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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鲁迅的孩子

——谨以此文献给鲁迅诞辰135周年

朱大可

 

中学时代,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读完了《鲁迅全集》。我是在鲁迅的话语摇篮里长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鲁迅的孩子。除了他,我还能崇拜谁?我们的文学苏醒都是从鲁迅开始的,我喜欢鲁迅的长相,他的酷劲,他的气质,完全超越了同时代人,具有罕见的视觉力量。

在当时,对于鲁迅的官方评价,我们没有任何反思力。鲁迅在论战时喜欢称敌手为“狗”,例如他称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又称施蛰存是“叭儿”,他都可以这样开骂,我们为什么不能?

对我来说,鲁迅的真实面目,直到1990年后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特别是1994年到1999年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是我心智走向人类化的过程。在遥远的岛屿,我获得了理性反观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契机。

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

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

反省鲁迅,也是反省自身,也是学着从自己的书写里削弱、删除那些仇恨和暴力的成分。鲁迅那种人身攻击方式,为世纪下半叶的暴力话语,提供了激进的榜样和道德合理性。

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文化批评是一种容易陷入憎恨的学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

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

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鲁迅是仇恨的象征。面对腐败和不公正的现状,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仇恨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强大能量。但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鲁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组合体。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而在终极的意义上,爱才是支撑社会生长的伟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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