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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

袁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今50周年了,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研究,中国官方也否定文革,但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划定一个框框后,就不准再深入剖析了。其实,文革的根子及牵涉面既深且广,囿于种种限制,国内对这场劫难的反思分析还很不到位,以致近来缅怀赞颂文革的势头火旺,有人甚至希望中国再来一场文革。

文革“始无前例”也怪诞离奇,说其是一场“革命”也好,“浩劫”也罢,都须追溯源头,说清楚为什么当时中国会发生一场如此规模的“伟大运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文革绝非中国的孤立事件,需要放眼世界探明其国际背景。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其性质是意识形态革命,或曰意识形态癫狂!是国际共运遭受全球失败后,中共绝望地奋力一搏。文革失败也标志着支撑其发狂发飚的高调意识形态的破产,从反面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另寻出路提供了口实。没有文革这个“反面教材”,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将难以启动,说清楚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前“深化改革”清除意识形态障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革因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

1966年平地一声春雷,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中国也一直在热火朝天干革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革命就纳入了苏联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1949年中共建政,并非革命胜利或终止,而是新的起点新的阶段,直到文革发动的17年间,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漫长的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各国,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即步步实现共产主义!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可称之为“共产革命”。

共产革命虽漫长,长达百年须几代人的接力,但绝非遥远至看不见摸不着。斯大林、毛泽东乃至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领袖,考虑的就是及身见到共产主义,种种革命与建设,也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他们的言论当时都是公开的,在报刊上随手可查到。广大共产党员“干革命”,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连我辈“少先队员”们,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事实人所共知。而这也正是文革发动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前的1950-60年代,中苏都热情洋溢地力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都没有成功,共产革命遭到了全球性挫折。怎么办呢?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谓“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文革即是他作出的回答。

追溯源头,共产革命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游荡的幽灵”,是共产主义而绝非社会主义。马、恩所说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绝非遥远,因现实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达到,后来人们才有作为短暂过渡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但马、恩本人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且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列宁虽讲社会主义,但作为过渡也只是个短暂时间,顶多也就几十年。列宁论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垂死即将灭亡,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在眼前。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常演说共产主义社会自己虽看不到,但听讲的年轻人能见到!并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次他还具体把脉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不能打算见到共产主义社会,但15岁左右的人能见到并将自己建设共产主义”。按列宁的推测,最晚大约20世纪50-60年代,共产主义社会将降临人间。

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苏联不惜代价作了巨大努力,理论上也不断“修正”“创新”。斯大林掌权后断言共产主义可在一国首先实现,而非马、恩所说在英、法、德、美带领下全球同步进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苏联宪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宣布:国家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然此时的苏联虽初步实现工业化,农业却因集体化饿死人千万,“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把屠刀挥向党内,而被处死的大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遗言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二战“延迟”了苏联迈入共产主义的进程。1953年斯大林死,赫鲁晓夫掌权后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口号。1961年联共(布)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党纲”,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比列宁的预测已迟了20多年,但苏联大张旗鼓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

由苏联一手操办并完全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最初党纲有“最低”、“最高”之分,但“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遥远。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上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毫不隐晦地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声言: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蒋介石“清党”的口实。中共也参加国民革命,后毛泽东亦有“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但对共产革命却一直未遑多让,凡反对者或有所迟疑的都是反动派。共产革命前的所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短暂铺垫,凡跟不上步伐者即可能堕为反革命。申请入党者憧憬的都是美妙天堂共产主义,而非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非短暂过渡的新民主主义。20年代初邓小平在苏联填写个人简历,满怀激情地写着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党,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赵紫阳回忆:“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文革中被批斗冤死的张学良弟弟共产党员张学思,临死前表白:“忆今生愚氓迟钝殃祸自取,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1975年周恩来临死前,在医院仍撑起病体,用颤抖的笔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这位也身染重疾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早治眼病”,毛、周临终之际,都记挂着共产主义。长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当了30多年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虽遭文革残酷迫害,平反后他见到老战友李雪峰,仍表白:“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中共革命就是要及身建立共产主义。

中共建政《共同纲领》虽打新民主主义牌,但不出数年就违背承诺,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赵紫阳说:“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所谓大跃进,就是要“跃”入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死亡,让毛泽东有了争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机会,他提出“超英赶美”,要与“老大哥”苏联竞赛“穷过渡”。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绝对平均,大获毛赞赏。薄一波回忆毛当时说:“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时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议论纷纷,都认为人间天堂就在眼前,河南修武县制订了3年丰衣足食,5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莒县制订了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狂热”,绝非偶然!也并非毛泽东个人好大喜功,因为马克思既早已“科学地”断言: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列宁预测1950-60年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扬鞭催马,就必然要求大干快上。若要等个千年万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还要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干什么呢?那不是背离了信仰初衷吗?所以共产主义容不得等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否则马列主义还算不算数?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毛说资本主义世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发出战争叫嚣,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为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不惜一战!“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狂热的中共领袖多次声言,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公然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重申:“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听者无不怵股震惊,毛则泰然自若。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共产主义的几次讲话,均集中在50年代中期,这绝非一时兴到出之意气,而是有其深刻原由的。因为马列预言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限已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多少事,从来急”,时间不等人,不干不行啦!所以对内大搞大跃进“穷过渡”,对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迫不及待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时也说: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

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对苏联、中国及国际共产主义阵容都是严峻考验,两大阵容互相叫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而西风猎猎阵阵强,马列学说在实践中到底是无法兑现,共产主义壮志豪情被残酷现实击了个粉碎!大跃进非但没让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反而闹了个饿殍遍野,“老大哥”苏联也始终无法进入共产主义,且专制愈烈国势日颓。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其时美、日、欧正酝酿新的微电子科技革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世界革命连影子也见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分崩离析,中苏竟闹意见分道扬镳。虽然毛打肿脸充胖子加大力度支援世界革命,到处扇风点火搞反帝反殖武装斗争,但中国连台湾也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国际共运前景并不看好,国内人民也饥寒交迫,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怎么办?中共头头毛、刘、周、朱、陈、林、邓,要作抉择要予回答!

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国庆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飇:“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让帝、修、反一起来吧,他公开点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名,同时也暗示了苏联,“四面八方的反动派一起都来进攻中国吧,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说起来似乎豪气冲天,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底气,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内外交困。文革前夕陈毅元帅莫名其妙的战争咆哮,“迅雷发叱咤”,反映的正是中共在国际孤立状态下末路穷途的焦躁心态,其发狂发飇反映的是中共对全球共产革命失败的绝望。“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如何应对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怎么搞?中国向何处去?中苏之间及中共领导层出现“路线之争”,已是势所必然,感情用事不服输,应对无方穷折腾,则中国要出大事会有动乱也是必然!

二、文革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

面对共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的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毛泽东以发动文革作回应,是继续革命斗争派,简称“斗”派(毛派)。另两派可概括为“改”派和“拖”派,改派即务实改革派,以赫鲁晓夫及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拖派不改也不革,竭力维护干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继续愚民欺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走老路拖一年算一年,勃烈日涅夫集团为其代表。斗、改、拖三字,述说的是一幕大型历史剧,反映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国际共运惨烈的“路线之争”,其时代特征毛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运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红色苏联的阴暗面和斯大林的罪恶,开始扭转国际共运激进方向,对外求与西方缓和,对内搞“物质刺激”改革,提出“三和两全”,与强大的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氏冷眼相观,最后是公开批评,终于触怒了毛泽东。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毕竟失败了,毛被迫收缩战线,自己“退居二线”,让刘、邓出面收拾烂摊子,内心却如油煎汤煮,不服输还要缠斗!“天地转,光阴迫”,今后怎么办?理论上得有说法,实践上得制定新的路线,否则,执政合法性会受到挑战,弄不好得下台。毛于是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在国际上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苏共论战,发表了“九评”。国内则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阶级敌人及帝、修、反发起凌厉攻势!理论上也有所“创新”。

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马列旗帜,他在尝试改革的同时,也兜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却被毛批为“现代修正主义”。改革也得罪了党政干部既得利益官僚,在内外交逼之下,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退休”。此前中共曾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之九),专批“赫修”,此文毛曾动笔修改,亲自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以说明苏联已变“修”,共产主义是“假”。佛教居士赵朴初写了散曲《哭三尼》,戏谑帝、修、反头子肯尼迪、尼基塔、尼赫鲁,1965年被毛亲自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壮怀激烈,嘻笑怒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虽辞气不挠,却也和陈毅元帅一样,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革前夕中共高层悲情弥漫,纠结于空洞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已是极不正常。

然苏修继位的勃列日涅夫们,却并不理会毛的挑衅,他们不顾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按既定方针继续实践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搞起了掩耳盗铃把戏。1967年苏共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至于那一天宣布进入,则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耍无赖。对此中共进行了无情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提出反修防修,针对的就是苏联,也是做给苏修看,毛说“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马列新路来。

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不能兑现,毛于是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原来预设的短暂“过渡期”,无限扩大为“相当长”,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文革中毛曾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说“反修要坚持一万年”,齐氏求减,毛答应“减少两千年”,齐氏求再减,请中苏和合,毛回答“不再减少!”林彪插话:“坚决不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产主义何时实现?已是天晓得!毛也不过是挺直腰杆耍赖皮。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虽实现不了,但不能放弃,还要继续革命,更要斗争要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于是将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不满刘、邓为整治“大跃进”后遗症,向私有制退缩搞“三自一包”,认为是追随赫鲁晓夫。警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说中央不听我,就带林彪上山打游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发动即从意识形态下手。

老毛“倒海翻江”穷折腾,中共务实求治的一线领导“刘邓陶”、“彭罗陆杨”、陈云、邓子恢等,对于发动文革竟不能有半点制约,反而是坐以待毙应声而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早已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苏式政教合一政体,教在政上,谁掌控意识形态,谁就执掌了政治话语权。文革中毛曾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他独衷情于“导师”,即红色教父,这比当主席当总统要强万倍。毛的拿手好戏是操弄意识形态,文革的性质就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所谓“文化”,指的就是意识形态。毛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毛式造反口号:“破旧立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都是从马列意识形态“纯洁性”出发,以教执鞭,以教杀人!举重若轻打击一大片,若单纯使用行政力量,抑或是动用军队,都无法达此效果。由此毛敢当面训斥二把手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动小手指,就可将你打倒!”1966年“8.18”检阅红卫兵,已失势的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伍修权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但毛“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将蚂蚱说成是凤凰。毛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也谈不上是共产主义文献,然经由教主说出,立即着了魔。毛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筒化为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于是成了文革关键词,整个国家瞬间即陷入宗教般的造反狂热。

十年文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观,轰轰烈烈却又癫狂错乱,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一派狂热,激情抑制了理性,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压制了人性和基本伦理,路线斗争让人是非不分,阶级斗争使人心灵扭曲,斗私批修让夫妻反目、父子对垒。文革发动的基础,是长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本质上是一场愚民运动。本来大跃进失败共产主义实现不了,不仅毛的声望下降党的威信也降低了,但党加强了封闭式宣传灌输,隔绝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资讯联系,妖魔化“帝修反”,毛大搞“政治挂帅”个人崇拜,使其威望不降反升,亿万民众充盈着愚忠心态,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李慎之说文革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统治的极权主义”。毛被捧上神坛,蛰伏多年的毛妻江青公然走上前台,颐指气使到处煽风点火,经长年洗脑的红卫兵小将,一经教唆就大打出手,“破四旧、立四新”,充当闯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如宗教裁判所,谁革命谁反革命凭其一句话,一出口就置“第四把手”陶铸于死地。长期愚民宣传造成意识形态癫狂,看过彭德怀“自述”而有所醒悟的首都红三司司令朱成昭说:文化大革命“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文革对知识的践踏、对人的戕害、对道德和法制的蔑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破坏。叶剑英元帅后来披露:文革有1亿 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250 万干部被批斗,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毛仍一刻也没有忘记实践共产主义。文革有一出戏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就真切地反映了老毛心思。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后,毛仍魂牵梦萦耿耿于实现共产主义!

早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毛泽东就派其亲信侍卫汪东兴到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在小范围仍实践着共产主义。文革时更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竟停止全国高考10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最近戚本禹撰文回忆1966年文革之初,亲聆毛讲“五·七指示”。毛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毛侃侃而谈马克思批评哥达纲领,及东汉末张鲁设置义舍,“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提交的一份部队办农场养猪的报告,竟又引发了毛的共产主义暇思:“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领导也要定期劳动,和大家打成一片”。毛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陈伯达表示:“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于是发布“五·七指示”,党政军民学都“走五·七道路”,工厂、学校办“五·七农场”,机关办“五·七干校”,实践共产主义。毛的空想立马变成行动,却又害苦了一大批人,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

文革发动与共产主义仍干系不断,“五·七”指示发布后,不几日就发布“五·一六”通知。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因为“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2月即遭叶剑英等老帅质疑,却又被毛斥为“二月逆流”。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狂热气氛中,文革大反“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八级工资制”,破资产阶级法权,贯彻“破私立公”,坚持“一大二公”,批刘、邓为“走资派”。时26军政委程世清少将率部入江西“支左”,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见到疏散于南昌的陈云,说要在江西搞大跃进,1970年程果然在江西搞起了共产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拆旧屋建新房,农田建设统一标准,并编了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共产经”念起来顺口好听,却再一次把江西老表折腾苦了。文革中“共产风”再次在全国刮起,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5年普及大寨县,勾勒未来集体化路线图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毛说:“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基础上,毛又提出“革命加拼命!”号令亿万民众不计报酬蛮干,做社会主义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中国人口太多“大锅饭”实难吃饱,毛转而指示刚获政权的小国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曾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宋成就明确表示,我们不要“过渡期”,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夫妻家庭关系,连城市也不要,统统到农村过集体生活,全民“吃大锅饭”搞共产主义,结果又饿死人百万。

然而,直到1976年毛死,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中国还是柬埔寨,都未见踪影。这年元旦毛调侃式地刊发了《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这首词写于1965年秋,立意为反修,讽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文革发动时还大量印发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以几个留学苏联的日本大学生的观察,说明苏联社会已经蜕化变质,我记得其中谈到苏联青年人喜欢穿“牛仔裤”,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变修”的表现,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毛式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文化大革命作了尽情的表演,实际上比“土豆烧牛肉”式“仙山琼阁”还要荒唐。所谓“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亦工亦农”的“五·七干校”,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滾一身泥“脚上有牛屎”,“斗私批修”做共产主义的“新人”等,其实是落后的小农式共产主义,是反智反资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十年文革“探索新路”,并没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毛无法在事实上、物质上拿出好的共产主义标杆,就转而求诸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穷折腾,活学活用毛著作,大树新人新事新风尚,精神变物质,以求“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实际上是上演了一场愚民滑稽剧。这场戏越往后越难演,但毛老了行将入土就木,也就顾不得那么多,还要狂斗下去:“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文革癫狂的反面:改革与开放

文革所谓“共大”、“五七干校”、“新农村”、“大寨县”等,继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让中国民众再一次遍尝毛式小农共产主义的滋味,赵紫阳说是“越干越落后”。文革时“在地狱中坚持思考”的思想家顾准认定:“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文革失败,宣告了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破产!乌托邦终究为虚假,高调再怎么唱,也只能是空对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毛主义并不是被人驳倒的,而是被百年实践证伪。上世纪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惨遭失败!苏联垮台是一个标志,中国文革破产也是一个标志。普京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更受到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审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被官方彻底否定。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实现不了,西方不亡反而蒸蒸日上,已经表明马列主义不是“真理”,马克思没有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也没有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老毛不服,想另辟蹊径,在死胡同中穷闹腾,文革也算一场“共产主义试验”,是没有希望的垂死挣扎。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癫狂作为反面教材,让国人领略了共产革命的丑陋荒唐。赵紫阳说文革让他“大彻大悟”;胡耀邦说:“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能再癫狂胡乱革命了,要回归常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私有制发展。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正常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与国际接轨”。胡锦涛也说“不折腾!”

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搞马列毛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修正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说法是“打左灯,向右拐”。毛指称刘邓为“走资派”,并没有说错。但不搞市场经济不搞资本主义,中国就发展不起来,中共也撑不下去,境况将更加悲惨。马列毛主义被实践证伪,刘邓、赫鲁晓夫等改革派较开明,想另寻出路。勃烈日涅夫等腐朽平庸的“拖派”(这种人在中国多得很,当今尤甚,所谓“维稳”者,恕不具名)无所作为,只能是等死。激进的“毛、张、江、姚”意识形态“四人帮”(王洪.文是刘盆子,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做帮首),枉顾现实缠斗蛮斗(国际上格瓦那、波尔布特也属“斗派”),只能是给人民徒增灾祸。周恩来、康生集团曲意奉承(康生是周恩来“特科”老部下,临死时按周旨意揭发江青、张春桥为“叛徒”,康老奸巨滑其实更象周之为人,将其说成是“四人帮”一伙,是极大的误会。康的秘书李鑫更最早提出逮捕江青等),助纣为虐;林彪、陈伯达等先是入伙加炊,后被抛弃,这些人均属“斗派”。“斗派”只要圣教圣旨,不顾人民死活,“改派”虽也不弃圣教,但心中装着人民,乞望人民能有口饭吃。务实改革派在理论上“站不住”,却是共产党的唯一希望,况且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切实目标,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一世枭雄,对于自己的失败命运是否清楚呢?应该是清楚的!毛临终前说文革“搞不好就血雨腥风”,“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怕遭清算。他固执地说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文革即其之一,容不得任何人反对,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再次打倒小平,却也留了一手,未开除党籍。毛、邓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信仰都很坚定,对苏联模式都有不满,都主张有所改变,斗与改,是一个硬币的左右两面。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也震动很大。毛的秘书胡乔木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毛并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还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毛比“右派”还要“右派”。当然,这都是毛死后胡乔木等人的追忆,毛在何种情况下说过这些话,当时人民并不知道。

然而形势比人强,虽然广大民众被禁锢,以为国外水深火热,有待我们去拯救,但高层知晓西方世界微电子科技革命,经济在蓬勃发展的事实。故陈伯达1969年为林彪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将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电子化”,一字之改,颇具见识。林、陈也主张发展经济,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赵紫阳说:“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毛则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人多,开始把“计划生育”纳入其乌托邦工程。当时报刊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的部署是“斗、批、改”,对苏式干部官僚体制下狠手,“踢开党委闹革命”,又建立“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林彪事件打乱了毛的部署,文革逐步失去控制。毛改革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朝“左”的方向。毛并非不清楚东西方差距在拉大,却头撞南墙不死心,内心很是纠结,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最后对文革竟不知如何收场,在“接班人”问题上举棋不定。

但中国的发展航向,在文革后期还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不是朝共产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这就是1972年中美破冰,结成准同盟共同搞垮苏联。

文革“反修防修”,1969年在“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队,虽然苏联以牙还牙在新疆铁列克提也歼灭了中国一支巡逻队,却仍不善罢甘休,企图用核武器对中国动“外科手术”,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提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将苏联视为中国“头号敌人”,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林副主席发布“1号”疏散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形势十分险恶严峻。中共宣传部门后来描绘毛指挥若定,大手笔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其实恰恰相反,主动方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不能容忍苏军坦克象入侵捷克那样侵华,警告“新沙皇”不许对华动用核武,并主动在华沙、维也纳追着中国外交官通报,毛是被动被迫接纳了美方好意,老帅们研究当时局势,也认为联美制苏是好棋。毛于是在中南海与素有“反共老手”之称的尼克松总统握手,“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

20年不到,毛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叫嚣美帝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红世界,到投入美国核保护伞下,共同对付北极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先前哭丧“三尼”,如今却盛情款待第四个“尼”(克松),翻云覆雨确为政治变色龙,苏共指责毛为国际共运的“叛徒”,一点也没冤枉。但毛也无所畏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生怀抱政治浪漫主义。田中角荣首相来访,毛主动不要日本二战赔款,在地图上将北方四岛改画归日本。中美、中日破冰,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所谓“大分化”、“大改组”,“三个世界划分”,都是乱弹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晚年毛也顾不得国际共运前景了,反而坦言右派朋友更可靠,对尼克松说反帝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联系起上述胡乔木等追忆的毛“右派言论”,毛到底是左还是右,或“形左实右”,似乎就很难说了。然毛属“斗派”极左不成问题,“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极左理论,毛的一生作为,都说明他是一个马列激进左派!1973年毛还令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叶剑英对美软弱,是“投降派”,不想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准批左只准批右,不搞修正主义,最后却又不了了之。说明毛当时对联合美帝反苏修,内心也很纠结痛苦,崩得紧紧的意识形态这根弦,很难很难松解。而上述一切又当作何解释呢?说明即便象毛泽东这样狂热死硬的共产主义极左分子,在世界发展大势严酷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弯下他那傲慢的身躯,接受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虽然内心百般不服,却也无可奈何。高调意识形态是欺骗人民的,一阵癫狂之后,一切都归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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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文革的缘由与祸害,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文革是另类的共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所谓触及灵魂,其实是主义幻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垮台也20多年,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不存在所谓“高潮”与“低潮”。毛死后中共改变路线,改革开放,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现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这在毛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试想:“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两千万吨的指标也完不成,如今搞市场经济,中国年产钢7-8亿吨,产能过剩要限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在文革,却是要遭痛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左意识形态吹牛说假,颠倒黑白,祸患无穷,不改弦易辙,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对极左思潮意识形态根源不作深入剖析,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现在仍有人以教执鞭,鼓捣乌托邦愚民惑众,希冀回归老路,以致左风又起。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搞改革,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但仍有死硬分子不服输,要作困兽之斗,共产主义不能及身而见,就“继续革命!”叫嚷须“几十代人不懈努力”,这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人受极左意识形态残害,吃的苦够多了,要吸取“空谈误国”血淋淋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没有必要为乌有之乡再作无谓斗争再作牺牲了。被百年实践反复证伪的学说,该抛弃就果断抛弃,解开意识形态死结,“让思想冲破牢笼!”决不能让愚昧癫狂的文革,在中国再次上演。(201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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