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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增订版『亚马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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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的基本思想

——《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增订版序

李元道

 

徐文立先生的著作《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之后,不少朋友探问他的基本思想和动机是什么,对于这样大的题目,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有幸蒙徐先生的信托,我试着阐述一二。

基于我几十年来的对社会现状以及个人在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深入思考,以及对徐先生的著作《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的探究;概括地说,我以为徐先生是在狱中的长考中深刻地认识到:背离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几乎是当今东西方社会的通病和共同误区。如何拨乱反正,已成为全人类必须回答的问题。他认为,构成人类正常社会秩序必须有三个重要的支柱,否则人类社会将陷入混乱、无政府主义、经济长期衰退,或独裁黑暗的光景中。

第一个支柱:人,生而平等。

要解释「人生而平等」这个真理,不能不回顾「天赋人权」这个基本真理。 

天赋人权源于拉丁文「jus natural」,应译为「自然权利」;中国早期译成「天赋人权」,后一直沿用。这种观念也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天赋人权」的观念也是近代欧美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十七世纪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启蒙该学说。在他的思想里,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所以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就有所谓「自然法」,与每人都具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他人不可加以侵犯和剥夺。为要保障此种自然权利起见,于是国家和政府,遂应运而产生。洛克不是让该学说走向辉煌的人物,关键人物却是法国人卢梭。

在欧洲十八世纪初的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及哲学家卢梭其着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其中所涉及的人民民主思想以及道德的政治哲学,吹起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在《社会契约论》中有很多关于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如

• 「大家生来都自由的、平等的,只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才肯让渡一部分的自由。」

• 「放弃一个人的自由,无异放弃其做人的资格。」

而最著名的就是篇首的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他这种思想极大地发展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信念「天赋人权」。即便是被称为理性主义者之父的笛卡尔,也在其《方法论》的开头就断言: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天赋的,平等的。

卢梭的这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似是矛盾的,因为自由与枷锁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以及存在的矛盾,卢梭却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这种困惑恰恰反映了真理与现实的悖论性质。一方面,人人皆「自由平等」是天赋的人权,是具有抽象性的真理;但这种抽象性质的真理却在现实中被「枷锁」。卢梭没有回避他的困惑,但也没有给出忠告。直到后来一位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他对卢梭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方向。

康德继承了卢梭的「人生而平等」的真理观察,为了解决卢梭所提出的人类「枷锁」的问题,后人将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刻在他的墓志铭上:「有两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而这个崇高的道德法则,则是称为上帝的「绝对命令」。正是因为本质上「人人平等」,所以人在终极价值自由追求的意义上也同样「人人平等」,因此他提出了人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三个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当然康德的上帝观,不同于传统基督神学的上帝观。他的上帝观念是在实践意图上建构起来的,它是向人而在的上帝,是道德的概念,是绝对道德信仰的体现。

这里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及其跟随者对「天赋人权」的观点认识。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天赋人权是积极的,肯定卢梭以及康德的发现:即真理的抽象先存性,但又矛盾地把「真理」当作了社会的特有产物。从基本上颠覆了真理与现实(实践)的关系,反对真理的先存与超然性质,而认为真理不过是「现实的总结」,是受经济与阶级制约的。这也是后来许多的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荒诞理论的重要依据。

「人生而平等」真理起源于绝对真理的存在。这样的思想比较让人难以理解,如同基督教的上帝是绝对的难以理解一样。然而就在这无法理解却又尝试理解的过程中,则极大的激发了西方哲学与思想文化的提升,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当然讨论「人人生而平等」,不可回避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基督教认为,人是神(造物主,上帝)创造的,神按照祂自己的样式造人,因此人是神圣的。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荣耀神。神造人的同时,也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职责。再者,由于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由此演绎出了人权的基本观念:

  • 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是不可侮辱的;

  • 人是神创造的,故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

  • 为了荣耀上帝和管理万物,人有寻求发展、接受教育、选择管理者(政府)等的权利;

  • 人的权利是神授(天赋)的、生来俱有而不是另外某人赋予的;

  • 在神面前,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平等的。

我虽不是神学大家,却十分欣赏基督教关于人类尊严和尊荣的论述,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之一。人权的普遍意义,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所以任何人——不论肤色、性别、国籍,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在社会生活层面,人人平等的真理表现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每个人的尊严与个人权利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无论是文化上的,诸如教育权、言论自由、持不同政见、思想体现等,社会不但应该包容,而且应该积极培养负责任的社会道德习惯来加以回应,确保个人人权不被任何借口来掩盖或牺牲掉。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一句名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的平等权应当被尊重。你可以不认可对方的话,但你必须学习尊重和容忍别人与你不同。这是建立正常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第二个支柱:人生而有差异。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差异」,差异不是指优劣,而是指不同。比如一个人的出生背景、受教育程度、社会角色等,是存在着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种族或群体个人,因为所在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时代环境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一位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和一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将他们放在共同的社会圈子中,你会发现他们所遭遇的社会待遇和个人适应能力表现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不是「生而平等」来决定的,而是先天基因及后天环境、时机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社会有差异(或不同)来否定「生而平等」的真理,但也不能用「生而平等」来机械式地推论人的差异不存在。

经验领域的差异,不该也不能否定「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前者是社会现象,后者是道德社会的根基。因为在社会经验中发现了不平等,所以才要追求那超然的「平等」。

承认人生而有差异,不代表人可以不平等对待。比如社会上有弱势群体,不要因为对方弱势,而忽略了社会有责任响应帮助弱势群体。恰恰是这种差异性,提醒人们需要从「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来回应弱势群体或少数人的存在,减轻弱势被进一步弱化的趋势,进而体现社会的道德价值和人性的进步。

人生而有差异,既然不能忽略弱势者的生存和基本尊严,当然也不能成为特权思想的依据。不劳而获与坐享其成是经验领域中的两个极端。承认多劳多得与社会回馈的合理差别,也是对「人生而有差异」这种现实的妥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妥协绝不是负面的响应,而是针对这种差异存在道德上的平衡。

人生而存在差异,是客观事实。但如何避免因为这种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义现象,却是需要整体的社会负起道德责任。因为人的不完美,因为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会将人生的差异转化成社会不公义。比如剥夺别人的权利,榨取不合理的社会资源,贫富极端化等。如果消极面对社会不公义,人除了不断丧失个人基本人权,反而更助长社会不公义的扩大与延续。而积极面对社会不公义,则可能分为两种:一个是暴力,藉助暴力来再平衡社会公义;一个是积极非暴力,就需要从诸如法律、社会福利、宪政、公民权来入手,以期达到相对公平的原则。

人生而有差异,造就了社会构成的多元化。而差异带来的多样化,进而形成的「多元化」,必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才得以持续,只有在社会的容忍度以及更高道德领域才能扩展提升。如果将这种差异放进政治范畴的话,这就需要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个体存在和社会群体存在的吊诡关系。法治的概念因此得以制定,以防备多元化因为人性的软弱与不完美而走上畸形的道路。

「人生而有差异」在现代观念看,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因人因时而可变动和转换。自古以来,「将相宁有种乎」、「唯上智下愚不可移」的观念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

人生而差异必然也涉及到政治领域。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其中提到两条正义原则:1)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情况下,拥有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a)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b)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

不可否认,罗尔斯最引以为傲的正义学说,是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当然他提出的这两个原则正是基于「人的平等权」这一信念。并藉此探讨如何回应改进因社会差异而造成的不正义现象。这种近乎形而上学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姿态,来回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当然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民主思想:政治是大众性的服务,而不是一党之私。

人生而「差异」,或许如同卢梭所说的「枷锁」。这种枷锁需要随着对真理「人人生而平等」的认识加深,需要加以对社会改造,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间或社会不同领域的新工具。这种新工具诸如「宪政」、「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等。如此,人生而有差异的这种现象就不会被误用成「阶级分类」或成为剥夺与我们不同之人权利的工具。反而,人通过教育来学习如何去尊重以及容忍差异,并建立彼此理解的和谐的社会,才是一个进步的社会需要积极探索和回应的。

同时,人类社会有了对「人生而有差异」的客观存在的真理的坦然面对,才不至于走上片面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特别是结果绝对平均的歧途,而让整个人类社会难以为继,地球环境难以为继,结果走向混乱、无政府主义、经济长期衰退、裹足不前的暗淡前景。欧美福利社会的弊端已经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了,应该成为后发国家的明鉴。

绝对的平均主义、特别是结果绝对平均貌似合理,然而在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所谓的绝对的平均主义、特别是所谓的结果的绝对平均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特权和特权阶层、独裁黑暗产生的温床,和绝对的普遍贫困的根源。

背离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几乎是当今东西方社会的通病和共同误区。这可能是徐先生认为当今最需要重视的一个「支柱」、同时也可能是让人们最难以接受的严酷现实。

第三个支柱:人,生而不完美。

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这样的争论,早在中国古代史上就有大的辩论。

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当然他的性本善的思想后来也成了后世所谓正统儒家学说。宋代以后流行的《三字经》的第一段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继承了这种思想。

在先秦的人文大家中,有一派是极力反对孟子的性善论的,而主张性恶论。这一派的代表就是荀子。荀子说「人之性生而有好利、有疾恶、有耳目之欲,顺此之为,必致天下大乱,故性恶明矣」。他的思想基于人在本性发动的时候,必因需求之冲突而致为恶作乱。「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荀子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等,都是人的自然情欲,也是人的性恶的表现。而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

不论从本性上或是从后天的形成过程来观察人的本质,基本上都反映出了「人,生而不完美」这样的实事。虽然也有说过借着教育可以使人变得善良,但是所谓教育原来也是「伪善」合理化的过程。

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人不完美更多地是基于对宗教的认识,如卢梭,他说「天造之物,一切皆善,一经人手,则变为恶。」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信仰把人类的不完美归类为「罪」的影响。而「罪」相对人类而言,更多地倾向于指向人灵性上的远离上帝——绝对的美善者。而显明这罪的工具,就是旧约圣经所谓的「律法」。罪、灵性的堕落、人道德的瑕疵、律法的需求、人绝望的地步、救赎的必要——这不可颠倒的顺序,把人类对律法的要求,转而对灵性的救赎要求。对基督教的信仰而言,律法不过是手段,无法救赎人类灵性的堕落。人类的救赎无法借着自身的完善来达成,需要上帝的直接介入——救赎主耶稣基督,借着祂献祭式的救赎,使人在一种超越的经验里得以提升。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智慧之处。

人,生而不完美从道德的层面而言,反映在道德所具备约束性和社会标准。人需要道德约束,不然人的软弱就会引起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当道德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成了公众所共用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我们参与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又被法律所约束。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法律是裸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有人也曾说法律是最低道德的底线,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必然是反动和黑暗的。从法律的社会规范性质和维护基本人权价值观而言,这种论述不是没有道理。

什么是道德?道德与法律有何关系?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日常所谓「道德」,就是界定在社会关系中甚么事应该做、甚么事不应该做的标准。它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有时体现为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如果按照儒家的思想,治理国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就成为相互的关系。道德具有普适性,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不论身份,全皆适用。而从道德延伸到法律,也必然是普适性的,无论是政党或群体个人,都需要遵守,也是人人平等的。就个人而言,任何人的自由需要是在法治的制约下行使;就公共权力和群体而言,法律也起到制约公权力滥用的作用。没有法律制约的公权力也是没有道德的公权力。就当代中国而言,要实现以上提到的三个支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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