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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亦即轴心突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轴心突破中,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其中孔子又最有代表性。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通过轴心突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走向。

中国轴心突破的主要线索是从宗教意识到人文意识的转换。轴心突破的酝酿期可以上溯到西周初期。西周建国,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

其最可注意的是两个变革:

其一,从上帝观念到天命观念的变革。从商代的人格化的上帝转换为周初的道德性的天命,淡化了最高人格神的观念(《诗经》中甚至已有对人格神发牢骚的诗句,所谓“昊天胡不仁”),突出了最高道德存在的观念。

其二,从神的意志到人民意志的变革。周初文献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主张,和西方中世纪的“神之声,民之声”异曲同工。以周公为代表的礼乐传统,动摇了上古所谓“绝地天通”后地上的王独自代表天上的神,垄断天意(神的意志)解释权的传统,而将天意落实到民意,提出“天命靡常”,统治者乱来,激起民愤,天意就离他而去,他就要完蛋了。

周公只是个预备,周初礼乐传统还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诗经》中还有“小心翼翼,昭示上帝”这样的诗句。到了春秋时期的孔子,遂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次精神突破。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观念,继续强化周初以来从神到民的价值取向,天的地位不断下降,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则推进并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精神突破:

其一,人文精神代替宗教意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其实就是排斥了上古以来的巫术迷信等原始宗教信仰,培育一种人文理性精神。孔子出身的儒,本来和巫术有关,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但孔子却颠覆了儒的传统角色,将儒塑造为人文精神的赓续者、道德使命的承担者。孔子自己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后来朱熹解释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就是说,孔子远离宗教世界,不被鬼鬼鬼神神的问题所迷惑,而专注于人间伦理道德的培育。

看今天那些打着弘扬传统的幌子又是易经、又是奇门遁甲,装神弄鬼、掐来算去、故弄玄虚、招摇过市的“国学大师”,哪里对得起孔子?

用人文意识代替宗教意识,孔子关注的重心就放在人间世界。殷代以来本来就很模糊的天上世界,到了孔子这里,被完全移出视野。

怀疑乃至疏远鬼神世界,拒绝否弃此生、向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宗教向度。孔子的精神突破,就培育了中国人“重此岸,非彼岸”、只认一个世界的文化性格。中国社会,从上层到民间,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性格。民间谚语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大文豪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流行歌曲也是这种价值取向:“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就连中国人的宗教心态也是如此。例如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凡人得道成仙上了天,还要鸡犬升天,甚至房子院子都带着,神仙世界不过是人间世界的升级版。道教更有“地仙”之说,索性就在地上,也就是人世间成仙,神仙其实就是不死的人了。

其二,伦理主义统率人文精神。

如果说人文精神代替宗教意识,是孔子实现的第一项精神突破,那么伦理主义统率人文精神,则是孔子完成的第二项精神突破。

庄子评论孔子有句很到位的话:“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孔子的学生子贡为庄子的看法提供了证据,他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听老师讲过性啊、天道啊这类形上问题。

人间世界之外的事,孔子搁在那儿不讨论,形上问题、本体论问题,孔子好像也没兴趣,至少没有列入给学生讲课的教学大纲。孔子的做法有点像今天的现象学,把所谓形上问题、本质问题、彼岸问题、本体问题悬隔起来,不予讨论。

如前所述,孔子集中关注的就是人间世界的伦理建设,他揭橥(zhū)的人文精神以道德理想为核心诉求,来自周公的礼乐到了他这里,已经从政治宗教秩序的形式建构化成了伦理道德精神的实质培育,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就是所谓的化礼为仁。

伦理主义统率人文精神,是中国轴心突破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伦理高于政治,伦理高于科学,伦理高于历史,伦理高于宗教,伦理高于学术。

极而言之,甚至伦理代替政治,如孔子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甚至伦理代替宗教,如荀子云:“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甚至伦理代替历史,《春秋》所谓“微言大义”,如董仲舒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历史事件不过是工具,要通过它宣示政治应遵循的伦理道义。

这样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导致中国在轴心时代形成了伦理宗教政治混为一体以伦理为主干的意识形态。例如“孝”,是伦理规范,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又有宗教意义,孔子说它是“天之经,地之义”;“孝”还是政治要求,古代社会,不孝可以判死刑。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就其主要性质来说,适如李泽厚师所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先伦理后政治,先做人后做事,伦理精神渗透政治运作,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用庄子的说法,就是“内圣外王”,用《大学》的说法,就是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以人间世界的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导致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就出现了一种倾斜:由于专注于人间伦理问题,在儒家范导下形成的中国思想特色,从思维层次来说,重实用理性、轻思辨理性;从思维方式来说,重直觉了悟,轻逻辑分析。体用不二但重用轻体,情理交融但重情轻理。它们孕育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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