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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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你泡在那些大词里太久了

刘亚伟

 

[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我们超越传统的国家情感,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实现传统思维模式的现代转型。]

西哲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一般理解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也有人理解为:通过思考而意识到或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在这里继续引申为,我如何思考就如何存在,或者是,我的思维方式,决定着我的存在方式。

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谬与偏狭,其实都可以在观念和思维模式上找到最后的根结。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需要走出观念的迷障,实现从传统思维模式向现代思维模式的转型,然后才有如何用现代思维模式看待和继承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无从谈起。在传统中谈继承传统,犹如在传统中反传统一样荒谬可笑。

就像我们每个人反思反省自己时的情形一样,一个民族在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让人感到不快的事物,一些令人难堪的结论,往往还会伴随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这时,我们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理性的指引,以及宽容之心、谦卑之心和平等相待之心。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成为支撑现代中国人的唯一信念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成为一切理论探讨和政治行为最后的归结点。在这一点上,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陷于某种迷茫:谈到民族复兴,谈到国家强盛和国家利益,谈到传统文化,似乎就触到了底线,不容置疑,不敢再往前跨出一步,成了新的思想的禁区。

然而,“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胡适先生60多年前留下这句名言,直到今天还不能为大多数国人所认同和接受。国家、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似乎占据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似乎成了最高价值,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在“国家”、“民族”面前似乎成了婆婆面前胆怯害羞的小媳妇。

其实,这个禁区一直都在,过去只是一种隐性的存在,被救亡图存这样更为急迫的议题遮蔽了。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若要继续前进,对这个禁区已经到了非碰触不可的时候了。

思考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我们会发现,专制集权者正是打着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类的旗号,以号令挟持广大民众。他们往往都会把其私利、把其小集团的利益包裹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下,或者与国家民族利益捆绑在一起,为他们种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不义行为,寻得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或招牌。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血缘和家庭,个人权利往往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个人主义也往往被看作一种自私自利的观念。其实无论从当下的现实还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国家都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正如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政治学的邀请》中所说的:“我坚信个人创造出了人类最重要的现实,从这一现实中派生出了国家及其他机构,而反过来则是不成立的。”

若想推进社会变革,必须破除和超越“崛起”、“复兴”是最高价值的民族神话和观念迷障,拨开这些观念对现代性的遮蔽。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目的应该落实到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权利和幸福上,而不只是为了崛起和复兴,更不是与其他民族一较短长。其实只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互依存在这蓝色的星球上,利益休戚与共,并没有终极意义的胜负论。

正如秦晓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乃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其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至于“崛起”、“复兴”不过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个大国,也许在未来不久还会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但崛起的不应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天朝上国”;复兴的也不应是中华文明天下至尊的传统地位。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目的应该是以人为本,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福祉,其核心内容应该是每个人能够享有自己的权利,是自由、平等、博爱,其途径应该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宪政民主的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三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转型走过了170余年的历程,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关口。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民族全体成员的理性和智慧,需要冷静、平和的心态,需要超越传统的国家情感,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超越传统文化的制约。而实现上述超越的前提,是实现传统思维模式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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