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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共和制能防止派系之争?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被公认为是整本书里最重要的篇章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之一”,它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它提出的理论具有原创性;另一方面,它奠定了美国联邦共和政体的基础。这一篇作者是麦迪逊,行文条分缕析,步步推进,逻辑严谨,足见其一流的政治理论水准。

他首先提出,在构建一个民治政府时,人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派系之争。顺便指出,有些中译本把“派系之争”翻译成“党争”,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它讨论的是党与党之间的斗争,其实,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没什么关系,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政党。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就是派系之争的意思,或者说,是不同群体或者利益团体之间的斗争,它存在于任何社会里,即使那里没有政党。

麦迪逊首先界定了派系之争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群公民,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是出于他们的激情,还是出于他们的利益,联合起来侵犯另外一些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然后,他提出来怎么解决派系之争的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所带来的弊端或者坏处。一共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把它的源头给消灭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要控制它的后果。那么,如何消灭派系产生的源头呢?方式又包括两种:一种就是,把自由毁灭掉,因为正是自由导致了派系的产生。没有了自由,谁都不许表达自己的看法,谁都没有自己的利益,那也就没有派系之争了。如果所有人都服从一个人,那还有什么可争的?问题是,这个方法不可行,因为为了消灭一个次要的东西,你把主要的东西也给消灭掉了。麦迪逊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自由对于派系而言,就相当于空气之于火一样,不能为了消灭火,空气都不要了。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第二种消灭派系之源头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同样的看法,都有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利益。这也不可能,即使在任何一个很小的群体里,这都很难实现,更别说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中。因为如果大家有自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追求,必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多样性,人与人的这种差别,正是政府需要保护的首要目标。我们要政府,不是说要它让我们整齐划一,而是让它能够更好地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约翰·密尔说过一句话:个体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如果没有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这样的社会其实很难存在下去。

所以,这两条消灭派系源头的方式都不可行。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够容忍派系的存在,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努力控制它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在麦迪逊看来,派系的存在,是人性所决定的,因为人性当中天生的存在贪婪、自私、妒嫉等,所以派系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存在,一些人总是会想办法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可能改变人性的,我们是不可能把人都变成天使的,那我们就只能想办法来控制派系之争所带来的后果。

麦迪逊指出,派系之争最经常、最持久的原因是财产的不平等。这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不是说一些人占有另外一些人的财产,而是说,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不可能拥有同样多的财产。有的人拥有财产多,有的人拥有财产少;有的人赚钱能力强,有的人赚钱能力差;有的人继承得多,有的人继承得少;等等。所以,不可能做到人与人之间都有同样多的财产。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财富的多寡不是分配的结果。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在分配财富,财富的多寡是自由交易和自愿合作的产物。除非是在一个计划经济社会里,由所谓的中央政府给每个人分配财富,那里财富的多寡才是分配的结果。所以,当一些经济学家说初次分配不公平,所以需要二次分配之类的话时,他们是不懂得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根本就没有“分配”这种概念,哪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只有在计划经济社会里,才有这样的概念。

麦迪逊在这里强调的是,每个人拥有财产多少不一样,所以,因为这种不同而对于很多问题看法不一样。因为这种财产的差别,才导致在一个社会里有富人和穷人,有债权人,还有债务人等,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就导致,一个群体的人对另外一个群体的人有看法,或者有意见,有不满。比如,比较穷的人,对财富多的人很不满,你们凭什么那么多钱,你们好像工作也并不比我们更卖力,但也许他们运气好,或者说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更多的财富,或者是他们从事的行业能够很轻松地赚到很多钱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不一样。正是这种财产的不同,让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让人们有不同的观念,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如果刚解决温饱的人对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不满,就可能要求通过立法剥夺富人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很多国家,通过民主的立法,实现了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权利的侵犯或者剥夺。它看起来是非常民主的,完全都是通过议会来制定法律的方式,比如,规定一个社会里征收累进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上要交45%或者70%的税,收入低的人交更低比例的税。但这种做法恰恰是美国的国父们,恰恰是麦迪逊,所担忧的,因为即使通过投票的方式也不能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最终会摧毁我们所有人的自由。所以,他就探索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麦迪逊指出,如果一个派系是在少数这边,就是说,少数人想要侵犯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时候好办。怎么办呢?我们通过多数决的方式,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一个共和政体的运作方式,正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实行共和即可防止少数侵犯多数的权利,多数可以轻易否决那些少数人的提议,让他们想要侵犯多数人权利的企图落空。这个不需要太担心。

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需要担心的是,如果是多数人企图侵犯少数人权利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比较麻烦。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社会里,多数人联合起来侵犯富人的财产权一样。这个时候,你发现,民主的方式,多数决的方式不奏效了,那就要想另外的办法。因为你不可能改变这种共和的决策方式,不可能推行少数决。这样是不可行的,多数决还要维系。麦迪逊提出,解决多数侵犯少数的路径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让多数形成的难度变大,或者说,增加多数人联合起来干坏事的难度。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代议制,在一个大国建立一个共和国。首先,应当放弃纯粹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实行直接民主的话,那多数人欺压少数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只要他们超过多数就可以了。没有任何机制过滤多数的激情,阻止不当的利益诉求。在直接民主社会里,只要多数人对少数人不满,马上就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所以,麦迪逊说,这种纯粹民主的方式是绝对不可行的,是非常危险的,不能实行这种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这个概念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发生了流变。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民主仅仅指的是直接民主,也就是,古希腊式的民主。对于这种民主,美国的国父们是反对的。

而在今天,民主通常指的是代议制民主,即间接民主。而对于这种民主,美国的国父们是不反对的,他们当时把它叫作共和。他们反复强调,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当时,民主是个贬义词,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了褒义词。让民主成为褒义词的人,可能是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较早地赋予了民主正面的含义,并把美国的政体称为民主制。当然,托克维尔并非无条件赞成民主,他也有很多担忧,包括多数的暴政等。

与直接民主比较,代议制的优势在于,一是不用那么多人亲自参与政治,只选举少数代表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过滤掉直接民主所导致的激情,防止大多数人因为不理智而企图对另外一些人采取不当的措施。还有,虽然代议制也可以在一个小国实行,但是,在一个大国实行代议制的话,优势更加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太小,人口太少,利益太简单,那么,形成多数派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因为利益不够多元,不够分散化。如果是在一个大国里,人口众多,规模巨大,利益也必然要比一个小国里更加多元化,人们的偏好,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也必然比较多元。而且,在小国中,代表较容易通过阴谋诡计当选,而在大国中,选举出称职代表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麦迪逊说,如果是在一个大国实行代议制的话,加上联邦制的好处,防止多数形成派系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个小共和国更容易导致派系的产生,因为人口少,利益比较单一,如果有少数人煽动一下,那么,多数人很容易支持某种意见或者看法。但在一个各方面差异都比较大的联邦共和国里,利益更加多元,舆论更加多样,为了不公正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形成多数派系会遭遇信任危机,因此,多数形成派系的难度就会更大。


作者简介

王建勋,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旨趣主要为宪政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译有《美国联邦主义》(上海三联2003年版),编有《大家西学:自治二十讲》(天津人民2008年版),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并撰有大量时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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