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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民主的困境

郑永年

 

从政治上说,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建立既符合世界潮流又适合自己文化传统的政治体制的问题。历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同样,20世纪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已经有人指出,任何具有“终结”色彩的政治制度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深入考察,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随着西方民主的扩散,不仅民主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民主的质量也在转变,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今天,无论在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这并不是说,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秩序没有问题了。相反,很多非民主国家也同样面临甚至是更为严峻的政治秩序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再次面临政治秩序重建的问题。探讨西方式民主之外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所要检讨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西方民主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散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问题?如何寻求西方民主的替代政治秩序?

毫无疑问,西方民主的核心在发生变化。这几乎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看,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二战以来,西方一直为民主能够整合国内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当然也会有人论证说,西方这些国家都能通过民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民主如果意味着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国家,人们并不能确信诸多小国家的并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态。从历史上看,西方曾经出现几波帝国融合和解体的过程。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既是帝国解体的产物,也是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帝国的解体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充满了暴力和战争。如果众多的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融合便会成为必然;而融合的过程往往不是民主的、和平的,更多的是通过暴力和战争。这一点几乎是历史的铁律,很难改变。

从理论上说,民主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经验上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暴力和战争的过程。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主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

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发展;而民主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处,扩散到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不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不同社会阶层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阶级分化的力量就会崛起,挑战现存民主国家。这个道理很简单。

马克思还是对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失。民主意识永远替代不了民族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种族问题之后,人们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2014年的弗格森枪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得脆弱。尽管美国已经产生了黑人总统,但民族问题依旧存在。在美国白人中间,并不乏痛恨黑人总统的政治人物和普通老百姓。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但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有效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收入差异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

就是说,西方民主是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民主形式的变化。也很容易理解,前者的危机也会导致后者的危机。

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民主化联系起来。在历史上看,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是随着民主化而产生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民主化之前,甚至在专制主义阶段。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和大众民主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民主化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但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历史地看,民主政治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并不很大。我们可以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其大部分制度都是建国那一代政治领袖建立的,后来只是修修补补。只有在20世纪30 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社会经济的动荡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情况下,才利用危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也试图为穷人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危机没有对政权产生足够威胁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力量很难妥协,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难成功。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在民主政治下,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但要他们之间作重大的妥协则非常困难,因此民主制度非常有利于维持现状。

大众民主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精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尽管也开始了选举,但本质上说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互相选择的过程,政治和经济体系互相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民主化的早期,政府开始和资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民主说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对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来讲,社会大众远较资本来得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民主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在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但问题是,谁来埋单?西方的政治人物不管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已经不能承担福利负担,但为了选票还得继续承诺高福利。而大多社会群体则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钱从哪里来?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也是当代欧洲危机的根源。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民主也很难建立一个强政府。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更进一步,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种多党互相否决的制度。这和上述民主的保守性有关。因为各种利益都可以被动员,如果在各种利益比较平衡的情况下,谁也成为不了多数,就造成了互相否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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