重的破坏致使经济结构面临解体的危险,“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上的匮乏使欧洲国家无力购买(主要从美国进口)维持生产和生存所需的物资。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无实质性的外援,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将全面恶化。处于绝境中的人民必将引发社会动乱。为了世界文明和美国的利益,马歇尔呼吁美国人民给予欧洲人民以理解和帮助,承担起美国拯救世界的历史责任。

杜鲁门在随后向国会作的经济报告中,把马歇尔计划提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的高度,认为这一计划涉及西方文明,乃至美国现在享有的生活方式的生死存亡,美国值得为此做出暂时的牺牲。而美国民众和舆论界在“杜鲁门主义”的鼓吹之下,已很自然地把“自由世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多数赞同经济援欧,美国即使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于是,1948年4月,美国通过了总数为60.89亿美元的《1948年援外法》,其中53亿用于“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作为四年中的第一年拨款。到1952年该计划结束时,援助总数为132亿美元。美援一部分是赠与,主要用于粮食和消费品;一部分是低息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受援对象为西欧16国加上德国的西方三国占领区,其中受援最多的依次为英国(包括属地)32亿、法国27亿、意大利15亿、西德14亿。西欧各国从美国获得的援助数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们在美国的亲疏关系排序表中的位置,与美国同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受到美国的特殊待遇。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挽救了西欧当时濒临崩溃的经济,而且奠定了此后西欧走向独立和繁荣的基础。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西欧16国工业产量已超过战前35%,农业产量超过战前10%。西欧国家终于摆脱噩梦,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当然,毋庸讳言,美国本身也从中获得巨利。在马歇尔计划之下,2/3的西欧进口物资来自美国,美国通过贸易从欧洲赚回的美元几倍于它援助欧洲的美元。在战后美国经济面临萎缩的关键时刻,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经济起了促进良性发展的连锁反应作用,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基础。但是,作为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国度,经济利益从来不是美国对外政策考虑的重点,从欧洲经济振兴中获利也不是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目的。对美国而言,马歇尔计划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是,美国通过经济联系加强了与西欧的政治关系,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地位稳固地确立起来。

较之从经济上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对给予西欧国家军事上的援助一开始并不积极。美国对自己是否要在非战争时期为另一个大陆的十多个国家承担沉重的军事负担一直犹豫不决。但在西欧国家的一再要求之下,在充分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美国最后同意与西欧国家正式缔约,组成“北约”军事集团。

“北约”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军事条约,但它对美国和西欧的政治意义超过军事意义。杜鲁门于4月12日在将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的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条约签约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传统、个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员国。我们曾合力推动自由的体制,我们目前正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重建,并从中分享共同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这个共同体中每一成员的福利和安全有赖于全体的福利和安全……我们之中任何一国单独都不能保证自由的存续。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一开始也明确写到,此条约的目的旨在“保护那种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个人自由和法律,以及他们本国人民的共同文明遗产”。由此可以看出,“北约”的目的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军事集团,美欧结盟的目标不只是防止苏联的军事进攻,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美国与西欧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它与“杜鲁门主义”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是一脉相承的。

“北约”的签字国当时是12个,1955年北约的成员国发展到15个。北约的建立是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结盟,它意味着美国承担起了保护欧洲盟国的责任,当西欧盟国遭到攻击时美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实践证明,美国对自己承诺了的事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付诸行动。北约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内就通过了《军援法》(或称《共同防御援助法》),美国政府拨款13.14亿美元用于对外军援,为期一年,其中10亿用于“北约”国家。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声称:“不仅要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要使苏联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一旦欧洲遭到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进行回击。”

尽管欧洲形势经过几十年的跌宕起伏,终未爆发苏联进攻之事,美国“保卫西欧”的承诺也未经实践的检验,但仅就美国最终同意成立“北约”,愿意为西欧安全承担义务和安全保障,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来看,美国对盟友的“一片丹心”已有历史明证。美国在和平时期对盟国承担如此重大的军事义务,耗费如此巨大的金额,这在世界历史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果没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的存在,美国未必会有如此“慷慨”之举。但不管怎么说,冷战的两极国际格局下,在与苏联的竞争和对抗中,美国能使“顺其者”的盟友实现“昌”,其意义非同一般。它用铁的事实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用来攻击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重要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必然绝对贫困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原料和殖民地的矛盾不可调和,必然引向战争——从而使西方阵营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逐渐掌握了道义上的优势,使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欧关系可以说拯救了整个西方世界。

冷战后的美欧关系

冷战结束后,一度有学者认为,随着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消失,维系美欧关系的政治基础将不复存在,美欧的“特殊关系”将难以为继,即使有共同的历史和共享的价值观也不能阻止美欧的分裂,正像历史上它不曾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一样。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美欧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不断显露和加深,甚至不排除双方走向竞争和对抗的可能性。亦即,随着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消失,美欧的朋友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冷战后初期美欧关系的发展似乎也证实了以上判断。2002—2003年初,美国与西欧大国法国、德国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巨大分歧似乎更是为以上观点提供了佐证。当时德国和法国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但小布什发动战争的意愿十分坚决,即便不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也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双方的分歧十分明显,且都不愿向对方妥协,以至于联合国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讨论演变为美欧对峙和展开外交斗争的场合。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美欧关系自二战后以来受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并对美欧关系的前景深感忧虑。如基辛格认为,美欧分歧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自五十多年前创建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艾欧·达尔德尔认为,美欧关系结构式的深刻变迁将导致大西洋主义的终结。拉赞·梅农强调,伊拉克危机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已经不完全具备历次争吵后和好如初那样的政治和感情基础了。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大西洋同盟崩溃论”,认为崛起的欧洲正在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美欧关系正由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演变为地缘政治竞争关系。

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如以上学者所预料的那么严重。恰恰相反,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法德一改战前的强硬态度,非但没有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谴责,反而是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希望美国迅速获胜以尽快结束战争。战争进行到第10天之际,即4月1日,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公开发表声明,虽然法国没有直接介入战争,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盟友美国和英国一边的”。4月4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德国希望美英联军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获胜”。4月10日,在得到小布什与布莱尔会晤时发出的要修复美欧关系的信号后,4月1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失时机地给小布什总统打电话,提出不再纠缠过去,要用“务实态度”处理双边关系。这一举措为双方后来的高级别会晤打下了基础。而美国在战争一开始后也改变了战前的强硬态度,屡屡向“老欧洲”国家发出和解的善意举动。如美国多次表示,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问题要回到联合国的框架内。战争期间,美国也通过各种渠道与欧洲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卸任时的布什坦承为美国留下了一个艰难的局势:包括当时未完成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对美国仍有威胁的恐怖分子。

伊拉克战争结束的几年里,美欧双方均表示要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问题上密切合作,努力消除伊拉克问题对双方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随着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的更替和布什第二任期的开始,美欧关系不断升温,不仅因伊战而受损的关系得到修复,而且比伊战之前更加亲密。2005年11月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后,采取了“新大西洋主义”路线,使德国的外交政策回归到传统的轨道上,以消除施罗德时期德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留下的阴影。而美国也对默克尔总理寄予厚望,希望她能给欧洲国家带个好头,巩固美欧联盟并支持美国。默克尔总理上任后首次访问美国时,小布什总统称“德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国”。2007年默克尔再次访美时,小布什亲自开车迎接,并邀请她到自己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共进晚餐和早餐。当被媒体问及为何如此频繁地访美时,默克尔总理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关系有多么好。”

2007年5月法国新总统萨科奇接替执政12年的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他上任后把调整法美关系置于法国外交的主要位置,对美国频频示好,美国也给予热烈回应,双方关系很快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2007年11月,萨科奇担任法国总统后的首次访美也受到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他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时称:“法美从来都是朋友、盟国,今后将永远如此。”从而把法美关系改善的气氛推向高潮。与此同时,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美国的立场靠拢,与美国加强合作。

伊拉克战争后的美欧关系重归于好,并不只是各国首脑的个性或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使然,而是因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国和欧洲互为对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最亲密的伙伴,双方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有着最接近的一致观点。同时,双方在各自的战略安全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久经考验的最可信任的战略同盟。所以,尽管双方关系在冷战后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甚至在最核心的安全领域还存在矛盾和分歧,美欧关系的调整也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不能排除还会遇到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挑战,但美欧关系以牢固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为基础,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中仍会是最稳固、最可靠的一对关系。


(选自《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一书)

作者简介

邢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国际关系、美国政治与外交、中国对外政策。负责并主讲的研究生课程“美国政治与对华政策”为清华大学精品课。已出版《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国际关系学入门》《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国际关系:精选文献导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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